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的“80后”，是可以借用“改革”时间表，来填写自己人生日历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也就在开始逐步告别自己生命中本该最为阳光的10年。改革开放30年了，市场经济17年了，回忆起自己的人生岁月，当初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短暂的三十年不到的生活，我居然经历了两次“读书无用论”的大发作，而且先后忍受了其中几乎所有的苦与痛。
　　　　
　　　　1992年下半年，我刚上初中。南巡的邓小平发出了“谁不支持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的警告。紧随其后，中共“十四大”便宣布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时，金华来了一位新的市委书记，代替那位尸位素餐的老书记。新来的这位仇书记年轻有为，充满干劲。在他的领导下，金华进入了江南时代，经济建设开始迅速发展。邓小平要求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当时的金华也做到了。我们都为家乡发展的日新月异开心无比。
　　　　
　　　　出人意料的是，快速发展的金华，“读书无用论”盛行。全村上下都认为上学没前途。我刚念高中，有位老人善良地劝告我不要增加父母的负担，“你看XXX读了高中，又怎么样？”当时的农村初中，教师天天想着发财，或者能转到城里去工作。我的学校管理混乱不堪：整个初中成为全乡治安最糟糕的地方。我所在班级53位同学，只有我考上了高中。初中毕业后，我的同龄人纷纷外出打工做生意。父亲回家就发牢骚，责备就我不会赚钱。我当时年幼无知，不知道如何和长辈交流，只好吵架，常常离家出走。好几次，我妈妈对我说，要理解她的两头为难，爸爸干活真的很累，她必须像哄小孩子一样哄他，否则家里靠什么过日子？
　　　　
　　　　过了十几年，江时代结束了，“胡温新政”好几年。除了少数被表示不屑与之对话的“毛派”，中国的市场改革几乎成了共识。说是“共识”，也许那只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默然达成的一个共识。中国社会，大多数永远是沉默的，他们常常游离在主流话语之外。这个话题暂且搁置。2004年，我大学毕业。我读的是师范大学，与我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进入教育体制，而是自主选择体制外的独立生活。说独立也没有真的独立。有长辈学者对我说甘阳、汪晖如何地为体制说话，潜意是自己多么地独立。我哑然失笑：你有我独立吗？从出生到现在，人民政府的财政局没给我发过一分钱的工资。当然这个也打住，没什么好说的。
　　　　
　　　　与我所经历的第一次“读书无用论”大发作相比，新的“读书无用论”有新的逻辑和表现方式。最近，重庆市招办透露，2009年重庆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占应参加高考人数的5%。这些考生大多来自农村。重庆市招办人士分析说，是今年就业形势严峻使得“读书无用论”蔓延，并导致农村考生弃考。全国性经济危机的原因，不需要我们说明。大的危机下，总要有人受伤。除非试图走向动员，对谁道德批判都没用。
　　　　
　　　　我从西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时候，正好是2004年。危机前夕的那几年，我们发现，整个市场不是被权贵部门垄断，剩下的就是被先富起来的人瓜分完毕。年轻人想赚钱发现第一笔投资怎么也筹集不起来。文科生除了通过考试成为低级公务员、作为师范生成为一个普通教师，几乎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找一份令人尊敬的工作，年轻人想着想着就要哭起来。所谓高校，无论在职教师多么地不学无术，招聘时开口就要人家拿出博士学历，最好是名牌大学学历。香港浸会大学哲学系李铁博士对我说，他不进入高校、进入媒体，就是因为广州和武汉的一流高校新引起的博士，也就2000一个月的工资，“简直就是羞辱人”。本校毕业的还好，可以傍着“学霸”，接老学霸的班，继续压迫年轻人；那些海外留学回来的，只能在祖国被变着法子羞辱。海归博士如此，那些没有多少背景的本专科生，自然更是如此。
　　　　
　　　　所以，苏州大学的本科生，我所认识的，大多都参加过公务员考试；这是他们一生中少有的出人头地机会。结果可想而知。有一次，我一个表妹很高兴地对我说，“哥，我入党了”。我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知道了”。我清楚，成为中共党员不意味着出人头地，和我交往的普通党员也对生活充满了失望。她从杭州一家三流本科院校毕业那一年，考公务员一直考到了江西上饶；杭州富阳的初试结果出来了，她得了第一名。她开心地把结果告诉我，“哥，我得了第一名”。我又很冷漠地说了一句，“别开心得太早”。我是个明白人，不想不开心装开心，我也不想给她塑造出那种弹冠相庆的假象。如我所料，心目中的职位依然不是她的。原因我不想多说，没必要多说。毕业那一年，曾经漂亮可爱的她看上去整整老了10岁。
　　　　
　　　　一个除了当官和做奸商，别无其他求得他人尊重的时代，“读书无用论”当然盛行。老经济学家热情赞美改革的好。我知道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其实我也是改革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我到哪里上大学？我又怎么写出这篇文章来？可是，文革不好，改革好，谁不知道？你把年轻人当成什么了，连这个都需要你“启蒙”？人们说文革好，很多时候不是真说文革好，而是借机表达对改革的不满：改革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必须考公务员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相距20年不到，无论中国经济发展不发展，为什么不变的是“读书无用论”这个主旋律？为什么无论蛋糕做大做小，80后总是不断遭遇“读书无用论”的困扰？我们究竟如何有幸福的人生？中国需要改革深入进行，和一加一等于二一样，这个说法无比正确。可是你要回答我谁来推动这场改革？万一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因为没有能力振臂一呼改变中国的社会体系，除了继续启蒙和在中国少数几个有文明倾向的媒体发文章，我们怎么办？
　　　　
　　　　几乎所有答案都是理论意义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感到苦闷。几乎所有人都在为生活辗转奔波。精英在体制中屈辱地活着，有空的时候讲着一些失落的底层人不屑一听的话。偶尔出来的底层人，能够发出声音的，也只能做编辑和记者；而这样的给予年轻人一丁点机会的媒体，大江南北，也只是集中在广州和北京两个城市。至于出版社，中国的数量凤毛麟角。由于学术文化被管制造成的凋敝，我们看不到多少这样的机构能够容纳年轻人的发展。
　　　　
　　　　即使是一个被外人看上去充满光鲜味道的公民团体，看上去充满理想，除了大而空的口号，充其量只是执政党在体制外的一个个小模板。不，更为糟糕，体制内有官僚气还有秩序礼仪，体制外的那些小共同体，没有秩序礼仪却有官僚之气。我从事社团工作，深知畸形的社团体制孕育出来的人只能体现出丐帮性格：他们没钱没管理能力，却拥有无限的恨与狭隘。
　　　　
　　　　老一辈知识精英谈及中国糟糕的现状和美好的未来之时，总是想当然地以启蒙和公民教育来连接现状与未来，以为中国人的伟大觉悟只要稍加点拨就能大大地提升。然而，一个盛行“读书无用论”的国家，一群为生计奔波的人，究竟何以接受他们那一套文质彬彬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到全国各地的动车组高速列车上去看看，在那些曾经被寄予巨大期望的年轻中产阶级的手中，究竟是《南方周末》多，还是《环球时报》多？如果还不信，可以去调查，2003年以来，新政府在底层农民中到底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所知道的是，由于废除几千年一直存在的农业税，由于义务教育开始免费，胡温的底层威信很高。
　　　　
　　　　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一边阅读《环球时报》，一遍诅咒社会的不好，生存的不容易；老年人赞美改革，年轻人说改革已经死了，改革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你们凭什么对我们启蒙。另外一些年轻人整天在网络上玩着劲舞，吃饱没事干的时候顺便发几个帖子抨击美国日本。
　　　　
　　　　作为一个至今还努力在底层生活的80后人，我清楚地知道，一个时代最愤懑的声音，常常不是老年人发出来的。中国人不能老，老了就自以为真理标准，听不进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诉求；而媒体总千方百计放大这些知名人士的声音，俨然年轻人是可尊重可不尊重的。新的话语总在体制内外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被联合打压。如果说八九的遗产被邓小平部分继承，现在恐怕连年轻人都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创造精神。即使他们总想表达出富有青春气息的激情，他们会发觉：除了讨好成功人士可能别无他途。也许那样意味着平静。
　　　　
　　　　但是，这种暂时的平静之外，究竟有什么样的逻辑依然在运行？这样一些必须开始直面失业和饥饿危险，一些被两个体制边缘化的到处流浪的小知识分子，加上那群“读书无用论”的支持者，聚集在一起，彼此窃窃私语什么，究竟会给中国塑造出什么样的未来？我所担心的，那样一个未来，不是我所尊重的自由主义长辈能塑造出来的，而是另外一种价值体系所塑造出来的。必须承认我们不能确信未来中国可以凭空创造出一个让年轻人身心愉悦而不是焦躁不安的宪政环境。因此我所思考的是，在中国的重建和转型事业中，除了启蒙话语和学院媒体上的鼓吹，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如何为更多的底层年轻人提供个性呵护和成长空间。
　　　　
　　　　这样的思考，也许能改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老人压迫年轻人的传统。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专制，这种毫无水平的、比谁胡子更长的专制，在扼杀人的自由个性方面，比任何政治体制上的专制还要可怕几万倍，因为它深入每个人的心灵世界，并为政治体制上的专制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