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这个大转变时期，各诸侯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和晋文公是两个最大的霸主。齐桓公在前，晋文公继之。齐、晋两国的强大并不是偶然的——法家思想在齐国和晋国都十分兴盛。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区分了晋法家与齐法家，并分章加以论述。

齐法家的代表有管子，慎到等人。齐法家的核心是稷下黄老之学，如黄帝四经首段便说道生法，便是以自然法来作为立法原则。而《管子》一书为稷下学派所写，融合黄老思想，主张宪律制度必法道，讲法意，重视施法，立法的原则原理。而慎到说尧舜若无势不能治三家在政治学上颇有贡献。而黄老则是认为自然法需依自然律而定，把道的概念下降至天地人。

战国中、晚期的几个法家的大人物中，申不害是郑人。郑为韩所灭，所以申不害也是韩人，又是韩国的宰相。他和韩非是韩人，商鞅是魏人。韩、魏和赵当时称为三晋。这些人都属于晋法家。

晋法家与齐法家是战国时期两个重要的法家系统，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相通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晋法家反对儒家的礼治，而齐法家则吸纳了儒家的礼义思想，显示出了地域文化的差异；齐法家和晋法家另一个主要的不同是在他们的经济政策上，齐法家于重农之外，也照顾工、商业的生产。晋法家对于农业以外的生产，则加以限制，甚至排斥。例如管仲及以后的齐法家，除重农之外，也照顾“渔盐之利”。《管仲》一书中还讲一些经营商业的原则和方法，晋法家完全不讲这些。管仲称士、农、工、商为“四民”，承认工商业者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商鞅只重视耕、战。韩非以工商业者为社会中的蠹贼。这当然有其地理的原因。齐国在东方靠海，有“渔盐之利”可图；晋国和秦国是西方内陆国家，除土地之外，在当时人的知识条件下，没有别的资源可以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