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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规制国家与中国再社会主义化 
作者:[郑永年] 来源:[] 2008-10-26

  不规制,就是死亡。这是人们能够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得出来的最简单的结论。因为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已经到达很高的程度,美国金融危机势必严重损害到中国经济,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就这一点,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期间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远远不止如此。

  尽管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早期,但经济规制或者监管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要比美国更甚。如果说美国的监管问题主要出在金融经济而非实体经济,那么中国无论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经济上都存在监管严重不足甚至完全缺失的情况。实体经济中的监管问题如这次的三鹿毒奶事件和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因为媒体透明度的增加被不断报道出来。但金融领域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透明度不如实体经济那样高罢了。

  不管怎样,所有这样那样监管问题的存在,表明了中共面临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那就是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或者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关系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届政府无论是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还是现在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些年,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能力问题。但在种种执政能力那里,市场经济如何监管,这一关还没有过。同时,在理论上说,直面这个问题也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贫穷社会主义的弊端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士、农、工、商”这一既是道德也是政治概念之上的。这里的“士”不仅仅是教育概念,更是道德概念。“商”在中国文化中隐含有一些非道德诸如投机和欺诈等意思。

  农、工(小手工业)是传统王权的基础,而作为统治者的“士”是绝对不会让“商”有坐大的机会的。历代的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来遏制商业活动,例如一旦当统治者感到商人的政治威胁时,就往往把商人和土地绑在一起,让他们成为地主。如果还不行,就会动用国家力量消灭商人。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商业发达的很多时候,但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这也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西方接触以后,中国开始意识到近代化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但作为后来者,中国的民族资本很难和西方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于是政府就进入资本领域,要不成为资本的主体,要不成为资本的后台力量。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政府和资本或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到了国民党时代就最终演变成了政治权力高度依赖于经济权力的局面,最典型的就是“四大家族”问题。

  当政治高度依赖经济的时候,也就是政治力量毫无能力规制经济力量的时候。当然,当政治权力失去自主性的时候,政府就没有任何能力来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利益。这是国民党失去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建国以后,中国逐渐走上当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道路,厌恶商业和商业阶层,最终消灭了私有制。但消灭了商业和商业阶层之后,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活力。在计划经济之下,人们个个贫穷,就是贫穷社会主义。这当然和马克思原来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完全改观。大多数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了短短一段时间对市场经济抱怀疑态度之后,自90年代开始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同样极端的市场化道路。在理论层面中国走的是不是学术界所指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但从现实面看中国的改革很多方面,表现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如果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是因为那里的政权的垮台而解体,在中国则是用政权的力量加以摧毁的。

                                        目前美欧都在社会主义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商”是各级政府的政策的唯一关键词。要发展经济,亲商非常重要。敌视商业或者对之不友好的政策是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的亲商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建设规制国家的努力就是在种种亲商行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最终发展成为名为亲商,实则害商。

  亲商就是要善待企业。如何善待企业?就是要为企业提供有利于良性竞争和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同时还要规制企业行为,防止企业恶行,最终自我灭亡。而中国各级政府的一些行为与其说是亲商,倒不如说害商。政府帮助企业提供和保持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企业雇员的权利并不在政府和企业的考量之中。

  政府对企业实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地方保护主义。只要为地方带巨额利益的企业,政府都为不惜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在国家层面,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就会罩上“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帜。对一些所谓的国家名牌实行质量免检就是表现之一。这样,规制就失去了空间。这些年来,中央政府想方设法进行规制建设,但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的情况下,规制并没有任何空间,就是说,各种规制没有可能得到实施。

  在不规制,或者没有有效的规制下,就造成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导致商业之间竞争的邪恶化,就是说越是恶劣行为就越具有竞争能力。一些真正的名牌就被这种恶性竞争所拖垮。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这次三鹿事件本身就是没有规制的恶性竞争下的必然产物。

  规制缺失的情况在金融领域也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实体经济还不发达,但因为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同时也俨然进入了金融时代。银行业在短短时间里飞速发展。在很多年里,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最多的国家。但对庞大的金融业,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管?纸面上的监管条例到底有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透明度。但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个领域的监管实际上不可能有效。第一,银行业由国家所垄断。国家垄断表明监管即使有,也是左手监管右手,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和美国一样,这个领域专业性强。除了操作这个领域的人以外,外界很少有人了解。当然,这也给这个领域逃避规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无论在实体经济领域还是金融领域,缺少监管肯定要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企业自我毁灭,但真正的受害者则是社会大众。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出现本来就是要预防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没有社会的监督,都会走上毁灭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如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毕竟,无论是“人民共和国”还是“人民币”,前面都冠有“人民”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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