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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秦汉儒、法之政治整合 
作者:[周桂钿] 来源:[] 2009-05-28

编者按:本文是周桂钿先生为韩星教授《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作的序。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关于儒法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应该如何理解?我以为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讨论这类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是乱世。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结束战乱,恢复安定。思想家提出各自不同的方案,展开辩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与其弟子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就组成学派。在春秋与战国前期,有老子、孔子和墨子这些显学,派别可能不多,墨子是学了儒学才反儒学的。他对事不对人,明确反对儒家的一些说法,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具体的个人。至于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虽与孔子有不同的见解,二者尚无反对的意思。现存《老子》中反对仁义之类的话,不是春秋时代老子的意思。春秋时代被称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管仲和子产,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对他们均无反对的意思,虽然有所批评或误会,还是赞扬更多些。从孟子、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家,对管仲的批评逐渐增多,加重,那是以后的事。如果说这一时期有学术派别,有儒家与法家,还没有发展到儒法对立的程度。

战国中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言盛行于天下。孟子为了复兴儒学,起来辟杨、墨。孟子也批评过农家学派。与此同时,庄子经常与惠施讨论一些关于哲学的问题,拿孔子这样的名人编自己的寓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并非儒家反对派的角色。至于法家人物,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将儒家作为批判对象。

战国后期,庄子后学写的《天下篇》认为开始学术是统一的,天下大乱以后,“道术将为天下裂”。后来才提到墨子、宋(金开)、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虽然提到这些人物,并没有给他们的学派命名。荀子的《非十二子》批评六派十二子,也包括子思、孟子的儒家学派。他认为只有孔子、子弓这一派思想可以作为治国的方略。但还是没有派名。其他篇也批评了许多名人,而不讲派。韩非子认为,时代变了,治理天下的方法也要变化,战国是“争于气力”的时代,讲仁义道德行不通,必须用法术势结合来治理。在这时,韩非似乎只批评儒家学说,说明儒学在社会上影响盖过其他诸子,成为法家政治措施的障碍,必须加以清除。从《韩非子》书中可以看到真正的儒法斗争。《吕氏春秋·不二篇》中提到的十名豪士: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子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儿良。认为他们都有治国的本事,但只能用一种学说治国,不能兼收并蓄,因为他们的理论互相矛盾。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历史上的法家人物,既没有管仲、子产,也没有商鞅、申不害、李悝、慎到这些人物。是否已经发现“一断于法”的片面性,才这么处理的。此前,各家虽然评论了许多思想家及其观点,基本上没有给他们安上什么派。说明先秦时代还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观念,虽然已经在那里争鸣了许多年!

汉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才提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认为他们殊途同归,都是治国所不可废弃的。这与《吕氏春秋》的“执一”、“不二”说法不一样,是主张兼收并蓄的。司马谈认为道家即道德家能够兼收并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吸取各家的优长,又能随时变化来适应发展了的实际,容易把握效果又好,所以是只有优点没有弊端的。司马谈的说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只讲六家,不提个人;二是突出道家,认为它兼收并蓄,随时变化,最为优秀。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那个时代,杨、墨并称,盛行于天下,司马谈只讲墨不提杨,为什么?墨家公然反对儒家,在儒学独尊两千年后,墨家还有著作流传。而杨家徒有其名,原因何在?是否就是因为他过于自私,“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则不同,他主张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助人为乐,牺牲自己,无私救助弱者。虽然儒家亚圣孟子批评他“无父”的禽兽,在官场上可能也不受欢迎。但在弱势群体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奉行墨学的侠客代不绝人,至今武侠小说还很流行,不能说与此无关。儒家也讲见义勇为,讲的是大义。而实际上见义勇为者,还多数与墨学有关。

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分类为《七略》。其中的《诸子略》就有对先秦各家思想进行分派的问题。班固《汉书·艺文志》据此整理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从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班固对此作出总结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则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班固也引《易》传的殊途同归的说法,与司马谈同。虽在独尊儒术盛行之后,没有象司马谈突出道家那样,突出儒家,认为各家都是《六经》的分化派生下来的支流。此前,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与贤良文学之士的争论,由桓宽执笔复述时,作了倾向于儒家观点的处理,好象儒家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就是这样也掩盖不住法家观点的合理性。这是一场以儒法两家思想为基础的辩论会,涉及到治国方略的方方面面。班固并没有因此而肯定儒家,否定法家。班固是著名学者,是有很高理论水平的史学家。他根据当时的标准来将思想家分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近两千年后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改变他的分派呢?现在有些人自定标准,说儒家的特点是什么,法家特点是什么,道家特点是什么,然后就按自己的标准来重新分派。这种做法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不那么清楚,后来才逐渐清楚的。清楚以后,又出现融合,界线又渐渐消失,重新回到模糊。儒家与法家的关系也正是这样。过去有些人将儒家与法家的对立斗争强调过头,以为他们好象水火不容,始终与对方为敌。一说秦用法家,再加上焚书坑儒,好象秦朝彻底消灭了儒家。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那么就全是儒家的天下,儒家以外的任何学派都当不了官,所有官方文件中也都是儒学内容。这样有人就出来反驳,举出某个官员不是儒家的,官方政策有不同于儒学的,就否定当时独尊儒术。这是两个极端,一样错误:绝对化。韩星在《秦王朝的政治文化整合》中讲到秦“无儒”时,利用各种资料,详细分析儒学对秦的影响。这就有力地否定了绝对化的观点。另外,汉代一些思想家如陆贾、贾谊、董仲舒,究竟属于哪一家,学术界也常有争议。从班固以来,确定的“家”,也常常被推翻,重新定性。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找一些不同于孔子、孟子的思想,就说他们不是儒家,因为孔子、孟子是标准的儒家。另一种就是找一些思想与某一家(如道家)相同或者相似,就判定他是某一家,不看整体,就要推翻原来的传统说法。这两种倾向是一样思路:抓其一点,不及其余。不承认学派思想的发展,也不承认学派思想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例如陆贾是儒家,古有定评。学术界有人想改变他的成分。韩星经过详细研究,得出结论:“陆贾主要是以儒家为主,兼容法家。”“总之,在陆贾看来,文与武,德与刑,各有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

关于政治文化,与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是相联系的。文化是最广泛的概念,包括人为的所有内容。文化的背后隐藏着思想,思想的精华与核心是哲学。从外延来说,文化最大,哲学最小。政治文化也是很广泛的概念,包括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制度,属于社会和民族的。韩星研究的政治文化,重点只在于秦汉时代儒法两家的政治思想及其整合。在这两家中,也没有全面展开,只研究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例如关于礼法、王霸、德刑等方面。儒法礼法德刑问题是政治思想中最基本的问题。如果将政治思想中最基本的问题算作政治哲学的话,那么,韩星所研究的正是秦汉时代的儒法两家的政治哲学问题。这两家的政治哲学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干部分。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色,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区别于西方以科学哲学、宇宙论哲学为主流的传统哲学。

    胡适认为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并有不同的门类,有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我想如果把人生切要的问题看作是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类,哲学就是对真、善、美的最高层次的理论探讨。或者说,哲学是关于真、善、美的最根本的、最基础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把哲学分为三大类:求真的哲学(包括现在的宇宙论、科学哲学、逻辑学、知识论等)、求善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等)、求美的哲学(艺术哲学或美的哲学)。欧洲哲学以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求真的哲学为主,而中国哲学则以政治哲学、伦理学等求善的哲学为主。欧洲也有重视伦理的哲学家,如十七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就写过《伦理学》、《神学政治学论》等著作,论述了关于善的问题。中国也有注重求真的哲学家,如一世纪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写过一部巨著《论衡》,详尽地讨论了虚与实的问题,他自称写作的宗旨是“疾虚妄”,“求实诚”。求真哲学以科学的方法,探讨宇宙本原的问题。王充探讨的结果认为宇宙终极本原是天地,天地派生出气,气产生万物。这是以天地为本原的唯物主义。而中国历史上主流派还是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这些求善的政治哲学家。胡适虽然早已提到“政治哲学”,但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却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政治哲学。据此,我们认为不是中国没有哲学,而是中国的哲学与欧洲的哲学有形态上的差异,欧洲的哲学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求真哲学为主,中国的哲学却是以救世济民的求善哲学即政治哲学为主。用欧洲哲学否定中国哲学与用中国哲学否定欧洲哲学都是不可取的,片面的。如果用一种哲学作为标准,否定与这种哲学不同的其他形态的哲学,那么,就会否定丰富多元的哲学,其偏见显而易见。例如用思辨哲学中的一种类型为标准,认为世界上只有叔本华等几位是哲学家,其他都不是。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只有一位王国维算得上哲学家,其他人都不是,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都不是哲学家。根据这个标准,西方的卢梭、杜威甚至连黑格尔也都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都有身外的追求,都有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倾向。这种哲学和哲学家的标准是否也太严格了?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其狭隘性是很突出的。即使用这个非常狭隘的哲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庄子也够哲学家的资格,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家呢?历史上的一些人物能够在真、善、美诸方面的根本问题上提出重要的新见解,他的思想体系就会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一时大儒,自成一家。他就是哲学家。他及其思想就在历史上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有些人当了很大的官,一时很显赫,虽然也讲了很多话,发表了很多演说,出版了豪华精装的大厚本书,著作等身,过后却没有得到相当的地位,原因何在?冯友兰先生认为,多数情况是他们的思想“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二》)。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名标青史的思想家都必定有“真”的东西,有真真、真善、真美的思想成果。总之,中国还是有哲学的,只是哲学形态与西方的哲学形态有所不同而已。

 

西方哲学认为,哲学分为两派: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认为宇宙本原是物质性的哲学体系就属于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宇宙本原是精神性的哲学体系就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派是儒家哲学,儒家多数哲学家不研究不探讨宇宙本原问题,或者很少探讨宇宙本原的问题,或者只是为了论证政治哲学,以类比的方式提到宇宙间某些自然现象,主要关注的是天下治理的问题和个人的心性修养问题,注重善恶方面的研究。因此,我以为这些哲学家不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同样道理,西方哲学探讨宇宙本原的物质性或精神性的问题,也没有善恶的区别。不能说认为宇宙本原是物质性的就是好人做了好事,也不能说认为宇宙本原是精神性的就是坏人犯了罪过。真善美是有区别的,即使有时真的是善的、美的,不能说任何时候真的都是善的、美的。同样美的也不一定是真的、美的。古人早有“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说法。信言,就是可信的真实的言论。根据以上说法,进行推论,那么,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是不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就应该重新审查。过去学术界包括我在内都将他们列入唯心主义哲学阵营,现在是否需要重新定性。

韩星的这本力作有很多创新的见解,我读了以后,颇受启发。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细致的分析,国学功底与理论素养都很深厚,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辩证法的思维基础,许多分析入情入理,得出结论也让人心服口服。韩星同志寄来书稿,要我写序,正是我评审博士论文的大忙季节,还是抽空认真阅读全稿,想法很多,只就以上两个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妄充“序”。

 

                2003年6月22序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区红七楼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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