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开始深化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仍不断地突破人们的预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发展演变,以至于传统主流经济理论哑然,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亦遭受挑战。
拉响笛者并非没有,甚至数年前开始做空的人也并非寥寥——在众人仍对次贷危机不以为意的时候,就已有对大危机的预——只是都在当年那热得发烫的气场中被轻易地蒸发掉了。
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2005年就开始高呼“狼来了”。刻薄的人们嘲笑道,“一只坏了的钟,一天也有两次是准的”。索罗斯固然有过“狙击”英镑、墨西哥比索和泰铢的辉煌,却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沉痛铩羽。只不过,这一次他又赢了。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判断。
2008年1月23日,索罗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60年来最糟的市场危机”,称“当前的(次贷)危机标志了,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上进行的信贷扩张,走到了终点……这次危机,是一场超级繁荣经历过60多年以后的盛极而衰”。
79岁的索罗斯,至今仍是金融领域的风云人物,其投资策略仍被许多投资者视为经典。而他的公众形象,则颇为复杂。
——他是“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美国《华尔街日报》);马来西亚前马哈蒂尔更怒斥其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
——与投资家的身份相比,他的慈善家和会活动家身份的曝光率或许稍低。他创立或参与创立的数家基金会,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会慈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会成长。
——他是最早表态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一。不无巧合的是,次贷危机以来,他的见解和建言都体现在后来的策中。
2008年以来,索罗斯多次发表关于危机见解的文章。9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开始酝酿用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他就撰文说“别给保尔森开空白支票”;10月初,美国国会仍在为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争论不休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给银行注资。10月下旬,《财经》专访索罗斯时,保尔森已经一改初衷转而采取注资的方式。
此后,美国的做法似乎都“遵从”了他的意见。比如,10月28日,索罗斯撰文呼吁美国引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救援,次日,美联储就宣布为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四国央行提供各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今年1月,盛传美国将成立一个“集合银行”统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索罗斯称这种做法“不会发现价格,而会扭曲价格”,后来财长盖特纳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里果然没有“集合银行”的踪影。
索罗斯或许只是众多为建言的人之一,但这位“中标率”颇高的建言者,其见解或许值得一听再听。2009年3月11日,在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支离破碎、金融机构国有化如箭在弦之际,《财经》记者再访索罗斯。
采访在纽约曼哈顿区七大道888号32层索罗斯基金办公室进行。索罗斯一袭黑西服,雪白的衬衫和齐整的领带,标准的华尔街装束。采访过程中,他不断把玩记者的名片——在这位叱咤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身上,看不到丝毫架子,感觉不到压力,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犀利。
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头发尽染银霜,眼角爬满皱纹,却难掩其蓝灰色眼睛顾盼之间的熠熠神采,以及偶尔的微笑中流露的天真和狡黠。
“我笑不出来,因为现在形势很严峻。”拍照时,索罗斯说。
“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
“超级大泡沫”
《财经》:你曾经多次成功地预见金融危机并从中获益。你是怎么做到的?
索罗斯:我自己发展的一套理论,或称一种哲学,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同一般的。可能是这种观点,使我能够在泡沫生成的时候就把它们辨别出来。
通行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是能够充分、准确地反映所有的可得信息,我的理论却不是这样。其中包含两个假说,其一,市场总是扭曲可得信息。因为市场是投资于未来的,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市场总会有一些偏见,产生与现实不符的扭曲。其二,金融产品的错误定价,总能影响或改变那些价格本来应该反映的基本面。
市场和基本现实之间这种双向的联系,意味着市场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同时也主动地“影响”现实。我称之为“反射性原理”(principle of reflexibility)。泡沫的产生,首先要有一种主导了现实的趋势,然后要有对这种趋势的错误概念,而这二者之间反射性地相互加强的结果,就会导致泡沫,泡沫变得不可持续就终将破裂。这不是“反射性”的惟一形式,但这是一种非常剧烈的形式。
《财经》:具体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呢?
索罗斯:这场危机恰恰证明了有效市场假说的谬误。我认为,美国房市泡沫一开始只是常规性的小泡沫,但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床般的条件下慢慢长成,就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这次危机不同于80年代以来的那几次;那几次只不过是都被成功地解决了,而这又强化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能够自我纠正”这一错误概念。事实上,它们是被干预纠正的,不是市场自我纠正。
这一次泡沫鼓得太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市场,其实就是“市场危机-拯救-再危机-再拯救”的过程;市场相信的拯救能力,对许多问题听之任之。在这套戏规则下,许多小泡沫累积、演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施以援手了,危机就完全失控。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改变了这场戏,金融泡沫从此破灭,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
“新旧”银行
《财经》:在拯救金融体系的问题上,虽然争议存在已久,而且还会持续,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索罗斯:所谓“国有化”,其实是贴了个错误的标签,用“资本结构调整”(recapitalition)的说法会好一些。实际情况是,银行资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门又不愿重置这些资本,就必须顶上。在雷曼兄弟这件事上不这么干,结果金融体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头之后,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所以开始“人为地”维系它们的生命。但仅仅让它们“活着”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们注资,让它们能够逐渐恢复活力。私人部门现在没有注资意愿,就得这么做。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银行系统担保,因而都面临着资本外流,走入一场比美国还要糟糕的危机。
《财经》:国有化,或称“资本结构调整”,既然是必要的,为何还有许多障碍?
索罗斯:现在的情况好像是,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对银行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贷。他们现在做的只是防止银行倒闭,而不是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这里面有治上的决策,而且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反对银行国有化的情绪。因此,“国有化银行”会遭到非常强的抵抗。
《财经》:如果“国有化”不可避免,技术上如何操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并使可能的负面效应最小化?
索罗斯:我主张把银行现有的资产做一个分离。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就用现有的资本承担这部分损失。然后对银行未来开展的新业务注入新的资本,也就是把旧业务和新业务剥离开来。在银行内建立起一个干净的“新银行”,不会因为原来那些“有毒”资产贬值就遭侵蚀,然后把新的资本注入这个“新银行”,可以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也可以是注资。这个“新银行”就会有充足的资本,也就会很愿意进行放贷。这样,经济才能得到重启。
目前正在检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即所谓“压力测试”,这会持续到4月底。然后就得决定,对每家银行采取什么措施。在这件事情上,速度很重要。
《财经》:你说的是在同一家银行内部成立一个“新银行”和一个“旧银行”。也有许多人建议成立专门的“债务银行”,持有从金融机构中剥离出的“有毒”资产,你对此怎么看?
索罗斯:1994年用过这种方法,但用于今天的情形效果不会好。当年的存贷款危机之后,人们设立了一家独立的“坏银行”,处置了所有的不良资产。当时行得通,是因为资产数额相对较小。但现在问题太大了,不可能重走老路。
首先,现有这些银行是旧业务的最佳接管人,它们明白做什么、怎么做是最好的。
其次,可以避免给“有毒”资产估值的难题。如果拆分出“坏银行”并把资产拿来拍卖,你就得估值。但如果只是把这些资产存在银行里,用银行的资本、股权、次级债务来覆盖这些资产,就可以慢慢等,让这些资产逐步得到清算。“有毒”资产有可能还会恢复一部分价值,特别是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所说的“旧银行”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并非一个实体,它只是一种清算资产的方式,而不再涉及更多的银行业务。把有贬值压力的资产都“另装一个口袋”,以免它们对其他业务产生严重影响。“旧银行”针对的是过去的业务,所有的新业务都由那个“新银行”来处理。“新银行”,“旧银行”,其实是一个整体;“旧银行”完成使命的时候,也就成了“新银行”。
《财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化”的好处就是可以享有对银行更具决定性的控制权,以便进一步推进。你认为呢?
索罗斯:国有化的安排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一旦危机结束,出现银行开始放贷、经济开始增长的迹象,银行就必须重新以商业原则为本来经营,不再受的影响。在所谓的“国有”期间,不能对经营决策有控制权。它应该是监管,包括监管可用信贷的总量,而不是作出经济决定。
《财经》:就是说,要尽早退出?退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索罗斯:对。要准备尽早退出。退出之时,就是压缩信贷规模之日。
现在信用崩塌,是非常时期。要回到正常状态的话,不可能走一条简单的路。现在必须用信用来置换私人信用,实际上就是创造货币,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当市场上的信用恢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很大规模的货币,危险就一下子从通缩变成了通胀,就得收缩货币供给,而收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做到信贷能有所增长。这个操作相当微妙,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们目前还在第一阶段,他们还没有成功。
《财经》:你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何评价?
索罗斯:这个计划肯定是有助于缓和经济的下滑,不过,它也只是刚刚开始,还是需要对银行注资,并使房市稳定下来。有必要通过降低房产的止赎、对按揭做出新的安排,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购房按揭贷款,能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减少房产被强行出售的事情发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其他国家做些事情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上是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甚于美国。美国还享有最高的信用度,发行的债券大家都愿意买。但其他国家的就没有这种为银行系统作担保的手段了。我们应该为它们提供,贷款也好,预备资金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让它们能够保护本国的银行系统,就像我们保护自己的一样。
它们的很多银行实际上都是欧美跨国银行的子公司,这些银行正在撤回自己的资金。这些国家面临着贷款即将到期的现实,却不能融得资金来偿还;它们的危机还要继续恶化。我们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些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美国和中国现在显然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当协力合作。
“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
“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
《财经》:对于这场危机的演进,你能否再做个预测?
索罗斯:中国的情况最好,而且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预计今年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了。中国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刺激计划,如果还不够,我想他们还会提高金额。因为他们有这么做的能力,而且也明白大家有什么期待。你不能指望出口增长,因为外需不再,只能刺激内需,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内需,这也会对国内消费需求起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若能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其他国家也提供信贷,那么其他国家也能用来刺激自己的内需,从而为中国的出口重新打开市场。要走出这场危机,中国比美国和欧洲的处境都要好。
《财经》:你认为中国现在出台的刺激计划是否足够好?
索罗斯:你们很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光刺激GDP增长,比起创造就业当然容易得多。出口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基建工程更多是资本密集型,因此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中国必须考虑怎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是发展乡村,还是扩展新城市?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任务。
但中国最大的任务,还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认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要有更多更强的声音,所以我今年6月要去中国。那时,对整个形势也应该会有更好的体会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