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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作者:[郑永年] 来源:[] 2008-08-09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会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在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来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和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例如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则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介。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用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知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是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是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的时候,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成为大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在九十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和文人阶层的独立性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是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本身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就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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