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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水豫之谋》案例分析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8-08-19

题解:

水豫之谋与鹄鹍之谋有相通之处,二者显然属兵谋,何以进入轻重之术?似乎作者在强调军事和经济实为不可分割的一体。马非百先生认为此事当是以汉武帝时代之事迹为背景,“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即影射汉武穿昆明池练水军一事,而当时主管这一巨大工程的正好是管理经济的水衡都尉。专记经济事物的《史记·平准书》两次提到开凿昆明湖一事,上面说:“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白话: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越国还敢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兵果然来了,筑堤屯堵菑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菑水的曲处,大败越军。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原文:

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隐曲菑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菑,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案例分析:

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为了实现最后的胜利,常常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准备,如果缺乏战争的准备或准备不充分,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一个典型有列子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他懂得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公元207年为消灭袁绍残余力量北征乌桓凯旋归来后,曹操一回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就着手统一南方的军事准备,首先是在邺城凿玄武池以训练水军。

但从公元208年正月凿玄武池训练水军到是年七月曹操率十万大军南征,只有半年时间,曹操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兵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训练。尽管由于是年八月刘表病逝。九月,刘表之子刘琮不战而降,使荆州水军数以千计的蒙冲、斗舰,悉归曹操所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曹军水战实力。

谨慎的诸葛亮清楚地看到了曹军的弱点。面对拿着曹操的劝降书举棋不定,不知是战是和的孙权,诸葛亮指出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加上北人“不习水战”,且荆州之民尚未心服曹操,假如孙权和拥有上万兵马的刘备联合,定可取胜。

建安十三年十月,曹操大军与孙刘联军在赤壁遭遇,两方水军在江中激战。曹军水军的弱势立刻显露了出来。《三国志》中对曹操的第一次战败多有记载,《三国志·周瑜传》上说:“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从这里我们知道曹军发生了瘟疫,但显然不是致命性的。于是曹操率败兵在长江北岸乌林扎下水寨,准备待冬季后,来春再图进取之计。东吴大将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在南岸赤壁一侧,与曹军隔江对峙。

曹操的北方士兵过不惯船上生活,于是曹操手下的重要谋士庞统献计:将大小船只“互相搭配,或三十、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锁上,任他潮水上下,仍安宁平稳。”这样作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火烧赤壁之策即由此起。

周瑜部将黄盖首先看到了这一点,《三国志·周瑜传》记载黄盖的话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周瑜从黄盖之计,立刻命人先向曹操献诈降书,又派黄盖准备“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

当时是隆冬,多刮北风。但按一般气象规律,几日严寒过后常见晴暖,风向亦变为东南。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公元208年12月7日),晴空风暖。傍晚时分,南风起,及至午夜风急。黄盖即在这时顺风驶向曹船。在接近曹船时立刻点火,被连在一起的曹船无法躲避,纷纷着火,周瑜水军随后跟进,曹操大败而走,死着不计其数。《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此次战役说:“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赤壁之战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他使曹操统一中国的努力失败,奠定了后来三国分立的基础。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裴松之(372~451)认为曹公赤壁之败的原因是疫病,他说:“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役大兴,以损凌厉之峰,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今天也有专家称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但我们根据历史记载知道,瘟疫的确削弱了曹军的战斗力,但曹操大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北方士兵不习水战,军事准备不足,玄武池练兵仅半年就匆忙上阵。

战争的准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一个国家在生产大炮与黄油的经济选择中,必须谨慎决策,绝对不能在和平年代鼠目寸光,看不见硝烟就忽视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转而主要发展轻工业——特别是在目前这种主权国家分立,劳动力流动越来越不自由的时代——远大的战略目标,充份的战争准备最终关系到一国国运。

二战以前,斯大林敏锐抓到了历史的脉搏,他知道,必须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苏联才能生存下去。1931年,他在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著名演说中指出:“由于苏联是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苏联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先进,工业发达。如果苏联不能在短时期消灭这种落后性,不发展工业,不建立军事工业,不迅速巩固国防,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发动军事干涉和侵略,扼杀苏维埃政权。”不难看出,斯大林的重点是按当时的战略需求集中加快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斯大林不是好战分子,事实上他曾反复说明,不是他非要反对优先发展轻工业不可,而是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不允许这样做;如果德国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苏联的工业化当然可以从轻工业入手,可惜德国不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是正在走向法西斯化的国家。

历史证明,斯大林是对的,正是苏联的铁甲军团抵御了德国的疯狂进攻,改变了第二次大战的整个战局以及人类历史进程。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国家要想避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提前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在和平建设时期,一个国家始终不能忘记建立和完善自己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如果我们只埋头单纯的经济建设而不在国防建设上作出努力,就会在突发的战争面前丧失战争主动权,陷入危困的境地。

二战英雄,苏联的朱可夫元帅在《回忆与思考》中精辟地写道: 我们当然可以发展轻工业,给工人们足够的黄油和面包,这也是人们理所应当得到的。但是如果这样,我不知道哪条河流,哪条山脉能挡住德国法西斯的军队。

英雄已逝,言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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