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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中国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 
作者:[杜平] 来源:[联合早报网] 2008-09-29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2008-09-19)

    去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风波,使中国政府和企业陷入难堪的境地。当时,笔者就此发表专栏文章《缺乏管控的中国初级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现状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很相似,宏观上看似有序,微观上却是混乱不堪。“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的权钱交易,早已从个别现象变成群体习惯;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
  
    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这句话确实显得过于尖锐和刺耳,所以我也理解一些中国朋友曾经表示的不悦。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企界一位身居高位者后来在私下里对我说,他在商界的好些朋友都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虽然尖锐了些,但却是一针见血,现在的中国社会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都是孩子,为何境遇不同?

  这几天,三鹿奶粉事件一直在发酵,不仅使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而且也使外部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重大弊端。假若现有的各级执政者和管理体制依然无法减少和防止此类事情发生,那么,久而久之,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就真的要变成全社会的习惯,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在三鹿事件曝光之初,人们还以为这只是一家企业、一种产品的问题。但随着奶粉检测工作在全国展开,当局已经查出几十家公司的数十种奶粉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三聚氰胺,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也叫人难以置信。
  
    由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在原奶中掺入有毒化学原料,绝对不是几个不法奶农的个人行为,而很有可能是整个奶粉行业生产程序的一部分。因此,若只是抓几个无足轻重的奶农当替死鬼,那不仅不能服众,而且还会让世人看到,在中国,不只是那些企业和商人在疯狂地欺世敛财,而且就连政府、司法机构和整个体制都在弄虚作假。
  
    三鹿事件曝光次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朋友说,从电视上看到甘肃两名婴儿死于毒奶粉的新闻,她在刹那间便想到了自己幼小的孩子,情不自禁地紧紧搂着他,为他能在新加坡安全和健康地成长,感到由衷的庆幸和欣慰。她这样问道:“同样是可爱的小宝宝,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
  
    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这个问题看似多么简单,但实际上却直透问题的核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论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度,中国可谓天下无敌;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生存环境、社会风气、政府信誉、企业责任、公民修养等等,同样以无可匹敌的速度向低劣的方向滑行。
  
    可以说,中国在以超高GDP宣告自己崛起的同时,却以超低的道德要求宣告了自己的沉沦。而相比之下,新加坡一直在两者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彼此相辅相成。因此,要问“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答案在比较中就显而易见。

官员所思并非人民所盼

  笔者在新加坡生活十三年,直接和间接地观察过大批中国官员、学者、记者和商人前来考察和取经的过程,也接待过很多来来往往的私人朋友。大多数人都是慕名而来,对所见所闻都会发出一番感慨,甚至流露出真诚的羡慕之情。
  
    但是,身份不同的人,观察新加坡的角度却很不相同。凡是家有幼儿的父亲或母亲,都会自然地从孩子的角度观察新加坡,羡慕这里安全的社会秩序和相对端正的社会风气,甚至还会即兴地产生移民新加坡的念头。不只是中国的这些父母,就连伦敦的华人朋友来新加坡出差期间,竟然也脱口而出地对我说:“太好了,我终于为两个儿子发现了将来落脚的好地方!”
  
    但官员们明显不同。容笔者直言,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人员,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新闻媒体,基本上都带着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而来。他们最关心的领域,大致上只是经济、外资、城建。当然,了解一下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也经常是考察的范围,但大多都是浅尝辄止。至于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至于社会风气,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环境,他们能否安全、健康而又体面地生活,似乎都不是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这种情形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等,都是容易看得见、容易照搬和模仿的领域;二是因为当前中国从上到下的核心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即便社会乱成一片,官商关系乌烟瘴气,群众抗争此起彼伏,道德操守目不忍睹,但只要把经济指标搞上去,那个政府就是好政府,那个官员就是好官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各级政府的所思所想,与人民的所愿所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问题就出在这里。心中不思考下一代,不把子孙后代的前途放在政策和行为的首位,任何政府官员、任何企业管理者、任何社会成员,就难有长远的目标和踏实的行为,政策会变得缺乏人性,手段会变得不顾后果。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类似三鹿奶粉这样的丑闻何止限于一时、一地。假若一个地方的官员只是把眼睛盯在财政和利润之上,他们就必然是目中无“人”。

无价的“诚实”品牌

  以强烈的功利心态研究新加坡,得到的启发很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诠释和理解;抱着“速成班”学员般的短视浅见,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照搬新加坡经验,也许碰巧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不能长久地维持。原因并不高深,只是在于很多人没有真正地潜心研究,错把“器物”当成精髓。
  
    新加坡经验的精髓是什么?作为一个在新中两地都有长期生活经验的观察者,我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责任说出两个十分简单的字,叫做“诚实”。或许有人对此持有异议,甚至还能举出若干相反的事例予以驳斥,但任何相反的事例都不足以推导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几十年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维持繁荣,就是因为它的社会诚信、政府诚信、法律诚信、企业诚信和公民诚信,都受到了内外资本、内外企业和内外消费者的信赖。假若不讲诚实,不讲信用,只是关心所谓的诀窍和手段,那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新加坡经验。
  
   “诚实”何价?在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的短视者看来,诚实的品格不只是一文不值,反而是损己利人、自伤其体的累赘。当三鹿集团在牛奶里掺入“增产化肥”而成为政府青睐的缴税大户之时,若其他奶粉公司还是苦撑着那一点诚实和良知,它们在政府和市场眼中的地位便可想而知。既然诚实不值钱,反而还要吃亏,那就都来弄虚作假。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政府一直视而不见的最大毒瘤。这些年,其毒性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次,已经不足为奇。
  
    不诚实的官员、不诚实的企业和不诚实的个人,三者携手合作,结果首先毁掉自己,然后也会使整个民族作假成性,毫无尊严。现在,中国的奶粉业已经陷入空前危机,消费者已经转向海外产品,这是本土企业不诚实、无信用的必然报应。假若其他企业和其他地方政府还不清醒,它们迟早也会陷入同样的危机。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关借鉴新加坡经验的那段文字,对很多人来说早已是耳熟能详。在发生三鹿事件的今天,重温这段文字似乎很有必要。邓小平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十六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与邓小平所期望的目标依然相差太远,与他所推崇的新加坡样板依然不能相提并论。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这显然是一大缺憾。笔者真诚希望,新加坡应珍惜和保持自己的诚实品牌,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中国各级执政者记住邓小平的话,经常揽镜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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