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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兆奇:“传统中国”的意义 
作者:[程兆奇] 来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009-03-06

反省百年史学,是讨论“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旨趣时大家共认的题中应有之义(罗义俊兄所拟“中心”网站“寄语”将“反思百年史学”列为首项并非信手举例)。我们[1]说的反省或反思,不是笼统的批评和简单的否定,百年来的史学在断代专门的各个方面都有或大或小不可抹杀的成绩,这点无庸置疑;我们有所质辩,只是因为百年史学有如国运,多经曲折,实际的成绩可谓未尽人意。最近严寿澂兄有一篇文章,专论近代知识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其中说到“百年来中国学术的葛藤”,认为“一是视世界历史的发展为一元,二是以近世西方的价值为准绳”[2],确是的论。钱宾四先生曾对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尽弃自家藏深为感慨:“把我们中国旧的以往历史一刀横切,腰斩了,下面一切从头做起,其实是从头模仿人家。这总是在我们历史文化的生命上一个莫大的病痛。我们本是一个五千年历史文化绵长的大国,现在则是一个不到百年的新国。”[3]钱先生所说也是所有真正心存“祖国”两字的人的“病痛”[4]。

不必否认,不同文明有其相似之处,但终究说来还是所同不胜其所异。所以我们特以“传统中国”为名,是为了表示西潮袭来前的中国,是与西方经验不同的历史文化型态,而非以西方尺度可以衡量的低级“历史阶段”。这里所谓“非”,既是指西方一隅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乃至徐疾非如自然界有“规律”可循,用“科学”方法可以实测。工业革命后,科学的力量无远弗届,使人产生一种无所不能的自大幻觉,以为理性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来龙”的铁则,也可以“计划”人类社会“去脉”的走向。这一学说(亦可曰思想、“主义”)对中国百年史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史学曾发生绝大的影响,不仅中国历史是西方前近代历史阶段已成定论,而且一时间上穷碧落,下索黄泉,探索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封建专制、科学精神、启蒙思想、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风靡一时,其中的具体研究固非全无可称,但总体上终不脱穿凿比附之嫌。近二十年这一学说已然退潮,但流风余韵仍在。

人类社会并非按照无可抗拒的“规律”运行,已为二十世纪,尤其是晚近历史所证明,这点无须赘言;“规律”说本身在理论上的困难也早已为研究者指出。余英时先生充分肯定规律说“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深刻的观察”,但同时指出:

根据现代哲学家的分析,生产方式和所谓“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仍然有欠明确,远不能与科学上严格意义的规律相提并论。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如哲学、艺术、宗教等是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么一种生产方式最多只能决定一种哲学、一种艺术、一种宗教。然而事实上每一时代都有多种哲学、艺术、宗教。究竟其中某一种哲学、艺术、宗教才算是典型的呢?其余非典型的又是被什么物质基础决定的呢?所谓“决定”,作为函数关系来说,又有什么确切的意义呢?

像这些问题,正如余先生所说“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澄清”[5]。也许有人会以为多样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每一时代的“生产方式”并不单一,只要寻绎出对应的联系,自可见潜运默行的“规律”。这种想法的一相情愿,不在于技术上的难度,技术上纵然复杂,借助种种“科学”手段终可解决或趋向解决。这种想法的问题是将“人事”混同于了“自然”。所谓“行有未至,可加功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这种想法即在于“路头”之“差”,“愈骛”反而“愈远”。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绝非如物质世界的演化,比如化学反应,可以呼卢成卢,喝雉成雉。

如果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观念先行,“传统中国”不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已有研究表明以往对中世纪也有妖魔化的一面)封建制和再早的奴隶制的东方版可谓甚明。因此,对我们来说,“传统中国”,既是时空范围,更是含有价值认同的表述。这与狭隘、排外了不相干。对待西方学说——不论是主流还是近几十年大行其道的偏锋——的认识和态度,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深得我心,在此再次引用,以作为这篇短文的煞尾。寅老说:

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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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曾批评为文用“我们”,说:既然文章是个人署名,而非“公文”,就不应用这一暧昧不清的表述。此处特用“我们”,是因为所谈世纪史学“立意”太高,虽然可权作门外妄议,如同球迷评球,但终嫌口气太大;另一方面,文章出自己手,当然还是要“文责自负”。

[2] 严寿澂《近世中国学术通变论丛》,台北,国立编译馆2003年第1版,第11页。

[3]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第225页。

[4] 曩时国庆,见媒体每称“祖国成立五十年”如何如何,不能自已,撰文说:如此说法“实在令人惊诧。五十年前汉民族为首的许多民族生息繁衍的这块土地不是祖国么?悲夫!数典忘祖竟至于此!”“我想,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心目中的祖国永远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那个的祖国。这个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也经历过无数的魔难,近世以来更是迭遭强暴,但即使她的形体已被支离,不复旧貌,她仍永在她的儿女的心中,决非‘五十年’之辈所能抹煞。”(《编余闲谈》,《百年》,东京,1999年10月号,第106页)

[5]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传统与史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1月第1版,第9-10页。

[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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