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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东西方对比看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作者:[宋鲁郑] 来源:[] 2009-05-09

现在西方对民主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民主就是要解决“主权在民”、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是民主的唯一的目标。至于腐败,是法制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是市场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如果环顾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我们会发现中国虽然历来也重视政权的合法性,但理解上和西方大为不同,通俗的讲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但另一方面更注重的是政权运作的有效性。这种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被称为世代帝王楷模的唐太宗李世民,他一手发动玄武门政变,亲手射死已是太子的哥哥李建成,杀死弟弟李元吉并残忍的将两兄 弟家室灭门,以武力逼其父退位。应该说李世民的政权根本不具合法性,甚至人性都已丧失。然而就是他却开创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历史对其的评价 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伟大的民族英雄、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 “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以及“千古一帝”的称号。另一个例子则是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修建北京城和编纂《永乐大典》、开创伟大郑和时代的明成祖朱棣。而相反的例子也同样地说明了这一点:西汉末王莽篡权,但由于实行新政惨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最终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架。

如果仔细研究西方制度运作的现实,我们会发现西方已经走向一个误区,过于偏重政权的合法性,把合法性当作目的,而忽视政权的最终目标是治理的有效性。甚至合法性与有效性完全脱节,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2001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以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丰功伟治”离开白宫,结束其总统生涯。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民主党如此成功的有效治理却无助于民主党的竞选。结果共和党候选人布什最终赢得大选。结果八年下来,美国几乎已经面目全非:克林顿把权利交给布什的时候,美国尚有五万多亿财政赢余,而现在则是负债11万多亿美元。2001年的时候,美国是一个全球都受到尊重的国家,现在则是全球都受到指责和反对的国家。哪个时候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现在则沦为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布什的无能在第一个任期就已暴露无遗,然而,却仍然以明显优势取得连任。尽管美国有新闻自由,反对党的批评和三权分立的制约,然而,这八年来都起不了任何的积极作用,眼睁睁着看着美国衰落至此。而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过于偏重政权的合法性,只要具有了合法性,就有了任期保证。不管你四年或八年做的多么差,就是象“历史上最差”的总统布什,也依然可以稳稳执政。所以在这八年间,当出现如下一幕的时候,我们不必大惊小怪:2005年美国发生伤亡惨重的卡特琳娜飓风时,无所不知的布什正在度假,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下午才中止度假,前往灾区视察。而接连三天美国国务卿赖斯则专心在纽约以奢侈品牌云集著称的第五大道上试穿各式高跟鞋、看音乐剧,甚至第三天在灾区情况恶化到顶点的时候,有“黑人的女儿”之称的赖斯却在网球俱乐部里和美国前世界冠军塞莱斯切磋技艺。而这种现象不独美国所独有,可谓是民主国家的惯例:2003年8月初,当法国遭受罕见高温袭击造成上万人死亡时,高层官员依然故我沉浸于度假之中。甚至法国总统希拉克直到三周假期结束后的8月20日才悠然返回巴黎。就是被布什誉为“亚洲民主灯塔”、后起的民主社会台湾,也不例外。台湾著名的媒体人南方朔(长期从事政治时评与报道,也是台湾党外运动时期的反对派,与台湾历界领导人均有直接的接触和观察)有过一个对比:“我年轻的时候,蒋经国正在当行政院长,我专采访蒋经国新闻。台湾哪里有淹水,你县长还没到,蒋经国先到。台湾每年夏天一定旱灾,他老兄情报灵通,听到哪一个水库干了没水了,他老兄先到。每次淹水他去巡查,前面一堆水,所有跟班西装笔挺怎么办?他裤脚一卷,穿着皮鞋就走过去。下面那些人一看老板走了,也不得不跟。以前的人政治不怎么开明,可是我们叫做中国儒家,视民如伤,关心老百姓的痛苦,这部分蒋经国还是有的。 民主化以后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都对老百姓没有反应,老百姓遭淹水没有人管。以前台风要来,蒋经国一定亲自到气象局等着听简报,了解台风严不严重,了解哪里会淹水,回去就拿起电话,叫县市长小心一点。这一点人家还做到。”看看不由让人感叹:真是比小说还离奇!

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如果去年中国震灾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可以象美国总统布什一样去度假三天,象赖斯一样去购物,去看歌剧,去切磋球艺。在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知道当抗震时,某家银行以抗震的名义发了一双名牌运动鞋,这个单位的领导立即就被撤职,款项全部收回。(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罪魁祸首的华尔街,却在2008年的分红达到184亿美元,比上年更高。除了奥巴马口头批评两句外,起了什么作用?而且华尔街还颇为不服—--他们不服的理由我是明白的,我高盛这么困难还在选举时拿出3.7亿美元的政治献金,没有我你奥巴马还选得上总统?)

可以说,由于西方民主制度过于重视合法性超过治理的有效性,导致施政的好坏与现政权的合法性无关,从而使得执政党上台后,治国往往成了第二位的。从而无法避免类似美国金融危机这种治理失效的重现,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国家频频一而再地发生最高国家领导人腐败的丑闻:日本首相、意大利总理、法国总统、德国总统、德国总理、以色列总理不一而足。而新兴的民主国家如亚洲的菲律宾、印尼、泰 国、韩国以及东欧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是如此。这显然不能用个案来解释,更不能说由于可以一个接一个的抓出最高领导人(象日本、意大利、德国、以 色列都是一个总理倒下了,另一个总理又前“腐”后继站出来),就是民主优越性的体现。恐怕相反,恰恰是由于民主制度造成的。当然,危机发生后,美国也会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如罗斯福,但这恐怕与这些领导人的本身素质有关,而不是制度因素(如果罗斯福上台时搞法西斯主义,也绝不会有人反对。但他自己选择了民主。这已是澄清了的历史公案)。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过于偏重政权的合法性的做法,往往会产生一个非常荒诞的现象:全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社会成本选出一个合法性的政府,然后再让它去搞乱国家。搞乱之后,就再把他选下去,然后再自豪的讲:看,我们可以把做的不好的领导人选下去。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人选上去,而且可以一干四年或八年?如果说合法性的目的是为了治理的有效性服务,而不是为合法性而合法性,这种制度也许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西方是到了要问一问,想一想,政权的合法性是为了什么的时候了!

我们再看中国。中共是当今中国唯一的主导性政治力量。绝对权利的背后是绝对的责任,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治理的有效性,无可辩驳。这就是为什么当“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中国对肇事者、包庇者严惩不贷,对受害者全力抢救,并迅速在法律上寻求解决之道。在这次事件中,两位部级高官辞职或免职,石家庄市市长被撤职,其它相关受到惩处官员 更是不计其数。而肇事的三鹿奶粉则被停业整顿,董事长被依法逮捕。同时对数十万受害儿童实施免费救治和检查。而在制度层面上,被认为对事件发生有关的“食 品卫生免检”制度迅速予以废除,并以最快的速度出台了对“三聚氰铵”检测和含量的法规。同时为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加速起草《食品卫生法》。同是,对国内外进行道歉。温家宝总理甚至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进,向全球道歉。这也是为什么,当汶川地震发生时,几个小时间温家宝总理就抵达震区,整整七十二小时现场指挥。三天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接替全力指挥了三天的温总,继续指挥救灾。这和美国、法国、台湾等民主政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胜于雄辩,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清二楚。当然对于某些坚持“宁要美国的玩忽职守,宁要美国的经济危机,也不要中国的勉力亲为,也不要成为解决经济危机支柱的中国模式”,是不起作用的。

当然,本文并无意要证明中国的制度优于美国,事实上不同的国家是无法进行制度对比的。尽管我们可以拿中国和印度比,和发达国家比。如果是吸取他人长处避免他人短处,做一参考,这样的对比还是有意义。实际上,我们既不能说中国优于美国,更不能说中国的制度适用于美国,反之亦然。本文要说明的是任何制度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和优越性,也有其历史性弊端。评价一个制度的优劣在于这个制度是否适合这个国家。而不是抽象的什么标签,更不是非黑即白、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极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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