三、区隔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归原儒学的本来面目

很多年前，看到有人说屈原是儒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和疑惑。现在，我敢肯定地说，将屈原列为儒家，是绝对的误判；这误判的根源，在于对儒学的误解。最常见，最习惯成自然的误解，是一看到说圣人，一看到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贤士君子，说美德修养，节操追求，说仁义礼智信，就马上条件反射式地想到儒家，并立即“兵不血刃”将其统统归之于儒家了。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成功的催眠术。

将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孔、墨、庄、孟、荀、韩、及孙武、公孙龙等一干姓氏，分门别类，最终定名为所谓道、儒、墨、法、兵、名、农、纵横家云云，始作俑者，通常归于《庄子·天下篇》，其后是《荀子·非十二子篇》，《吕氏春秋》，《淮南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最后由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定调、拍板，扎绳、竖碑。在这一逐渐清晰、强化、固化的替先人“分家”、“分财产”的过程中，由中国（包括当时中国本义的周边广大地区）远祖先民，三皇五帝，特别是夏商周三朝，又特别是文武周公——核心人物是周公，所开创的文明源流，文化成果，至此，如同祭祀天地、宗庙所用之羊、猪、牛太牢，被大卸八块，分入各家。

这一点，《庄子·天下篇》说得很清楚，“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古之人其备乎！……其运无乎不在。……《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春秋》，指当时各国之《春秋》，非单指鲁国之《春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这段话的几点意思十分明确，其一，后世所谓的各家各派，曾有过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和母体，他们的学说皆本源于此，传承于此；二，《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各家各派共同的文化典籍和财富；三，天下大乱，政治分裂，是导致学术分裂的根源，缘由；共同文化之中，各取一端，衍变为各家文化，并各生壁垒，在各自的实践运用中，相互抵制；四，每门每派的文化，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易之说，都是有着很大局限性的一家之言，他们之间的相互抵制，致使大道不明，但他们自己，都坚信唯有自己的学说，才是正确的道理。

从这里，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可以清晰看到一个事实，先秦时期，正在形成中的儒、道、墨、法、名、兵、农诸家，是一群无论起源、出身、地位，完全平等，谁也不具有特殊性的流派。他们既分担、传承着共有的中华文明早先成果，本身又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文明新的源头之一。第二，成长初期，共同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庄子·天下篇》中，满眼是圣王、道德、仁义礼乐，君子百姓（都是正面用语，非讽语、反语）；庄子本人，也是个颇有气节感的形象；老子讲无为而治，孔子也讲无为而为治，“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有人会认为墨子与礼义仁智信无关么？只不过想法、说法跟你不同而已；《孙子兵法·始计篇》开篇即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因此，孙子就是儒将？或者，孙子也被“儒化”了？此类语句，诸子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它们是其主人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证明，而非是天下归儒的证据。所以，看到《离骚》中有“依前圣之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修绳墨而不陂”，就认定是屈原是儒家，这就只能是另一版本的指鹿为马了。

如果说把先秦以前的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相区别，还不是件太难的事，那要把儒学与秦汉以后的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相区隔，其难度，就简直让人头晕目眩。不过，有了上面一段文字的了解与认识基础，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展开对于儒学联想的某种头绪：

“国家精神可以定义为（虽是贬义，但很准确）使人们在感觉、行事和思考中，把任何既定社会的一部分都视为该社会总体的一种精神”。

一语中的。

正像现今谈论国学复兴，不可能离开国家背景一样，儒学在两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力的建立、生发，其及本身最后的命运归宿，始终是和国家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联系，从外观上看，起自秦末汉初，一位叫叔孙通的儒生，和汉高祖刘邦达成一桩“装修合同”。随后，随着中国历史的不断展开，一些被后世视为标志的事件人物，断断续续登场：董仲书，汉武帝，白虎观会议，西晋的司马礼教，隋唐科举取士，两宋文人治国，元世祖悦而受之（儒教大宗师），永乐皇帝的《性理大全》，清康熙朝，程朱理学再次获得最高官方式复兴。

这样一条皇亲化的脉络、线索，至少可以使我们萌生两点非常现实的遐想：一是借助最高统治威权的绝对主流，硬刀子、软刀子与鲜花、糖果同时并用，你不儒不礼？你非儒非礼？你腹诽儒、蔑视礼？轻则将你自然排斥于主流体制之外，让你喑然于今生，寂灭于后世；重则斩立决、杀无赦！从肉体上彻底毁灭。——朱元璋在亲手编定的明朝重要刑事特别法《明大诰三编》中，直截了当地表示：“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其二，根据我们懵懂半生，恍然一时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世上任何的政权，出于自身考虑，必须活埋于己不利的历史真实，放大对己有利的声音、图像，造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江山一统、我武维扬的虚幻景像。试问，什么样的造势，造得过皇帝“御驾亲征”的效果？什么样的炒作，炒得过国家坐阵的“海市蜃楼”？于是，当今邀上俩老外，就可以称为国际活动；儒学，由国家最高元首钦定的意识形态，能不是国家级的主体、核心、代表么？至于那些“异端”、“杂碎”，甭管他们有着怎样不同凡响的思想与情怀，震憾与冲击，全都得沦为“默片”、“小道”、“野说”、“野狐禅”。

这，算是儒学的外王之道吧。

从外表到内在，我们不妨再来打量一下儒学的内圣之旅。

内圣外王这个词，好像本来出于老庄，后来不知怎么，成为儒学的人生标尺。春秋后期起，道术为天下裂，各门各派的藩蓠、壁垒渐起，一些指桑骂槐，打情骂俏的话语，也就纷纷出笼。孔子还算斯文客气，只是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 为政》），并没有太多极端、激烈的门户之见。到孟子先生登场，风气为之一大变！开口、闭口痛骂杨、墨无君无父，等同禽兽！这多少也算是为日后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作了个清道夫的开场白。自此，儒学一方面借势明踹各家各派，发挥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与儒家的谦谦君子形象，倒是相映成趣），树立自己高大、正统的形象。唐代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声泪俱下，义愤填膺，把佛学贬得一钱不值，祸害无穷，把自己诩为薪火相继的选民，花言巧语之下，儒学道统的概念，确是明朗了许多；顺势而下，这才有了北宋程颐那句牛B顶天的豪言：欲趋道，非儒者之学不可！至此，由先秦散儒起头，把孔、孟堆放在神龛首位的儒学，发展到了它的恶性肿瘤晚期——程朱理学，成为包罗天地万象的大全之学，也就是外表鼎盛至极，内里腐败至极的崩溃之学。

更令人叹服的，是儒学的内圣之途，还有它的另一面。
 
韩愈一面骂佛以扬名后世，一面在骂佛前后，偷偷拜会佛教高僧，虚心求教；踵其武而后至的儒学大家，纷纷群起而效之。湖南学者罗焌先生所著《诸子学述》，有一段采自《宋元学案》的概语：

宋之理学，原属儒家一流，亦时杂以佛、老之说。故其持论，虽斥诸子，而大旨多同九流。周子《太极图说》，疑本《老子》之无极；邵子《皇极经世》，近于邹衍之《终始》；张子《西铭》，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似与兼爱无殊；朱子、陆子辩论太极，往覆万言，有类名家之辩。

本来，不同学派、学问之间，如切如磋，相互砥砺，是件很正常的事。慧远、陶渊明、陆静修虎溪三笑的故事，是多么美好的掌故佳话。可在这些阴阳两面的博学鸿儒手里，学派、学术交流，竟成为一桩偷鸡摸狗的勾当。

诸儒辟二氏，谓其惑世诬民，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而阴窃其说以自润，又何以服二氏！（费密《圣门定旨两变序记》，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好个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好个阴窃以自润；多么形象而痛切！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作者费密既非佛家，也非道家，而是梁启超笔底正宗正统的大儒。

儒学，就这样完成了它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主体、核心、代表的形象工程，将整个、全部的中华传统文化纳入到它的名下。中国，成了所谓的儒化中国。

这也就是那句浅薄可笑，自鸣得意，“拿掉了儒学，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剩下什么？”（见梁启超《儒家哲学》）的根由所在。

——认识论僭越了本体，就像外包装僭越了盒内实物；衣冠僭越了人身。

——代表凌驾了群体，循环往复演绎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永恒剧本。

总之，片面，局部的形式，占据了实体，并以象征性的手法，覆盖了实体，进而是全体。
 
马克思在他的一本书中，曾写过一个生动有趣的比喻，麻袋里的土豆。儒学，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声名卓著的麻袋；它用它最擅长的手段，把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好东西，——当然，也有坏东西，不三不四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统统装了进去。区隔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就是要区隔儒学这只麻袋，和众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土豆——当然，也有歪瓜劣枣；这些美好、可爱、宝贵的土豆，并非注定只能装在儒学这只鸡皮鹤发的麻袋里；就像我们，并非只适合生存在礼教等级的国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