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这个民族在发生和发展中所有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多层面的完整复合体；是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创造方式、信仰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道德习俗的历史积淀和知识系统；它代表了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潜意识中的社会心理趋向，铸造了最核心的民族性格。我们把各民族的文化生态群落分为原生态文化、次生态文化和移植的再生态文化，目的仅在于描述这些异质文化的特征乃至探索世界上的文化运动规律，并非想作彼此间优劣的评价，因为显而易见某些移植和杂交的文化群落也必然会形成某种生态优势。其实仅就原生态的文化群落而论，全球从地域分布上也有自北向南灵性逐步增加的趋势，地球的北端多以冷静的理性思维为特色，地球的南部却带有较多灵性冥想的色彩。现在欧美等西方的文化群落形成一种实用主义的理性分析模式，中国、日本等东方的文化群落则保持着有机整体的经验主义传统，南方的拉丁美洲、印度、非洲乃至阿拉伯的本土文化群落却带有超验的泛灵论的神秘倾向。地球上各种异质的文化生态群落不仅在地域上呈现某种分布的规律性，而且几个重要文化群落的演化在时间上也有某种同步的呼应。据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帕森思（Talcott Parcons）的研究，发现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都不谋而同地先后经历了“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从而产生了以色列的先知，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使这四大古代文明各自提升到人类智慧的新境界。仅就今天差别最大的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而论，人们不难发现，越是靠近“轴心时代”的初始状态，二者差别越小。人们从前苏格拉底米利都学派的学说中很容易找到老子的辩证思想和五行本源学说的影子，南意大利学派的“数哲学”有点像“周易”，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貌似孔子，而中国墨家学派的逻辑推理思想和科学实证精神与西方文化如出一辙。更为有趣的是，当西方社会在15世纪至17世纪由文艺复兴诱发工业革命的时候，远在东方闭关锁国的中国晚明社会竟然也萌发了以“白银货币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如果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货币经济化必然也能促使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可惜这种历史过程由于满清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了。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这些不同的演化史保证了各种异质文化自身的同一性，并由此形成世界上异质文化的多样性。地球上的文化生态群落是不能拒绝多样性的，如果把多样性变成单一性，就像整个地球上仅剩下单一的某种植物，是无法保持生态平衡的。毋庸讳言，地球上这些多样性的文化群落在生态上确有强弱之分。判别一种强势文化生态群落的标准是，它首先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活跃的“生命力”；其次是它应该具有使整个民族向心的“凝聚力”；再则它必须具有对其他异质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和在新的领地上旺盛的“繁殖力”；另外它还必须随地球环境变化具有自我改造的“创新力”，能汲取其他异质文化的优势引导人类开拓前进。强势的文化生态群落必须是一个不断吸收“负熵”的开放系统，它能融汇多样性的异质文化且不以自己单一性的文化取代这些文化群落，同时还要引导人类回归生态文化的原点。下面，我们具体剖析地球生态园中几种主要文化群落的特征，从而寻找强势文化运动的规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遗存下来的原生态的文化群落，因之中国的历史含有世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重大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顽固地保留着氏族父权家长制的专制传统。中国的氏族公社在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没有像古希腊民族那样经过充分的社会动荡使氏族解体为城邦民主制，而是利用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早熟为宗法家长制。在这一历史转变关头，中国非但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抛掉氏族组织的外壳，反而利用残留下来的氏族公社经过家庭公社转化为农村公社，使之成为剥削宗族奴隶和农奴的基层社会组织。此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亦是继续强化和扩大氏族的血缘网络，将家族当作社会的细胞，形成“家国同构”的政体。尽管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新生阶级力量不断更替掌权改换着中国的国体，但父权家长制的专制政体始终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这种父权家长制的传统是自周公旦彻底改造原始道家的自然礼乐开始的，从此为中国儒家的礼教统治奠定了基础。周代的礼教文化群落在自身的演变史上又出现过两次重构。第一次重构发生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大约历时550年，周代原始宗教（礼教）的巫史文化被“突破”，提升出道家、儒家、墨家、法家诸学派，奠定了以儒家文化为表层结构，道家文化为深层结构，融汇诸子百家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孔子的儒家文化又为礼教确立了“神道设教”的政治传统，使历代统治者倡导的意识形态从此具备了泛宗教的信仰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礼教文化在政治上有其“政统”，在学术上有其“道统”，以政教合一为特色，因之数千年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难逃“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中国文化的第二次重构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近400年间融汇进了多种游牧民族富有生机的野蛮文明并接纳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分立而又互补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开放、强盛的隋唐王朝，中国成了世界上东方文明的中心。历史上这两次文化革新和重构虽然都是以维护君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为中心进行的，但都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加强，传统文化的精华得到提炼和净化。直至宋代，中国文化沿着维护君权专制的路发展到顶峰，发明了火药武器、雕版和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航海造船术，制造出精美的瓷器、纺织品和多种工艺品，在冶金、建筑、桥梁、农业、水利、天文学、数学、矿物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养生学、内丹学诸领域都取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果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文化将道家思想的源头活水阉割殆尽，成为维护君权禁锢人心的工具，在达到顶峰后逐步僵化失去活力并开始步入文化专制主义的歧途。此后中国文化虽因蒙古族、满族两次游牧文化入侵乃至明代日本海盗文化（倭寇）的骚扰延缓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仍以其巨大的“同化力”实现了中华民族新的大融汇并保障中国文化的根基没有中断。中国大陆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的儒家文化圈（包括北朝鲜、韩国、越南、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君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延续数千年不变，特别是中国大陆被视为是“超稳定的永恒帝国”，其真正原因并非是儒家文化特别优越，而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保留着道学文化根基的原生态文化群落。
道学文化是母系氏族共产制的大同社会形成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尽管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倡导的父权家长制儒学文化后来占据统治地位，但每到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仍有不少拯危扶颠的民族精英到道学文化中汲取再生的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亡而复存、衰而再起的根本原因。何况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呈现儒、道、释三教互补的结构，统治者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以佛治心，这本身就是一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必须指出，以儒家文化为支柱，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家长制官僚政治是中国文化的毒瘤，也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体没有在中国首先发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i][v]]在儒家文化圈内，这种家长制官僚政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由改朝换代因时而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很难形成现代意义的政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由于日益异化于民众之外处于岌岌可危的恐惧之中，相互间残酷的争斗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失去保障。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往往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清末以来执政的小朝廷同俄罗斯、英国、日本、美国等列强签定的那么多割让领土的不平等卖国条约就是铁证。近世以来，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一不打着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幌子粉饰自己的家长制官僚政体及其在政权私有化的小圈子里传宗接代的权力承传程序（世袭制或禅让制），实际上在这种政体下人民并无参政权利，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出现“上下交征利”的官场腐败和邪恶风气，为维护少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官僚政治集团在现代社会已失去执政的合法性。1840年鸦片战争和1900年英国、俄罗斯、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国的大片领土被俄罗斯、英国、日本、美国侵占和肢解，周边国家的儒家文化圈也分崩离析，延续数千年的儒学文化及其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弊端被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强势文明，中国儒家的农业文明显然缺乏时代精神，在生命力、同化力、创新力诸方面已相形见绌。因之，自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中国文化开始了第三次重构，可望在21世纪后期初步完成新的文化建构。中国文化第三次重构的正确目标应该是，一要彻底割除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毒瘤；二要像历史上接纳佛教那样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及其历史根基接纳入中国，同中华文明融汇为有机整体；三要创新儒学和佛学，并向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的道学文化回归，在新的基础上形成道学、儒学、佛学和西学的互补结构；四要进一步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普世文明，作为人类在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的重构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新力和同化力，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适应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潮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罗马时代兴起的欧洲西方文明，由于缺少自己母系氏族公社文化的文字记载，故对自己文明的起始点淡忘了。由于欧洲先民没有保存下古老的象形文字记录，3000年前才由腓尼基人创制的拼音文字无法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历史事件，致使欧洲人连大约4000年前在不列颠建立圆形石林或在克里特建立克诺索斯城的文化背景都模糊不清。某些持“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欧种族优越论”的学者往往认为，西方文明源于闪族和雅利安族，并特别把雅利安族作为西方文明的原动力。其实，这些游牧民族根本不可能建造人类的任何文明。欧洲文化开端于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希伯莱人的民族传统是毋庸置疑的，欧洲文化只能是一种次生态的文化群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ii][vi]]希腊人的历史记忆正是从他们的“英雄时代”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历史已经湮没在神话故事里。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等文献中记载下来的仅是父系氏族公社解体时的战争记忆，这些英雄时代为个人荣誉而报复和复仇的恶的链条构成了欧洲人潜意识中的文化情结。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人物先是迈出自信而成功的步伐，而最终又沿着同一条路不可逆转地走向沦落，这注定了欧洲的西方文明迅速兴起的智慧和辉煌，并在辉煌之后再吞食自己酿造的苦酒。在20世纪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这种父系氏族公社文化解体的恶梦在历史现实中的再现。欧洲人善于从理性的高度搜寻宗教和神话中的文化基因，并将它引入哲学领域，从而在悲剧中追求再生的智慧和美感。欧洲在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仅能返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去寻根，但也使西方文化将多种文明精华凝聚在一起，其中包括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与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古罗马的公民身份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传统；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基督教的上帝是以人为中心的，于是人权思想始终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加尔文教派激发的勤劳、节俭、诚实、纪律等清教徒伦理价值观念，使资产阶级勃然而兴，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主导力量，西方文化走向辉煌就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基督教的“人类中心论”观念和征服世界的欲望又为西方文化隐藏下生态破坏和盛极而衰的忧患。基督教中耶稣化身的观念远不能弥补氏族社会原始宗教中先民对神灵的敬畏和天人交通的情结，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半人半神的化身终究是以人为主体的。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使人们很难相信《圣经》里上帝造人的说教，基督教里的神学论断都无法经得起现代科学的验证，西方文化被拦腰斩断了，文化整体中的科学主义要素和人文主义要素分离了，剩下的爱情、暴力、死亡、殉难、色欲、悔罪、科学幻想等主题同历史根基脱节，只能诱发现代人的悲剧悬念和危机意识。当代充满列强竞争威胁的国际局势迫使欧洲人渴望在不损害各自民族独立性的原则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强大欧洲，然而今天的欧洲文化已缺乏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好在欧洲人不乏反省精神和危机意识，欧洲文化中也蕴藏着一种弃旧图新的创造欲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探索动力，能够不断追寻新的解释系统。欧洲的现代文化是在城市化和世界贸易的浪潮中形成的，欧洲的思想家大多具有立足全人类的开阔胸襟，他们迟早会发现中国的道学文化中有他们寻根回归最渴望的文化源头，并由此唤醒欧洲人对自己古老母系氏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历史记忆。
俄罗斯文化虽然源于1100年前东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然而很快败落并被蒙古的游牧文化所收伏，自15世纪才从莫斯科公国的农业文明经过近两个世纪的侵略战争越过乌拉尔山扩张到西伯利亚，形成沙皇俄国的殖民文化。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是以伤害俄罗斯境内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代价的，他以铁腕政治手段奠定了俄罗斯文化的特色，也埋下了俄罗斯文化中“分裂”的种子。由于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集权、专制主义基因和引进的西方价值观相互角力，造成俄罗斯文化缺乏理性、好走极端、因循守旧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摇摆的特征。因之俄罗斯文化与其说是欧洲文化，不如说是“面向”欧洲的文化，或者是“面向”西方（含美国）的文化。当西欧国家在海外大肆攫取殖民地的时代，俄罗斯却向周边国家疯狂扩大自己的版图，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近世以来，俄国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学术造诣比西方先进国家毫不逊色，并同美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军事、科技的全面较量。实际上，俄罗斯人就是以同西方强国的较量作为生存动力的，且隐含着某种追求强权政治和误入军国主义歧途的危险。生长在如此辽阔疆域里的俄国人很难避免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扩张情结，并滋生出对全世界的强烈控制欲，他们对周边国家存有恒久的对立和猜忌心理，并在潜意识里埋藏着对“分裂”的恐惧，这就是俄罗斯近世演化定型的“文化基因”。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前苏联横行是俄罗斯多民族共同的文化大厦苦苦支撑的必然结果，它使俄国各民族异质文化的根基逐渐枯萎且相互联系更加脆弱，俄国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巨大负担和张力中挣扎着生存。如果有一天俄国的思想家从老子的《道德经》得到启示，让俄罗斯各族人民找回自己的文化传统，丢掉以前匆匆捡起的历史包袱，他们才会享受到真正和平、幸福和自由的生活。[[iii][vii]]
美国和加拿大同属北美洲文化圈，都是一种移植的再生态的文化群落，但二者的发展模式却日益出现较大的反差。美国的文化是从欧洲移植来的，但在美国再生的欧洲文化却比欧洲本土的文化群落区别甚大。从欧洲和世界各地移民来的美国人很像共处在同一个车厢里的旅客，他们到美国是来淘金的，随身携带的仅是最必需和最实用的文化要素。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在较为公平和相似的起点上奔跑，投入社会利益的激烈竞争之中。这种相同的社会背景和奋斗目标必然迫使各种异质文化产生巨大的趋同性，导致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到美国后在价值观、伦理观、生活习惯诸方面突然变得惊人地相似。美国人创造了一种多民族的人群重新聚合的新模式，并将这些移民到新大陆后脱离传统的拘束、自由放任、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冒险发财、萍水相逢的人际关系等种种社会心理要素演变为“文化基因”积淀到美国文化的深层。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立国之初即集西方政体之精华创建了优秀的政治文化，给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公正、宽松的社会氛围，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得到法律的保护，使世界各地的学术精英人才齐集美国，世界科学和教育的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集中了欧洲文化的某些精华，使美国经过220多年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又把欧洲工业文明的弊端积累到顶点，这些弊端使美国的优秀政治文化逐渐变质。美国犹如一个大熔炉，它把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都推向个人奋斗追逐财富的战场，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取代了各种神圣教条的传统权威，宪法和政治制度保障了每个美国公民不尊重传统的自由，物质成就标志着美国人的荣誉。美国文化在历史演变中已经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丧失了昔日新大陆移民文化的灵活性。美国强大的科技优势和雄厚的国力使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劝告不屑一顾，蓬勃兴起的媒体以其颇具威力的形象语言对美国社会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使美国人只好跟着感觉走，生活在媒体的虚拟空间之中。美国没有欧洲那样深厚的文化根基，美国人显得比欧洲人思想偏狭，太迷信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他们有主宰世界的雄心和实力却没有主宰世界的气量和胸襟，他们相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利益压倒一切。美国人的家庭、社区都不稳定，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中也隐含着分化的因素，因之美国人越来越需要保持社会的张力，喜欢每年都发生惊人的事件或制造社会热点，他们在媒体的炒作下很容易误入歧途。美国人迅速积累的财富和高消费的生活模式早已把加尔文派清教徒的精神丧失殆尽，以“美元”为世界通用货币聚敛财富的虚拟经济也日暮途穷，他们的致命弱点就是自以为太强大了。老子《道德经》云：“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美国人也许注定要把昔日善于汲取世界各异质文化百家之长的自由、民主、宽容、和谐的天堂留给北方的邻国加拿大，宁可自己去下地狱。
这里顺便补述英国和日本独具特色的海岛民族文化。英国和日本无疑分别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并同欧亚大陆国家的文化根基血脉相联。然而由于这两个民族世代生存在海岛上，都具有某种原始的海盗文化基因。这种海盗文化基因使它们做着恒久的登陆梦和抑止不住对外掠夺、扩张的欲望，却势难以危害邻国为代价而独存。因为它们的命运始终是和欧亚大陆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向大陆文化归根才能获得安全感。在历史上，它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接受欧亚大陆先进的传统文化，而不必担心游牧民族的侵略等因素中断自己的文化传统。英国没有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阵痛，却以和平的维新道路建立了现代国家。日本也同样以维新变法的道路成功地建成军事强国，它又在美国占领军的强制下一度在表皮层次割掉了儒家文化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毒瘤，这和中国近百年拖泥带水的社会革命道路很不相同。这说明英国和日本的海岛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它们和欧亚大陆的母体联系在一起时，则作为较大陆民族成功汲取世界异质文化的交汇地享尽文明开放的风光。然而，当它们自外于欧亚大陆的民族传统文化，试图斩断自己母体的文化根基向强势的美国文化靠拢时，却只能充当美国文化的附庸。进一步说，促狭剽悍的日本武士毕竟不同于雍容华贵的英国绅士，也缺少德国日耳曼民族宽宏刚强的文化气质。英国是具有原创性文化基因的欧洲国家，且早已在美洲、澳洲实现了登陆之梦。德国在重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和反省之后获得了新生，重新赢得民族精神的尊严。日本犹如清代小说《镜花缘》里的两面国，它那些嫁接杂交的文化基因在近代被分割为菊与刀、羊和狼、东方与西方的两张面孔，需要不停地从外部输血才能维持强势的生命力。日本文化缺少儒家“仁恕”和道家“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善根，它登陆中国和朝鲜后烧杀、奸淫、抢掠，造下无边恶业，这是不能没有因果报应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iv] [viii] ]幅员窄狭的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品尝核弹苦果的国家，如果日本的战争狂人情不自禁地执意再次在亚洲充当核大战的马前卒，其命运注定要被幅员辽阔的核大国当作交易的筹码或人质。日本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警觉，不要被战争狂人将整个民族牵入万劫不复的历史因果链条之中。毋庸讳言，日本民族性格的偏颇源于其文化基因的缺陷。盖因日本接受的中国文明不是先秦老庄、孔孟的道儒文化，而是没落僵化的宋明儒学和佛学。日本在近代一直缺少喘息修养的和平时期以建构牢固的文化根基，就又匆忙汲取了西方侵略争霸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实美国出于实用主义政治私利对日本天皇官僚体制动的民主手术并不彻底,反而埋下了天皇官僚政治癌细胞扩散和复仇的隐患。日本文化正因为根基不牢才容易实行“脱亚入欧”的转变，而“脱亚入欧”的日本更需要寻找自己的文化根基重铸民族之魂。
拉丁美洲的土著人曾于4000年前就种植玉米和土豆，那里也是使用象形文字和货币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故乡。16世纪欧洲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种族构成，天主教的传播也造成当地社会断层，使这些杂交繁殖的多种族后裔模仿了欧洲的工业文明。但在这种再生态的文化群落中美洲人的传统文化并没有真正被斩断，他们仍然要求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泛美主义。
当欧洲殖民者来到非洲时，与拉丁美洲相似，那里的一千多个部落还生活在充满原始宗教神灵观念的氏族社会之中。殖民者按欧洲模式在非洲推行城市化，贩卖黑人农奴到美洲，传播基督教和犹太教，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19世纪也在非洲取得统治地位。非洲的土著文明缺少民族凝聚力，高生育率的人口增长和无休止的内战使非洲本土文化受到伤筋动骨的破坏，当代非洲人正从这种模仿欧洲工业文明的再生态文化中寻找一种泛非洲主义的“黑人的传统”。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次生态的宗教文明，尽管阿拉伯地区包括古埃及、巴等原生态文化的发祥地和阿拉伯商人来往贸易的多种文明地区，但阿拉伯文化的特色还是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奠定的。应运而生的伊斯兰教是灾难深重的阿拉伯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武器，也是他们克敌制胜、死而复活的生命线。阿拉伯文化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开放系统，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同化力，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文化的标志。近代阿拉伯文化也是一种“面向西方”的文化，它的致命弱点并非跟不上时代，而是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的分立和民族分裂，这使他们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面前很难摆脱屡受屈辱的命运。
南亚文化圈是多种族、多宗教的汇聚地，印度人的印度教、斯里兰卡人的佛教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伊斯兰教影响久远。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古老的原生态文明，古代先民遗存下的彩绘陶器和有象形文字的铜币标志着这种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3200年前移居印度次大陆的亚利安人也为当地宗教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黎俱吠陀》保留下不少南亚文化的历史信息。然而一批批的移民浪潮和异族文化的入侵早已使这种原生态的文明中断，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其语言也没有遗存下来。印度次大陆遗存的宗教文化缺少中国原生态世俗文化的历史观念，也不同于氏族社会先民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尽管其中隐含着不少先民的文化基因，但仍属于次生态的文化群落。16世纪至19世纪从欧洲移植的工业文明，使印度人从语言、文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上都西方化，整个印度文化又演变为再生态的文化群落。印度再生态的殖民文化和美国再生态的移民文化不同，印度民族本来有自己浓厚的文化传统，伤害自己的传统去移植新的异质文化，这使印度的再生态文化不但消弱了来自本土历史源头的创新动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且造成在西方与本土之间摇摆的文化两难困境。
[[i][v]]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ii][v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页。
[[iii][vii]] 参见〔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此书“俄罗斯文化和东欧文化”一章由俄国学者谢尔盖·埃夫林采夫执笔，观点与本文相近。其中北美文化、非洲文化、欧洲文化等诸节，亦可和本文互参。
[[iv][viii]]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