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要求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在过去的20年，华盛顿共识是发展政策的向导。[1] 这个方法成功于1970年以后，它取代了强调发展国内生产力供国内使用的进口替代战略。现在，由于10年的经济危机（包括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东亚，1998年的俄罗斯，1999年的巴西，2000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华盛顿共识崩溃了！

频繁导致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第二个根本问题是它不能推动经济增长。这表现在表1中，它显示在整个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系统性的减慢。世界经济增长在1990-1996时期慢于1980-1989时期，而且慢于1965-1980时期。第三个根本性问题是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结构倾向于恶化收入分配，——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不仅是在华盛顿共识主导期间经济增长缓慢，而且还出现了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加剧(Denninger and Squire, 1996; Milanovic, 1999; Lustig and Deutsch, 1998)。

 

表1：1965-1996年发展中地区与工业化国家GDP增长的趋势（年平均增长%）

时期　　　　　　1965-1980　　　　　　1980-1989　　　　　　1990-1996

中低收入国家　　　5.9%　　　　　　　　3.1%　　　　　　　　　1.9%

高收入国家　　　　3.8　　　　　　　　　3.2　　　　　　　　　　1.7

美国　　　　　　　2.7　　　　　　　　　3.0　　　　　　　　　　2.5

日本　　　　　　　6.6　　　　　　　　　4.1　　　　　　　　　　1.2

全世界　　　　　　4.1　　　　　　　　　3.1　　　　　　　　　　1.8

注：资料来源于Singh(1999)

 

这些根本问题图示于图一的“盒子”中，它显示私有、公有两部门的工人是如何被借助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装进盒子中搅拌。[2] 私人部门的工人遭受到持续的全球化压力，而公共部门的工人遭受到私有化的伤害。两者的伤害都是由于价格的刚性（财政和货币紧缩）和劳动市场弹性。在这种政策结构下，工人们（不管加入工会与否）不可避免的被排除在生产率上升的利益之外。

阿根廷最近的崩溃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一个例证。这是因为，阿根廷在制定政策的真实世界中紧密地跟随华盛顿模式。它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了，贸易壁垒消灭了，国有资产被私有化了，劳动力市场弹性化了，它的货币盯住了美元，并且在经济下滑濒临衰退时，它采取货币和财政节俭政策。它随后的崩溃不可避免地摸黑了华盛顿共识，却让人们意识到急需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最近一连串的危机唤起了对国际金融结构的关注。补救现有的易于危机的结构肯定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但同时也认为，仅仅改革金融是不够的。与之相反，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强调内需驱动式增长的新的发展模式。实现这个新的模式将要求一系列政策变革，包括提升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改革金融市场以稳定资本流动和浮躁的资本市场纪律、以及7国集团的全球增长计划（它包含了充分公平定价的、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

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问题　　

出口导向式增长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它致力于出口及贸易自由化，它通过很多途径伤害发展中国家。[3] 首先，它挖掉了立足于国内市场增长的发展根基。其次，把发展中国家置于互相之间展开“快速沉底竞争”的境地。第三，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置于与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相互倾轧的境地。第四，通过制造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损害全球经济。为了使国家有能力进口一些资本品和其他需要的资源，出口总是不可避免地。但是，我们的挑战是避免出口变成一种扭曲并阻碍发展政策的焦点。

对片面的出口导向式经济增长的理论批判的核心是认为它患有一种合成谬误：它假定所有的国家能够借助于其他国家的需求增长而增长（Blecker,2001）。在全球化下，就有一个以邻为壑的危险，其结果是，所有国家试图依靠其他国家的需求扩张实现增长，但到头来是全球供给过剩和通货紧缩。对个别国家而言，出口增长代表着需求增长。然而，如果出口增长消耗了外国的需求增长，则它正好转移了其它国家的增长，而没有提升全世界的经济增长。

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问题促成了一个国家“偷窃”另一个国家需求的“需求掠夺”形态。在发展中国家之间，问题有点不同，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竞争着向发达国家的市场销售，以致问题变成了“出口移置”。发展中国家互相之间竞争，当一个国家设法增加它的出口的时候，常常要排挤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就是一个合成谬误，它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式发展或许可以适用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但当所有国家采纳时，就是一个零和游戏。

出口导向型发展也患有其他疾病。一种普遍确诊的疾病是“争当最差”。为了取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国家间的竞争遍布每一个维度，包括工作条件和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工作条件和一个清洁环境被看作是附加的成本，公司具有最小化这些要求的动机，其结果是公司不断地降低这些要求、或者把生产转移到那些对此要求更低的国家去。[4] 过去，这种“争当最差”被解释为“南-北现象”，但是，现在清晰出现的“南-南现象（South-South dimension）”或许更加重要。Berik (2001)通过考察巴基斯坦的足球工业说明这个观点。巴基斯坦同意废除童工，却没想到产业转移到了没有童工限制的印度那里去了。

第二个疾病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促使国家转移越来越多的产出到全球货物和商品市场，从而加重了长期存在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倾向。这种模式具有一种恶性循环，因为过低的出口价格迫使发展中国家出口更多，于是构成了向下的价格压力。这种恶性循环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长期可以看到的(Prebisch, 1950; Singer, 1950)。[5] 然而，作为转移制造能力到那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它们的产出）去的结果，同一个过程或许现在出现在几乎所有最高终端制造业(Muscatelli et al., 1994; Sarkar and Singer,1991)。

第三个疾病是出口导向式增长导致金融不稳定。第一个渠道是恶化的贸易条件作用于这些国家的外债偿还能力。发展中国家借来了硬通货，但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他们更难赚到偿还债务的通货。第二个渠道是无意识地在出口制造业造成了产能过剩。Kaplinsky (1993)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些国家的出口导向式发展瞄准了基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生产。Ertuk (2001/02)认为，相似的过度投资热潮也许发生在东亚，韩国（tiger）经济的初步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力，如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实际结果是出现了产能过剩，它暗中削弱了这些投资的金融健全性。由此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根本起因于当地的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投机。

第四个疾病是关于自治权、发展的质量、以及附庸国的问题。这里，论据认为，出口导向式增长（尤其是当它和出口加工区联系在一起时）导致肤浅的发展，并些微伴随着经济的停滞。实际上，出口导向的增长重复着更早期的“种植园”的发展模型。这包括剥削工人以及缺乏对收入增长的广泛分享——这使得它无法实现国内市场的发展和自动可持续的增长。与之相反，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出口需求的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脆弱到因为出口市场的减速而受伤。

此外，这或许使得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动荡不堪。这就是投资组合理论的逻辑。如果有许多自主的增长中心，全球增长放缓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因为这个结果取决于一个同时冲击所有增长中心的放缓。然而，如果全球经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增长依赖于另一部分（发达国家集团）的增长，那么，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必然导致全世界经济放缓。　　

展望未来，出口导向式增长的系统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这样的增长能让第一个尝试者如愿，但是，一旦所有国家都去追赶出口导向的浪潮，它就会崩溃。尤其不详的是，中国出现在了国际贸易的镜头中。出口导向的增长通过一个有层级的过程来运转，欠发达的新来者替换成熟的出口经济（在这里，过剩的劳动供给已经被用尽了，工资开始上升）。 由于中国的出现，这个系统也许无法运作了。中国在最低工资点上有巨大的劳动供给，并且人口的增长保证这种状况持续到未来。不清楚现在是否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低于中国的生产成本加入该系统，使新来者不可能进入出口导向式增长的层级。如果是真的，出口导向式增长的模式将发现它自己的杀招。这将是需求不足，同时新的供给国家不能与中国竞争。

内需驱动式增长及其核心的劳动标准[6]给出了出口导向式增长的疾病，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取代肤浅且具有剥削特点的出口导向式增长，国家必须依靠基于内部市场发展的增长。应当再次强调，出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通过出口取得资金，以便偿还推动金融增长的贷款。另外，几乎大多数国家缺乏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消化自己的产能。但必须说，全球贸易系统必须被打造成本国发展的仆人，本国发展不必像过去那样着眼于国际竞争优势。

工业化经济的历史显示，推动国内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收入分配和政治权利不平衡的问题。深入地国内发展有赖于工资的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同时，它提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基础：工资增加刺激市场发育，市场发育推动工资增加。劳动标准（禁止歧视、强迫劳动、剥削童工，以及结社自由的权利和劳资谈判）和民主是这种模式的两个关键。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它促进结社自由，而结社自由和劳资谈判导致收入分配的改善和较高的工资(Rodrik, 1999; Palley, 2000b)。

这些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相对立，他们认为，保留这些工会是对市场的扭曲，而且收入分配对于发展并不重要。事实上，工会是对市场失灵（起因于单个工人与老板之间巨大权力不平等）的一个解决方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如此，那里的工人没有任何权力，也缺乏社会保障系统。然而，雇主的权力优势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断增加，这也使得企业的灵活性有所增加。显而易见，工会补救权力的不平衡、纠正市场失灵，但前提是要避免陷入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陷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增加国内消费的空间，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生产力逐渐退出世界市场。这将有助于缓和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无论是他们作为初级产品加工的传统角色，还是作为低端制造品生产者的新角色。劳动标准也有助于关闭“争当最差”的诱惑。

劳动标准的第二个贡献是促进良好统治、减少腐败。现在逐渐认识到发展取决于良好的统治，IMF现在把它叫做“第二代改革”方式。[7] 第一代改革以经济的液压模型为基础，它让IMF断言：要完全了解所有需要增长和发展的国家的汇率、利率和财政预算。现在，他们领悟了制度对于发展的重要性。透明、负责任以及良好的统治有助于防止资源错配、预防腐败。

劳动标准符合这种新的方法。结社自由和工会可以被看作是创造检查这个实践的补偿力量。 主流的反对观点是开放市场能通过竞争避免腐败的问题，然而，现实是开放市场简单地通过腐败掠夺。掠夺的逻辑在贿赂问题中反映出来。尽管浪费和无效率的贿赂是做生意的方式，留给市场本身的却是生产一个贿赂盛行世界。这是，因为每个私人代理有一个促使他通过贿赂赢得生意的个人激励。

社会最优的结果是根绝贿赂，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实现此目的，那就是通过立法禁止贿赂、实施反贿赂措施。实际上，政治行动在应付贿赂问题上是必须的。劳动标准和结社自由权利的提升（超出了加入工会的权力），可以看作是培养实施这项措施的政治条件。

这种潜在的控制腐败的力量或许具有深远的好处。现在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主要问题（将在下章讨论），它侵蚀了国家政府政策自治的空间。恢复这种自治的空间是全球化批判者的一个目标。然而，简单恢复政策自治空间是不够的，因为这个空间可以用于或好或坏的政治。这意味着这项措施必须被用于改善统治的质量，由此改善政策的质量。劳动标准于此有助益。

还有一个论据支持劳动标准，那就是通过促进好的统治，这些规范调动民间社团的因素，它反而有利于经济危机的管理。支持这个理由的例子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事例。此外，还有实证证据（Palley, 2001）显示，改善了劳动标准的国家显得较少遭遇金融危机。这些实证发现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金融市场认可健全的民间社团制度的优点，并且给具有这种制度的经济更多的金融空间。

通过这些渠道，劳动标准可以帮助把收入分配和支持内需驱动式增长所需的政治条件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但劳动标准的好处不止这些。劳动标准通过帮助解决出口导向式增长的矛盾，也使得国际经济受益。如上所述，贸易和出口仍然是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关键是避免踏入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陷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逐渐增加国内消费空间，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生产力逐渐退出世界市场。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增加国内消费的空间，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生产力逐渐退出世界市场。这将有助于缓和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无论是他们作为初级产品加工者的传统角色，还是作为低端制造品生产者的新角色。劳动标准也有助于关闭“争当最差”的大门，它有一个并行的激励构造，那就是贿赂问题，它可以被看作是“争当最差”在法人事务中的实践。在出口导向式增长的世界中，每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剥削每一个可能的差额以取得国际竞争的优势。好的竞争着眼于生产率和质量；坏的竞争吞噬工厂的安全、环境以及收入分配。劳动标准能够帮助排除坏的竞争——通过限制国家借助于侵蚀标准以取得竞争优势的途径。

内需驱动式增长需要的金融市场改革　　

不仅有必要弄清楚劳动市场的微观经济机构，内需驱动式增长也需要弄清楚宏观经济环境。这对于国际金融结构的设计和提供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决定性的。 在当前的安排下，发展中国家经常遭受到由繁荣到衰退的“停-走”周期的破坏。这种模式导致巨大的风险费用——它需用于补偿投资者“突然停止”的危险，而且这种巨大的风险费用通过制造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突然停止的结果来自我实现。用这种方式，市场力量把发展中国家关进了一个永久的高成本资本的陷阱。进一步的组合危害，是资本市场也要求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或者面对较高利率的处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遇到的宏观问题就衰退中的经济政策而论是突出的。工业化国家的决策者应对负的需求冲击的措施是采取反周期的宏观稳定政策。这包括中央银行的低利率，以及大规模的政府预算赤字。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发展中国家受制于国际资本市场，应对负的需求冲击的措施是采取一个高度顺周期的政策。要防止突然和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被迫提高利率，以及紧缩财政以减少赤字。这些恰恰是工业化国家采取的政策组合的对立面。　

在这种不合理压制下的政策响应了一个谎言：资本市场的经济断定在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性上。私人投资者主动推动保护他们的本金，一般而言，这将压力施加到其他投资者和经济。在高债务环境中，紧急退出在各方面要提高很多成本。小市场中的兽群行为导致极端地不稳定性，它也产生顺周期的资本流动。于是，当情况好的时候一窝峰似的冲进来，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它反过来又刺激资本流入。与之相反，当情况变坏了的时候，又一窝蜂似的冲出去，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它反过来又刺激资本流出。总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诅咒了两次。第一，这些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遭受更加顺周期的资本流动。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成了市场力量的人质，被迫接受顺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资本流动问题与汇率问题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下，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威胁撤资与投机的人质，它使得政策不得不持续紧缩。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也会有关于汇率风险期望的道德风险，由于相信汇率是固定的，导致超额借入被叫做债务的外国通货。于是就暴露出经济的外债危机。在浮动汇率下，借款人被迫要支付一笔可观的汇率风险费用，以便补偿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国家也被迫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兑现价格稳定的承诺。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定价问题上栽了跟头。高的市场利率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两把刀，而关闭定价的力量是资本的流动性和撤资的威胁。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清楚，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控制资本外流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有托宾税、智利式的限速坎等措施，而且适当的金融市场管制是如此重要。上面谈到的这些措施经常在“危机预防”方面被讨论到，但更加重要的是牵扯到他们塑造一个具有较小顺周期资本流动和较轻政策紧缩压力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能力。特别是，通过抑制资本突然外撤的能力，这些改革为发展中国家实践反周期货币政策与稳定的财政政策创造更大空间。第三个好处是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发展中国家必须持有的、用于保护它的货币与财政系统的外汇储备的水平。这些储备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高利率借款，并把它再储蓄到利率非常低的美国的货币市场。 此外，Baker and Walentin (2001)证明道，储备资产在华盛顿共识主导期间，显著地提升了（美国）一个百分点的GDP，因此，减少储备资产可能会减轻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巨大利益负担。

最后，该措施除了稳定资金流入流出之外，也有对本国内部金融改革的需要，它能增加对国内信用的使用。在企业部门，有增加中小金融的需要，它能够让企业做成一些潜在的中小规模的生意。在家庭层面，有对发展抵押市场的需要，它能够促进普遍的房屋产权。扩大房屋产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发展利益。首先，它能够通过产生一批中产阶级强化政治稳定。其次，能够产生一批建筑业工作职位，它也能够通过增加建筑材料和家具的需求来促进制造业的发育。第三，抵押市场和房屋产权能够促进金融发展，因为抵押借款提供了一个新形式的金融投资，房屋提供了一个家庭财富与附属品的新源泉。而且，所有这些是调动了国内储蓄，而不是依赖外国借款，因为房屋建筑显然在当地。

全球增长和金融　　

除了改变劳动市场的固有结构和金融架构以外，成功的国内需求驱动式增长还需要7国集团政策改革。这里，挑战在于如何重建全球经济，以使它不再依赖美国这个单一引擎增长。这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近10年来债务的膨胀意味着美国可能接近债务饱和，如果他真的发生了，美国将不能像以前那样借钱，全球经济可能面对一个急剧的需求增长减缓。据此，日本和欧洲承担扩张宏观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7国集团的计划将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需求，由此提供一部分支付进口的资金，这些进口是内需驱动式增长所需要的。然而，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其它金融援助。债务减免应该是一个来源，有必要抹去一些因华盛顿共识试验失败而承担的责任。这些债务现在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这在道德上是不公正的，同时它也在整个全球经济中表现出负的外部性。 　　

第二个资金来源是工业化国家的援助。这些援助占GDP的份额，在过去20年显著下降。援助的批评家指出，事实是通过私人资本流动的数量控制绝对项目，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援助是提供发展资金的过时形式。这样的分析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第一，相对而言援助减少了，因为工业化国家没有没有增加他给的数额。第二，私人资本流动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系统性负面作用，如早先所论。第三，私人资本的流动导致经常金融危机，债权人被反复保释，这也造成了把许多发展中国家拖下水的债务危机。　

第四，即使私人资本没有这些缺陷，也应当保留一个国家援助的框架。私人资本对于那些把利益和成本完全内在化了私人项目而言是最好的。在这里市场力量很好地运作。然而，许多发展问题与公共资本有关（如道路、学校、统治机构等），它的利益被广泛分散、它的提供者无法通过价格机制捕获到。这里说到了需要公共投资，但是，私人出钱的公共投资更加难以成功，因为缺乏确切可靠的、专门的财政资金流以偿还贷款。　

这些考虑认为，对私人资本的依赖有点过了头，有必要提升国家提供发展资金的水平。第一个来源是可能的外来援助。第二是扩张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能力，如Soros (2002)所提议的那样，将给予发达国家的特别提款权SDR扩展到同样给予发展中国家。最后一点，不仅没有过分地信赖私人资本，但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过程无意中使得发展中国家小企业难以得到资金。这是因为全球化导致外国拥有的跨国银行收购了国有银行，这些银行可能根本没有贷款给发展中国家小企业的意向。暗示这种可能性的证据来自对美国大小银行放贷实践的研究(Berger, et al., 2002; Keeton, 1995)。这些研究发现，越是小的银行，在贷款给那些信用信息不全的客户方面，做得越好。　

内需驱动式增长需要的一组新政策　　 　

强调出口导向式增长的华盛顿共识破现在正是将一个面向内需驱动式增长的新的发展政策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实现这个结果需要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图2所示，内需驱动式增长基于以下四个基柱：（1）改善收入分配（2）良好的统治（3）金融稳定、贷款市场改革、以及反周期稳定政策的空间（4）充足的、定价公平的发展资金供给。该政策需要将这些支柱建立在以下几个领域：（1）劳动权利和民主权利（2）金融机构的适当改革和管制（3）债务减免、增加外国援助以及通过扩大特别提款权（SDRs）增加发展援助。产了。　　

该政策需要将这些支柱建立在以下几个领域：（1）劳动权利和民主权利（2）金融机构的适当改革和管制（3）债务减免、增加外国援助以及通过扩大特别提款权（SDRs）增加发展援助。尤其是劳动权利与民主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这个例子表明，在道德权利与有效率的经济政策之间不存在进行任何交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