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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警惕中国再现民国式繁荣 
作者:[钟庆] 来源:[网友推荐] 2005-10-25

 

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传统的农业政府满足于土地税和海关税收,几乎没有过任何系统的经济计划,社会资本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自由地追求眼前利润。在劳动力过剩、人才和技术积累为零的条件下,“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绝对的企业指导原则。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比日本还要早几年。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2000余吨的军舰。湖北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生产厂。不过,基于和日本差不多的理由,中国人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的效率远不如西方的同类企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造大炮还不如直接向西方买更便宜,与其组建自己的海运船队还不如租借外国船舶。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但也亏损居多。洋务运动逐渐走上了下坡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此时清朝已是风烛残年,1911年终于灭亡。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迅速确定了经济指导原则。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1913—1915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张謇是前清官僚,也是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之一,1890年就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表示强烈的不信任,提出限制公营事业,不与民争利,优先振兴民间企业的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则主张采用开放主义,只对纺织等见效快的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方面则吸引外国投资,与之分享利润。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实际是清末光绪新政期政策的延续和充实。

由于军阀混战,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后来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20年代,轻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利润甚多,但重工业继续保持在手工修理机械的水平上。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战期间,欧美劳动力不足,江南造船厂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产品虽然惊人,但依然属于出卖简单劳动力的附属产业。随着战争结束,造船厂再也没有承揽到类似的工作,也无力自行建造。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1928—19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开始就结束了。1931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共通的策略。1928—1933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鼓励民间资本;抑制政府财政支出;参与国际大分工。

对于为什么决定以轻工业立国,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所必须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补贴,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对这个观点,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不同意见,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工业优先,认为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但最终没有成为主流。抗战以前,中国一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爆发后受军事压力影响才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主张政府不与民争利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是大富豪,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

中国资源丰富,人力廉价,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民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 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1936又恢复到为8.7%,1912—1942年,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抗战前的民国时期,尽管内战不止,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 1969, pp20-74)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一战期间(1915—1918年)因西方压力减轻,工业增长率为13.4%,,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年由于转向战争体制,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增长率达到11.1%,但造的大多是不能吃不能用毫无经济效益的枪炮军舰。(《工业化的轨迹》P109-110)

中日在甲午战争后因赔款和不平等条约拉开了差距。但此后中国实行了非常理想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9·18事变”不战而失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日军不到一年就占尽了中国的精华地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仅靠外国部件组装了几架轻型飞机,海军的旗舰都是战前从日本购买的。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同时向中国占领区倾销工业品,挤跨了中国企业。经过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反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均远远落后于日本。由于技术水平始终停滞在农业时代,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用自己越来越多的资源和简单劳动力去换取国外的技术产品,除少数官僚——技术精英能用挣来的钱奢侈消费外,大部分人并没有从增长中得益,整个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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