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氏提出“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线型发展的，是越来越文明的，社会制度是越来越进步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后，中国只能按方抓药，秦朝之后必须是封建社会。这就好比先做成一个模子，不管合适不合适，硬套进去。套进去后，发现不合适，把多余的部分切掉，所谓削足适履。至于模子里面的，反正你们看不到，我随意编写就是，于是非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书籍都成了反动的禁书。

    当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后，特别是政权巩固以后，再使用阶级斗争学说不符合执政党利益，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也没办法较真，能复兴黑暗的民族历史吗？其实，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很容易，真实的历史就摆在那儿，谁也没办法长期掩盖。问题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后，辩证唯物主义也只能走下神坛，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事实否定，马克思主义还有多少真理？一个单纯的世界观能坚持多久？

    顺势而为是大智慧，中流砥柱是无可奈何，也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真理用坚持吗？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符合民族利益，推动中华文明崛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坚持也会得到社会承认和支持。反之再伟大的目标如果溺水行舟也只能事倍功半。

    实事求是是中国党和政府的伟大思想和宝贵经验。

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比较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根据西方社会发展总结出来的历史研究方法，适用于西方历史。即农民与占有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之间的生产关系矛盾产生了阶级斗争进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是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生产关系不矛盾，反而很协调。土地、耕作工具等生产资料都是农民自己的，和其他人不存在生产关系，怎么会有矛盾？政治关系也如此，汉武帝开始，除了皇帝宝座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至于中国的思想关系、文化关系更没有纠纷了，除了赢政活埋过四百多个背后嚼舌头的算卦先生，没有人因为思想和信仰被迫害过。你愿意信谁的思想都可以，中国的宗教自由在汉朝时候就开始了，比今天的人权国家先进了两千年。即使在孔夫子成为孔圣人的明清两朝，骂他的人也都活得好好的。相反西方没有科举制，他们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从中国引进考试制度的，当时清王朝忘收专利费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前，西方的政权是封闭和世袭的，你如果出身平民，即使比基督聪明伟大一百倍，你也还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平头百姓。至于信仰和思想的牢笼更可怕了，十六世纪被烧死的科学家还少吗？哥白尼等人都是书呆子，要是像后来逃离德国的爱因斯坦那样移民中国该有多好，明王朝再混蛋也不会阻止他们研究宇宙，没准儿还发给他们一笔奖金呢。

   下面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评价：

   1848年，威廉姆斯在《中央王国》一书中说：“从科考的结果看，中国政府的高官阶层中的不少官员都怀有让人极为敬佩的才能和知识，及爱国、正直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态度。它维持了这个国家庞大的机器的运转，也保持着一种不衰的崇文风气。”

   1870年，史皮尔（Spear，汉名施惠廉）在《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国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说：“中国人民的竞争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政治原则公开化。听吧！西方国家，它没有世袭等级，或许没有个人荣耀，它没有财富的权力，它不主张任人唯亲，它也不去迎合世俗的偏见和利益。”

   总之，西方之所以超越中国是因为落后了太多。贵族以下的广大人民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连做梦都受限制，不废除这个制度，欧洲人民没办法活下去。中国和他们相比，是天堂里的天堂。十六世纪的欧洲知道东方有一个天堂的天堂之后，玩了命的要移民（不是殖民）中国，老天有眼，让他们发现了美洲，于是有了大航海。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一个叫牛顿的二愣子让苹果砸了一下，发明了万有引力，于是又开始了大发明，接下来就是大抢劫大发财了。马克思给这些暴发户起了一个名：资产阶级。其实这个阶级都是抢劫犯的孙子。

    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领先世界太久了，不用什么大道理，提到龟兔赛跑就明白了。如果非用马克思理论找客观因素，那就是中国缺少思想创新、科学研究、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土壤。你如果吃得饱穿得暖爱干啥干啥爱想啥像啥，你还去九死一生的航海探险吗？你还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吗？

   中国因为消灭了阶级差别领先了世界，因为消灭了阶级斗争又被世界淘汰。

   这是历史宿命，要埋怨就埋怨你没有降生在唐太宗的年代吧，那时候的中国人老牛了！

   但是郭沫若等历史唯物主义学者眼睛里的中国是一个黑暗的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地狱是一个只有古董的坟墓。

   于是他们开始挖墓，挖了明神宗的定陵，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挖出来的古董立刻风化成灰尘......时至今日，郭先生的徒孙们并没有放弃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始皇帝的陵墓、唐高宗武则天甚至刘备的陵墓。这些所谓的保护、所谓的考古，哪怕有一丁点的发现都会给这些混蛋带来学术上的花冠。

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不突出

    秦朝之后，中国实行郡县制度，土地私有化，政府按土地面积和人口收税，除非是皇帝的二大爷等宗亲，其他人都要交税。由于土地私有化，就产生了土地兼并，于是有了地主、自耕农和佃农。唯物主义教育我们，佃农是被迫出卖土地的，这是一个大谎言。比如一家5口人，占有土地30亩，如果人丁税按土地收成折算为每人1亩，全家要上缴5亩收成的人丁税；土地税如果是15税1，30亩要缴纳2亩的收成，合计缴税是7亩收成。如果租用别人的土地，租金每年30税1，加上人丁税，每年税收是6亩，何况地租可以用分成形式支付，减少了自然灾害的风险，自耕农还种自己的土地吗？其二，谁是地主？表面上土地的所有者是地主，未必如此。当人口大量增加，土地供应紧张的时候，租期未到的佃农可以把租赁权高价再转租给其他人，有时候甚至转租给土地的所有者。史料记载，即使在人均耕地面积紧张的清末，佃农也未必意味贫穷，由于风险抵御力强，很多田无一垄的佃农家庭比自耕农富裕，有的佃农一旦看好地价上涨的趋势，就会把租用的土地购买下来，摇身一变成为地主。所以中国的佃农未必是贫寒的，佃农和地主的成分是经常变脸的。佃农的好处这么多，为什么还会有地主？兼并土地的第一个好处是，土地规模扩大后生产工具效率提高，单产增加，第二个好处是，政府普查土地不及时（多为三年普查一次），可以藏匿土地不报，逃避税收。所以一般情况而言，地主和佃农合作愉快，都获得了好处。同佃农和地主不同，中国的自耕农是一群老实人，不会偷税漏税，一年四季忙于耕作，与地主与佃农不发生生产关系，更没有所谓的阶级矛盾，他们是社会最稳定的力量。

    武帝发动征伐匈奴战争后，人口减少，加上自耕农为逃避税收，撂荒了耕地租用地主的土地，国家财政出现危机。王莽篡位后，宣布土地国有，国家按人口分配土地。这个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先进思想，遭到地主、佃农们的反对，因为这条政策堵住了他们偷税的大门。在地主的领导下，王莽很快被推翻。从这一点看，中国佃农和地主是穿一条裤子的。刘秀执政之后，也试图削弱地主势力，可惜佃农和地主结合紧密，刘秀没有成功。只好通过鼓励生育，增加自耕农人口，扩大土地面积的办法维持财政。东汉末年的皇帝要么昏庸，要么年幼，造成宦官、外戚弄权，地主阶级越来越强大，最终把汉王朝瓜分。隋唐之后，人口增加，土地供应有些紧张，地主和佃农产生裂缝。唐太宗适时实行了“租庸调”政策，同王莽政策相似，属于均田制，按每家人口分配土地。虽然也遭到地主反对，但是国家机器的效率和力量保证了制度贯彻，消灭了地主阶级。由于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难度太大，后来又改为“两税制度”，赋税按土地面积收缴。两税制度提高了管理效率，却给昏君、贪官们随意加收苛捐杂税和新一轮土地兼并打开缺口，给黄巢起义埋下伏笔。由于两税法的赋税与土地面积成正比，地主依然要依赖于佃农。一旦地主的佃租高过国家赋税，佃农们要么可以低价购买政府的官田，要么把东家偷税行为报告给官府，要么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要么移民到佃租低的的地方。佃租高的地主因缺失劳力就会撂荒耕地，而国家赋税却照收不减，所以地主和佃农谁也离不开谁。宋明清王朝几乎照搬两税制度，科学性没有超过太宗的“租庸调”。从各朝代的土地政策和历史纪录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佃农和地主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种关系不是常态的，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灾害，二是人口膨胀。自然灾害尤其是百年不遇的大灾害，如果政府腐败继续收取赋税，地主也不会减租减息，甚至趁机兼并自耕农的土地，农民阶级与地主，地主与政府都会产生比较激烈的矛盾，甚至爆发武装斗争。这种激烈的矛盾持续时间短，灾害过后，三方关系很快修复。如果人口膨胀过快，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不会短期修复。好在乾隆之前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始终稳定在五千万上下，人均耕地面积充裕。由于康熙永不加赋的规定，中国人敞开了肚皮，到了乾隆年间人口数量突破了一亿，到了晚清突破了四亿，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对立。

四、地主阶级不等于统治阶级

    汉武帝之后，中国政府用考试录用官员。隋炀帝全面推广，想不通过考试当官尤其是当执政官的，即使走皇帝后门都十分困难。历史也有例外，喜欢戴高帽的乾隆皇帝就被和绅涮了一道，所谓捐官，清王朝从此打开了贪污的闸门。

    不论是靠钱买的官还是凭本事考上的官，这些人有的出身地主乡绅，有的是佃农子弟，有的是自耕农，有的是手工业者，怎能一概而论是地主阶级呢？这些人当官之后，靠国家俸禄生活，各朝代支付俸禄形式有的是公田的收入支付，有的用货币支付。虽然也有用授田形式支付的，但是官员的田产必须符合他的官阶，倘若超出官阶限额，随时要掉脑袋。所以官员在做官以后也不等于地主阶级。郭氏凡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定义和前面提到的“模子”比喻一样荒唐，先做一顶大帽子，贴个“官员是地主阶级”的标签，然后问人家，你是官员吗？如果是，好了，你就是地主阶级。这是以子集代替全部的荒唐逻辑。

    另外按政治制度分析，中国的统治阶级其实就是皇帝这一家人，政府官员只是附属关系，就像佃农依附于地主。在汉唐宋三朝，官员们对皇帝权力有很大的制约力，比如皇帝要任命某人当官，如果内阁不同意，皇帝是没有办法的。即便硬性提拔，也名不正言不顺，被称为斜封官。皇帝和官僚的依赖性很强，勉强可以看成一个阶级。明、清两代王朝自明太祖实行皇帝集权之后，官员处境严峻，失去了制约皇帝的任何权力，像明神宗二十六年不上朝的现象在此前任何朝代是不能想象的。明清两朝的皇帝和官员之间是雇佣关系，应该是两个阶级。

五、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突出

    农民与地主相互配合后，双方都得到利益，而国家赋税减少。于是皇帝这个大坏蛋与地主阶级这群小坏蛋矛盾激化。国家改革税收政策，要么摊丁入亩，要么一条鞭法，要么就均田法，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小坏蛋，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既可以削弱威胁政权的富有阶层，又可以人人衣食无忧，更可以保证财政收入，这就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追求目标。如果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怎么会实行这些剥夺自己阶级利益的政策？秦以来，统治阶级的土地政策没有一个不是针对地主阶级的，没有一个不是有利于农民尤其是佃农的，与其说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还不如说皇帝是中国总农会主席。两千多年间，除了个别大兴土木、四处征伐使农民饱受徭役之苦的暴政皇帝，都没有遭到农民们强烈反对，反而与巧立名目、盘剥克扣的地方官僚关系紧张，绝大多数的民变“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理就在于此。反之，受国家政策直接影响的地主阶级反皇帝、反统治阶级的事实更充分，一旦皇权腐败，加重摊派，土地规模越大，受害就越大的地主阶级就会产生改朝换代的思想。所以，地主阶级才是改朝换代的主力军，从改朝换代的实事分析，中国历史上九个统一王朝要么被地方官僚割据分裂，要么就是被地主势力推翻。唯一成为皇帝的农民只有朱元璋，他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借助了民族矛盾，得到了地主阶级的支持。从历史作为看，这个唯一的农民皇帝是把中国引向衰亡的大混蛋，农民出身的狭隘让他废除了赢政以来的三公九卿制度，天下大事小情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他的子孙又是一群弱智的淫棍，要么几十年不理朝纲，要么就在后宫里做木匠活，要么就从国库里往家里偷银子。一个再伟大的国家掌握在变态狂手里也只能盛久必衰。

六、农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

    郭沫若最重要的阶级斗争证据是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无数次起义，尤其是波及全国的八次大起义，即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反莽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群雄起义、唐末黄巢大起义、元末全国大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末的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历史唯物主义者对这八次起义都给予了极高的肯定，认为这些起义都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埋葬封建社会的正义革命。至于领导或参与农民起义并获得政权的统治者如刘邦、刘秀、李世民都是篡夺了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阴谋家，朱元璋是一个变节的农民领袖。

    这八次起义都离不开两个背景，一是国家政权失控，二是天灾人祸。政权失控意味着皇权内部出现问题，比如皇帝残暴或昏庸或年幼，外戚或宦官当权；比如外民族统治，激化民族矛盾。上述因素将引发全社会改朝换代的愿望，这是皇权阶级与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比如秦末、王莽的新朝、隋末、元末都是这个特点。参加起义、领导起义的人有农民有地主甚至有统治阶级的官员，农民只是一分子。而元末起义完全是民族矛盾，不能因为马克思说过“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就篡改历史。上述的武装斗争不具备阶级斗争的特点，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不管是地痞流氓还是谦谦君子，他们推翻了腐败王朝，适应了社会发展，也获得了民众支持。

    第二个背景是“天灾人祸”造成民不聊生。前面说过自然灾害发生后，如果政府非但没有开仓赈民反而照收赋税，除豪强地主外，灾区的广大民众只能揭竿而起。这种劫富济贫特点的暴动不等于真正的阶级斗争。第一，这些暴动是生存的本能反应，是过一天赚一天的机会主义思想，所以起义时候往往打出替天行道的保皇大旗；当起义进入发展阶段，为了吸引民众，开出一张“均贫富”的空头支票；在起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又急不可待称王称霸；当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非但不兑现承诺，反而作威作福，成了一个大坏蛋，比原来那个坏蛋还要坏的大坏蛋。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哪一个是例外？如果为了农民阶级不再被压迫剥削，为什么不实施此前高喊的“均贫富”口号，怎么连尝试一下都没有呢？

    后人认为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像刘邦、朱元璋那样招贤纳士，没有把地主阶级的精英网罗到起义队伍中，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实。黄巢等人何尝不希望得到主流民意和经营阶层的支持？问题是他们的行为满足了社会需要吗？他们的品德值得精英们敬仰吗？张角、黄巢起义时，地主阶级的主流思想是消灭藩镇，强化中央政权，稳定社会秩序，重现汉唐盛世。所以张角、黄巢等人在地主阶级的眼里连裂土割据的土豪都不如，贼寇而已。至于李自成，社会本来期许他带领民族铲除满清威胁，结果是自毁长城，引狼入室。这样的农民领袖是民族的功臣还是罪人？还有落第秀才洪秀全，乡试落榜就把怨气发泄到教师爷头上，凭一个东拼西凑的歪理邪说就要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大逆”行为能被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接受吗？

    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虽然加速了腐败王朝的灭亡，让后来的统治者更重视民生。但是他们的暴力行为给民族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黄巾之乱，让天下一分为三，中国陷入了长达四百多年的大分裂。黄巢之祸引发了汉民族的衰落，游牧民族欺压中国四百余年。李自成让汉人第二次体验了亡国之恨。洪秀全让中国的洋务运动劳而无功，清王朝先败给英法联军，再败给日本，台湾、琉球群岛从此远离中国。

    总之，无论按东西方封建社会的本来概念，还是郭沫若提出的“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的定义来描绘秦以后的中国历史都是错误甚至颠倒黑白的，都不是中国真实的社会形态。至于什么什么概念更准确，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让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