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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辉:论老子礼学思想 
作者:[张松辉] 来源:[《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 2008-11-20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老子具有丰富的礼学知识,堪称礼学大师,但他又反对礼制,文章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了辨析,并探讨了老子反对礼制的原因。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老子礼学思想对后世的两种不同影响以及对今人的启示意义。
 
礼制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老子的礼学思想为后人提供了有关礼制作用的多重思路,这些思想对今天的生活仍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老子是礼学大师
 
老子反礼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而我们却提出“老子是礼学大师”这一观点,似乎不合情理。我们提出这一观点绝对不是为了标新立异、骇人视听,而是从历史资料人手,经过认真考证才作出这一结论的。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老子担任过周朝史官这一事实,而作为周朝廷史官,必须熟习周礼。周朝以礼治国,周礼是朝廷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史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执礼。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了“大史”、“小史”的赞礼职责: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与执书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觑,以书协礼事。……凡射事,饰中,舍算,执其礼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大祭祀,读礼法,……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①
“大史”,即“太史”。在朝廷举行祭祀、会同、朝觑、射事等活动时,由大史、小史协同主持仪式。也就是说,朝廷中最懂礼仪的是史官。周代的史官掌礼,其他先秦著作也记载。《吕氏春秋》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②鲁惠公向周天子要求派人来教授祭礼,于是周桓王就派史角来到了鲁国,因为惠公的挽留,史角没再离开鲁国,他的后代也就生活于鲁,墨子是史角后人的弟子。所谓“史角”,就是一位名叫“角”的史官。鲁国人想学礼,周朝廷便派史角前去教授,这说明最懂礼的是史官,教授礼仪是史官的任务之一。
 
注释:
①《周礼注疏》卷二十六,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17一818页。
②《吕氏春秋》卷二《当染》,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第848册,第291页。
 
孔子从小就学习礼仪,在鲁国是以知礼而闻名的,但后来又千里迢迢去向老子问礼。周朝的史官、礼官绝对不止老子一个,而孔子单单选中老子,这说明老子在周朝的史官中又是最懂礼的一位。据有关史书记载,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的礼仪内容相当广泛。
《礼记·曾子问》记载,曾子向孔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送葬队伍已经出发到了半道,如果此时出现日食,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昔者吾从老耽助葬于巷党,及堆,日有食之。老耽日:“丘!止框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日:“礼也。”①这次丧礼,老子是主持者,孔子是“助丧”者,类似今天的实习生。丧事办完后,孔子请教这样做的原因,老子解释说:“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框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店患。”意思是说,顶着星星夜行的人只有两种,一是犯罪奔逃的人,二是为父母奔丧的人。日食之后,很可能出现星星,如果让死者顶着星星被抬着走,是对死者的一种羞辱。日食是很罕见的,而送葬时遇上日食的情况更为罕见,就连如此罕见的礼节,老子都能了如指掌,可见老子对礼仪熟习的程度。
 
《礼记》中记载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的礼仪都非常具体,《曾子问》云:曾子问日:“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日:“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亮,与去其国,与拾祭于祖,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耽日:‘天子崩,国君亮,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拾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哗。’老聪云。”②曾子问日:“下疡,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途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闻诸老聪日:‘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疡也,墓远。召公谓之日:“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日:“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日:“岂不可?’’史佚行之。’下疡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③如此具体的记载,我们很难说都是后人的捏造,而且捏造者还是孔子的后学。孔子不仅向老子学习礼制本身,而且还学习礼制发展史。《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第四十》说:子夏问:“三年之丧,既卒哭,金革之事无避,礼与?初有司为之乎?”……孔子日:“吾闻诸老耽日:‘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利者,吾弗知也。’,④孔子从老子那里获悉:按照礼制,父母去世,应守丧三年,但遇到战争或战斗,只要为父母哭一场就可以上战场了。这一规矩是周公的儿子周伯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制订的。
 
以上所举绝不是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的礼仪的全部内容,如《礼记》和《孔子家语》中还记载了孔子向老子学礼的其他许多情况,其中有具体礼仪,也有礼学理论。当然,古书也不可能把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的礼仪内容全部记载下来。考虑到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选择老子为自己的礼学老师这一事实,我们说老子是当时的礼学大师是完全可以的。
 
注释:
①《礼记正义》卷十九《曾子问》,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01页。
②《礼记正义》卷十八《曾子问》,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393页。
③《礼记正义》卷十九《曾子问》,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01页。
④《孔子家语》卷九,岳麓书社《百子全书》1993年版第1册,第80页。
 
二、老子反礼的原因
 
老子是礼学大师,但他对于礼制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老子》三十八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把礼放在道、德、仁、义之后,把“礼”看作是社会混乱的标志。为什么呢?《老子》文字简短,没有作详细论述,后来的道家人物对此讲得比较清楚。
 
道家反对礼制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礼的出现说明了人际关系的疏远和紧张。《庄子·庚桑楚》说:碾市人之足,则辞以放臀,兄则以抠,大亲则已矣。①踩了陌生人的脚,赶紧赔礼道歉;踩了兄弟的脚,只须表示一下关心;踩了子女的脚,什么表示都不需要。道家认为,如果两人关系密切,是用不上“礼”的,而讲“礼”,正好是人与人关系疏远的一种标志。人际关系疏远,乃至恶化,自然是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如果人际关系都像父子一样,哪里用得着讲什么繁文褥节呢?如果人际关系都像父子关系一样,那么社会还会像现在这样混乱吗?既然提倡礼仪不能改善人际关系,那么制定礼制的人自然是无功于社会,甚至还会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造成社会更多的不安。
 
第二,礼制已经成为统治者欺骗百姓、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庄子·肤筐》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②这里说的“圣智之法”,自然主要是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乐。圣人制订仁义礼乐的主观目的是好的,但到了统治者手中,仁义礼乐却成为极端虚伪的东西,成了欺骗百姓、保护自我的工具。反对提倡仁义礼乐,就是为了被夺当权者手中欺骗百姓、保护自我的工具。统治阶级玩弄仁义礼乐,这在后世的一些礼学家身上也得到了极好的印证,《汉书·何武传》记载: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③戴圣是一位治礼专家,我们今天看到的《礼记》就是由他整理的。然而就是这位最懂礼的人,却不按礼办事,不仅他本人违法乱纪,而且他的儿子、宾客也违法乱纪,甚至当了强盗。这件事极具讽刺意味。当然,这只能算是“小盗”,因为他只是靠懂礼而混得一官半职,不像田成子那样盗走了整个齐国。
 
第三,老子认为公开提倡礼仪会破坏人的淳朴本性,从而进一步破坏人类的美好生活。这一点与他反对提倡仁义的原因是一致的。老子没有直接、明确地讨论人性的善恶问题,但根据其整个思想可以看出,他与孟子一样,都是性善论者。在《老子》的全书中,都渗透着这样一种思想:人本来是朴实无华、清静寡欲的,只因统治者施行了多欲政治,才使人们变得奸诈难治,只要统治者变多欲为无为,人们就会复归于朴。而庄子则明确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庄子·骄拇》说:“意仁义非人情乎?彼仁者何其多忧也!”④老子认为:“反者,道之动。”(四十章)任何事物都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大力提倡仁义礼仪的结果,必然会使人性发展到它的反面不仁不义无礼无仪。
 
注释:
①《庄子·庚桑楚》,中华书局《庄子集释》1961年版第4册,第808页。
②《庄子·肤筐》,中华书局《庄子集释》1961年版第2册,第343页。
③《汉书》卷八十六《何武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2586页。
④《庄子·骄拇》,中华书局《庄子集释》1961年版第2册,第317页。
 
《庄子·马蹄》说:“及至圣人,鳖莹为仁,跟豉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擅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①这就是说,由于圣人的出现,由于圣人大力提倡仁义礼乐,所以天下才变得混乱不堪。
 
后来的《无能子》对此分析得更为详明。《无能子·圣过》可以说是一部人类的发展简史。作者从浑然一体的元气讲到天地万物的形成,然后又着重分析了人类的发展。作者认为,从总体上讲,由于所谓的“圣人”的作用,人类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而道德却越来越衰败。我们可以杜撰一句话,把作者的这种历史观概括为“人类知识与道德呈正负发展”。
 
我们先看人类知识的“正发展”。人类刚刚出现时,与其他动物没有太大区别,只知道像其他动物那样寻求简单的生活物品,夏居树巢,冬住洞穴,茹毛饮血,男女无别,浑浑沌沌,无思无虑,自然而然地活着,自然而然地死去,人人都无夺财害人之心。后来出现了一些聪明的圣人,发明了农业、房屋、狩猎、熟食等等,还设立了婚嫁之礼、丧葬之仪以及长幼之序。再到后来,又推选了一位叫做“君主”的人来统领众人,并且根据某种礼制把众人也分出贵贱等级,以便更好地协调人类的生产活动。由于人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生产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由于知识的作用,人类的总体物质财富的确是增加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类知识的正发展”。
 
其次我们看人类道德的“负发展”。在混沌蒙昧的远古时代,由于人性的淳朴,也由于财物的匾乏,人们的欲望并不大,因而也就没有太多的争夺。但随着人类所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也由于贵贱等级的礼制出现,人们所分配到的财富就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贵贱、贫富的差别。高贵地位给人带来的荣耀,丰厚财物给人带来的享受,不能不使贫贱之人产生羡慕之情,羡慕之情自然会诱发争夺之心,而争夺之心势必会形成争夺的行为,于是天下开始混乱起来。为了阻止人们的争夺,所谓的“圣人”们又制定了仁义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以约束人们。刚开始,这些规范还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随着人们欲望的不断膨胀,这些非强制性规范也就慢慢失去了约束作用。用作者的话讲就是:降及后代,嗜欲愈炽,于是背仁义忠信、逾礼乐而争焉。②制定礼制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防止人们争夺,可是后来的人们置礼制于不顾,于是“圣人”不得已又发明了刑法和军队,人们从此开始相互杀戮,陷人了痛苦的深渊。此时的人们不仅失去了淳朴的本性,就连起码的道德原则也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类道德的负发展”。
 
作者的这些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由于物质财富的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物质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仁义道德观念也就越来越淡薄。而礼制的出现则是人类道德堕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反礼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老子反对礼,因此他能否教授孔子周礼,就成为后人怀疑的事情。许地山在《道教史》中就提出疑问:“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底事,若把《曾子问》与《史记·老子传》比较起来,便知二者底思想不同。若依《老子})(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可以理解老子也是楚狂、长沮、莱溺一流的人物,岂是孔子所要请益底人?孔老相见底传说想在道家成派以后。”③而我们认为,孔子的确是向老子学礼,而且还学到了不少具体的礼制内容。对此,我们前文已经举出了许多证据。另外,先秦两汉的著作,如《文子》、《庄子》、《吕氏春秋》、《礼记》、《韩诗外传》、《史记》、《汉书》、《孔子家语》等都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史实。老子反对礼,却又精通礼,我们不能不就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作一辨析。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现象的原因有二:第一、老子先精通礼学,后反对礼学。老子作为周朝史官,对用以维系周代统治的礼制体系不可能回避,他甚至就是从学礼人手熟悉周朝文化的。至于他反礼,那是在他熟悉礼制、渐渐看到其弊端之后。
我们讨厌某人,正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个人。一个思想家反对某种思想,一定是因为他了解这种思想。不了解而去反对,那是盲从者所为。我们相信,作为大思想家的老子,还不是一个盲从者,更何况他是第一位反礼的人,想盲从也缺乏盲从的对象。另外,如果不了解礼,他不可能对礼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注释:
①《庄子·马蹄》,中华书局《庄子集释》1961年版第2册,第336
②王明:《无能子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③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第二,反礼而又不得不行礼。反对某种工作,又不得不从事某种工作,这在人类社会中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庄子反礼的坚决性一点也不亚于老子,但他在《人间世》中却说: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踢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①话讲得十分明白,虽然他反对礼仪,但见了君主却也不敢不叩拜,不敢不行礼。在全国上下大讲礼制的情况下,老子也不得不去学礼、行礼,因为他不是一个民间的自由学者,而是一个负有责任的官员。
 
老子懂礼、行礼而又反礼这一矛盾现象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容易理解。我们不能因为老子在理论上反对礼制,就否认老子是礼学大师和孔子向他学礼这些事实;反过来,我们更不能因为老子深通周礼,而忽略了他反礼的态度。懂礼和反礼二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同时体现在老子一个人身上。
 
三、老子礼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正因为老子既懂礼又反礼,所以他对后世的礼学发展就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影响。
 
第一,老子有功于礼仪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继承了西周文化,制订了一整套更加完备的礼仪制度。应该说,孔子之所以能够完成制礼任务,老子是有功的,因为孔子的不少礼学理论和具体的礼仪规范都是从老子那里学到的。
老子是周代礼制文化到孔子礼制文化的过渡人,至少也是过渡人之一。在儒家礼教的熏陶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礼法之士,西汉的名臣霍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汉书·霍光传》记载:光为人沈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白哲,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②连走路的路线都不失尺寸,这还仅仅是外部行为,但已可看出礼法对人的约束之严。应该说,在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一些法律、礼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就无法保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然而礼法为中国人带来的苦难,也是有目共睹的。对此前人已作过大量的论述。
只要我们承认孔子曾经向老子学礼这一历史事实,那么老子对中国礼制文化的功劳就很容易确定。
因为这一问题比较简单,我们就不再作更多的阐述。
 
第二,老子的反礼思想为后世许多文人所接受,成为任意、放浪生活的理论依据。
反对礼仪、任性而为的文人,至少在《列子》、《庄子》中已经出现。《庄子·大宗师》记载,子桑户死后,他的两位朋友孟子反、子琴张一个编曲,一个弹琴,“临尸而歌”,当子贡责备他俩违礼时,他俩反而嘲笑子贡说:“是恶知礼意?”③到了魏晋,一些文人对礼制更是不屑一顾,阮籍宣称:“礼岂为我设邪!”④稽康也自称要“越名教而任自然”⑤。孟子反、子琴张、阮籍和秘康可以算是道家文人的代表。
 
注释:
①《庄子·人间世》,中华书局《庄子集释》1961年版第1册,第143页。
②《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2210页。
③《庄子·大宗师》,中华书局《庄子集释》1961年版第1册,第267页。
④《晋书》卷四十九《何武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900页。
⑤《晋书》卷四十九《秘康列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906页。
 
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应属儒家文人的代表。《孔氏谈苑》记述了他对礼的态度:
司马温公有一仆,每呼君实“秀才”。苏子瞻教之称君实“相公”。公闻,讯之,日:“苏学士教我。”公叹日:“我有一仆,被苏子瞻教坏了。”
 
司马光当了宰相,他的仆人依旧像从前那样叫他“秀才”,而苏东坡认为这样称呼不妥,应尊称“相公”才符合礼节。苏的一番好意,却使又一个人开始失去自己的淳朴本性,司马光对此大为不满。可见儒家出身的司马光对礼制的作用也是颇有微词的。
 
抛弃繁文缚节,恢复人与人之间纯朴关系这一观念也被佛教所接受,《五灯会元》卷六记载:昔有老宿,畜一童子,并不知轨则。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礼仪。晚间见老宿外归,遂去问讯。老宿怪讶,遂问童子曰:“阿谁教你?”童日:“堂中某上座。”老僧唤其僧来,问:“上座傍家行脚,是什么心行?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幸自可怜生,谁教上座教坏伊?快束装起去!”黄昏雨淋淋地,被趁出。
 
童子从小就被收养在相对封闭的寺庙中,根本不懂得社会上的什么礼仪制度,一切按照自己的淳朴本性行事,深得老僧的喜爱。没想到前来暂住的一位行脚僧想讨好老僧,巴巴地教导童子学习礼仪,使他在行为上表现出对老僧的尊重。结果适得其反,童子的纯朴本性被破坏掉了,开始变作一个虚伪的人。那位一心讨好老僧的行脚僧反被老僧在黄昏的大雨之中赶出了庙门。又有禅师更是以“讲礼”与“不讲礼”来区分人的等次高低:
大王礼拜师,师不下床。侍者问:“大王来,师为什摹不下地?,’9币云:“汝等不会。上等人来,上绳床接;中等人来,下绳床接;下等人来,三门外接。”①在禅师看来,上等人看破了世俗的虚礼,所以同他们交往时,可以不讲究任何礼节,躺在床上迎接他们即可。思想境界越低的人,越要对他们“讲礼”,越要对他们表示“恭敬”。
 
回顾老子的礼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今天的人们也有启发意义。我个人非常向往纯朴的“无礼”社会,仅从礼仪本身讲,讲礼仪给人们增添了许多精神、经济负担。如讲究婚礼不仅使人们付出了本可以不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把包括新人在内的许多人搞得疲惫不堪。如果能够取消婚礼,或者把它简化为数人、甚至只有新人两人的一顿聚餐,就会为自己和别人省去诸多经济上和精神上的麻烦。从等级制度来讲,讲究礼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各个方面的不平等,而不平等的社会决不是人们理想的社会。
 
也许有人会说,取消礼制,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从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讲,的确是如此。但如果人类一起努力,逐步恢复人的纯朴天性,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礼仪制度是完全可以取消的。人们还可能会认为这是道家式的空想主义或理想主义,但根据事物有生必有灭的规律,礼仪制度的消失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注定的,它只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产物。礼仪从无到有,至封建社会中后期已达到了繁盛(或称作繁琐),今天的礼仪已经简化了许多,这是否就意味着礼仪制度已经开始走向消亡呢?我希望“无礼”的时代早日到来,让人们再少却一些精神枷锁。
 
注释:
①《祖堂集》卷十八,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93页。
 
(作者: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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