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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主义失败的设问 
作者:[方正11] 来源:[] 2009-01-09
近代以来,西方知识论的主要框架,是经典基础主义,它起源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洛克、卢梭等。所谓的经典基础主义关注的是理念的合理性问题,比如,接受什么样的理念是合理的?一个理念,如何才能被核证?如何界定我们的(命题性)知识概念?等等。当然,近代的知识论,讨论过知识的起源、范围等问题,但到了当代,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分解到哲学其他分支甚至科学之中去了,知识论里留下的,主要是知识的本性问题。
  
  这些问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关涉到当时的历史境况。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大规模分裂,过去的权威不复存在,新的教派和思想层出不穷,各种意见之纷纭复杂,几至无以复加。洛克、卢梭等人于是想确立一个标准,以澄清真理,规范知识,尊崇理性。
  
  康德从法国革命看到了卢梭的“自由”作为理性理念的无条件性,法国革命潜在的乌托邦危险又使康德意识到在自由之实现的政治、法律、历史领域进行最严格批判的必要性。这个启蒙时代的基本设问是康德在“自由之批判”的伦理学里提出来的:
    
  如何让配当幸福的人拥有幸福,让不配当幸福的人拥有德行?具体点说,在一个没有外来决定者和拯救者的世界中,如何能够使“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普遍地、永久地拥有自由、幸福与和平?
    
  康德认为,最理想的人类生活是德行与幸福的统一,即“至善”(summum bonum)。至善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所欲求的对象,是伦理学的最后目标。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有德行的人未必幸福,幸福的人未必有德行。世界的秩序似乎就是这样按照德行与幸福的不一致构造出来的。如此,至善在有限的人生中是不可能的。在康德看来,要保证至善的实现,最终必须假设把这个世界按照与道德法则相一致的因果性构造出来的上帝存在。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中,“人”置于何地?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说,善的意志并不能保证实践理性的对象“至善”的实现。而这里,他却明明白白地说,预先假定人是创造的终极目的,自然目的整体必定与人的幸福相一致。这个作为终极目的的道德主体凭什么来确证幸福与德行的统一即至善之实现的可能性?这个“人”究竟是什么?
  
  康德断言人是自然的最高目的和创造的终极目的,是以德行之配当与配当之幸福的统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为先在条件的。这个“人”是禀有“善良意志”并且能够使之在行动中实现的朝向无限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
  
  人是自然的最高目的和创造的终极目的,意味着人以他内在高贵的本性赋予世界一种提升的意义,一种比机械因果性构造出来的世界冷冰冰的面孔更宏伟的意义。所以,当康德说前一种意义的世界是“物自体”、“本体”,后一种意义的世界是“经验”、“现象”时,这不只是对超越于自然必然之上的人类自由的颂扬,也是对世界之为世界本身的由衷敬畏和赞美。康德哲学里烦琐的现象与本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自然与自由、经验与先验、感性与超感性……诸如此类的对立在此不复存在。这是人类所能理性地想像的最美好的伦理世界。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是世界的目的终究是在功利主义范围内定义的。功利主义把德行归结为幸福,从而取消了康德的设问。
  
  麦金太尔把边沁主义对康德主义的切换看作是“启蒙运动道德合理性论证失败的后果”。他指出,启蒙伦理两大论证者休谟和康德,都有着现代基督教的背景,休谟宗长老会,康德从路德教。他们对道德普遍必然性的信念来自这些教派所启示的古老传统。但是,在确证此一信念时,他们都把目光聚在人身上,差别只在选择达至理论目标的依据时,对人性的去取不同。
  
  休谟抓住人的情感(激情),以此立论。康德担心休谟导致的道德相对主义,于是从人的先验道德理性入手。可是,两人“接力”也跑不了全程。在麦金太尔看来,这条路注定是死胡同。因为他们都试图用新近诞生的“个人主体”“个体意识”去承担惟有在非个体的语境中才可能的传统德性,此一努力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必然要失败的。
  
  康德的失败给边沁提供了机会。因为,麦金太尔以为,若尝试完成此项任务,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为之发明一种新目的论,要么为之找到某种新的绝对地位。休谟和康德走的是后一条路,结果相继落马。余下的只有前一条路,于是边沁踏上了。虽然边沁也是在人性上做文章,不同之处在于他用人性来确证一种与之相合的新道德,而不像休谟和康德企图把两个本性相斥的东西拼凑在一起。
  
  康德主义的失败意味深长。
  
  设问一,“个人主体”“个体意识”能否去承担“集体主体”"集体意识"语境中的传统德性?
  
  设问二,把两个本性相斥的东西拼凑在一起,是否必然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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