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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伪造历史的始作俑者孔丘 
作者:[芦笛] 来源:[] 2009-06-08

    人们常把华夏文化称为“史官文化”,我看应该称为“奸史文化”。东西方修史的指导思想根本不一样,西方乃是客观记载历史事实,而东方则是以自己的主观价值观念痛奸历史,甚至出于自己的主观价值观念歪曲甚至篡改历史。而这个滥觞乃是孔老二那老东西开的。

孔子本人多才多艺,但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却没有什么写作能力。儒家经典没有一部是他写出来的,所谓《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只有《论语》是他的门人记下来的他的语录,《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全是他经手编辑的远古的典籍,并不是他写作的,他自己号称“述而不作”。到底是他害怕承担文责,还是因为他先天缺乏写作能力,只能干点编辑活。

最可恨的是这老东西毫无版权观念,毫不尊重原作者,按自己的道德观念任意乱作删改,导致经他编辑的中国古籍基本丧失了作为考古研究的原始资料价值。苏联汉学家认为,所有的儒家经典中只有《诗经》被强奸的烈度比较小,相对来说最可靠。

这毛病似乎一直延续到西风东渐才打破。不是鬼子打进来,没有“权利”的基本概念的老祖宗便永远不可能明白“原创”与“编辑注释”的分界,任意在正文中窜入自己的注释,导致初学者分不清到底哪儿是“经”、哪儿是“传”。类似地,如今的读者去看《史记》,若非专业人士,根本看不出哪部分是“褚先生”窜入的私货。

最可笑的还是《尚书》的遭遇,自东晋有人献伪古文《尚书》之后,伏生传下来的所谓“今文尚书”就和那伪作混在一起,成了不折不扣的鱼目混珠,直到宋朝蔡沈才知道把伪“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分开。如果古人有点起码的尊重原作者权利的观念,又何至于闹出这种笑话来?这也不在话下。

在孔子经手编辑的所有经典中,他最看重的乃是《春秋》,据《史记》: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这大意是说,孔子怕的是死了还传不下名声来,他既然没法作官推行他的大道,不可能因此名扬后世,自己又没本事建立一个理论体系,为了要在后世出名,只好借鸡生蛋,去动删改古籍的罪恶脑筋。

于是他就编辑修改了鲁国的史书《春秋》(据后人考证,当时各国史书都叫《春秋》,这并不是孔子自己发明出来的书名),使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所谓“春秋笔法”,用简约的措辞,作广泛的讽指。例如按礼教规定,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所以他这奴才凡纪年都用“王正月”开始),而吴楚两国的国君当时都自称为“王”,但他拒绝承认已经改变了的无情现实,坚持刻舟求剑,仍然按周朝当时立国时分封诸侯那样,称这两国的国君为“子”(古代爵位之一,亦即大众熟知的“公侯伯子男”)。又如晋文公约会诸侯时,把周天子召去,这按礼教乃是大逆不道的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有让臣下召去训话的?但孔子为了替天子遮丑,便无耻撒谎欺骗后世,说那阵子天子本人到河阳打猎去了!

这一套下流作法得到后世君王的激赏和推广,于是这所谓的“春秋大义”就盛行于天下,据说乱臣贼子因此吓破了胆。

这话其实是司马老迁抄袭孟子的无耻吹捧:“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惜从来也就没吓住乱臣贼子,后来秦王那乱臣贼子干脆就灭了周室,司马迁并不是不知道这事,请问《春秋》有什么威慑力?

据司马老迁说,孔子在世时也曾当过几天官,如果是处理诉讼,他还是比较谦虚的,写判词时能采纳别人的意见,并不独断专行,但编篡《春秋》时则任意删改,就连他的文学修养比较好的弟子子夏也没有说话的份。他对弟子传授《春秋》时说:“我的后世知己必然是因为春秋这部书而爱上我,而后世怪罪我的人也必然是因为此书。”

这说明孔子自己对此书是何等重视,简直看成了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存在价值,在后世出名的唯一指望。但他似乎还知道做贼心虚,所以才会说出“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的话来,后半句提示便他自己也知道犯了罪。

犯了什么罪呢?篡改历史罪。所谓《春秋》乃是一部编年史,它与后世《史记》使用的“纪传体”不同,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列国大事记,始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用司马迁的话来说,该书当真是“约其文辞而指博”,文字极简略,叙事极不清楚,用王安石准确的形容来说便是“断烂朝报”。

正因为此,便有学者出来作注释。原来的文字称为“经”,注释称为“传”。因注释不同,《春秋》便变成了三本书,所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这三部书中以《左传》的史学价值最高,本身已经成了独立的史书,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正规史书(《尚书》乃是第一部史书,但可靠性比较差)。

现在来看孔子是怎么伪造历史的。上引司马迁的语录中已经举了两个例子,先来看那周王“巡狩”的无耻谎言。

《春秋》原文(“经”):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

《左传》的解释是:

“冬,会于温,讨不服也。……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公羊传》:

“冬,公会晋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讳会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阳。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

《谷梁传》: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娄子、秦人于温。天王狩河阳。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鲁子曰:‘温近而践土远也。’”

诸传(特别是《左传》)解释得非常清楚:当时晋文公(亦即这儿说的“晋侯”,这称呼的“原则”上面已经解释过了,乃是孔子发明的“不承认主义”)争霸,在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中将楚国打得大败。晋文公挟战胜之余威,在“温”这个地方大会诸侯,目的是“讨不服也”──谁敢不服,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同时也把周天子那“汉献帝”召去。但孔子觉得“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必须“为天王讳”,也就是为天子撒谎遮丑,于是便捏造出“天王到河阳打猎”的神话来,不但彻底否认了天子曾被晋文公召见,甚至还撒谎误导读者以为当晋文公在温大会诸侯时,周天子正在另一个地方打猎。如果没有《左传》,只怕后人都要让他骗了。

再来看另一臭名昭著的伪造历史案。

经文: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这意思是说,夏五月戊辰,许国的太子止杀了他亲爹,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

《左传》的解释却如是说:

“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意思是说,许悼公病了,饮用了太子给他的汤药后死去。他死后,太子吓得跑到晋国去了,君子说:“尽心力服事国君就行了,用不着使用药物。”

《谷梁》则解释道:

“许世子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

意思是说,太子不知道自己先尝药,实为不孝,所以孔子要谴责他杀害了亲爹。

《公羊》的解释也差不多:

“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

这意思是说,许止进药害死了他爹,那是药杀,不是人杀,孔子为何要加“弑君”的罪名?那是为了讥讽他未尽孝道。

三传解释都大同小异,都是说那是事故致死,孔子是为了提倡孝道才将其提升为谋杀。就连说得最模糊的《左传》其实也是这意思,否则决不会说什么:“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然而钱穆先生却要出来翻案,硬说既是服药而死,当然是许止谋杀的,《公羊》和《谷梁》都是胡说。钱先生出于爱护孔子之心,毫无证据就一口咬定许止谋杀,否定前人的一致结论,乃是法律上和学术上双重的有罪推定。不仅犯了史学大忌,而且连常识都通不过:许止若谋杀他爹,目的当然是为了提前接班。既然如此,得手后他为何不登位,反倒吓得逃到晋国去了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明明是无意闯了大祸的正常反应,根本不像谋杀者的行为。钱先生不但没有翻过案来,而且证明了由孔子开创的“为尊者讳”的治史传统至今还在发扬光大,就连大师都不能幸免,可叹!

另一伪造的“赵盾弑君案”也同样恶劣。

经文: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左传》: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公羊》:

“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何以谓之不讨贼?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

《谷梁》: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

熟悉旧戏的同志应该知道根据这事创作出来的《搜孤救孤》(后改名《赵氏孤儿》)。晋灵公是个有名的昏君,赵盾乃是大臣,苦谏多次他就是不听,还派刺客暗杀赵盾,不成后又企图使恶犬咬死赵盾,老盾吓得逃跑了,但没有出境。后来另一臣子赵穿就把那昏君干了。老盾回来后,派赵穿把太子从周朝迎回,立为新君,国家才恢复正常。

既然人是赵穿杀的,为何要赖到老盾头上?据《左传》解释,那冤案首先是晋国的史官(太史)制造的。史官这么宣布后,老盾不服,跟他争辩,史官说:“你当到正卿的高官,逃亡又没出境,回来后也不惩罚正凶,不把这血债算到你头上还能是谁的?”老盾自怜自叹一番好人难做,也就算了(据钱穆先生说,当时各国史官是天子派去的)。孔子评论说,董狐是古代良史,若事涉礼法,则书写毫不忌讳。老盾是古代的良大夫,为礼法受了恶名。可惜他没逃出境去,如果逃到美国去,则这弑君大罪就赖不到他头上了。其他两传解释也差不多。

您说这是什么话?这就叫“《春秋》责备贤者”,不但把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而且把道德当成法律。根据儒家的教条,道德的“丰度”应该与社会地位成正比,越是高官,道德要求就越高。正是根据这些熬在一锅里的糊涂教条,赵盾那好同志才成了弑君罪犯。

公平地说,孔子伪造历史,乃是出于“正名分,维纲常,儆枭獍,化人心”的好意,但这么做毕竟开创了中国的“奸史传统”,使得中国历史真正成了胡适说的“任人打扮的百依百顺的小姑娘”,使得“舍真求善”、“以善奸真”成了两千年的传统,使得以主观价值体系强行改造客观世界成了一代代读书人的本能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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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1-06-12 10:17:08.0)
    芦笛,要是你能早出生两千年就有好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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