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新霸主，但这个时候工业革命却没有充分展开。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印度棉布，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然而这只是开始，因为只靠当时的英国市场，是无法形成导致“革命”的规模的。根本的转折来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印度被强加了不公平的关税。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的关税仅为3.5%，而向英国出口棉织品的关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至1844年30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000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军事实力而不是贸易自由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

西班牙从美洲获得的白银和对印度的殖民，催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比起印度来，当时的中国更强大，市场也更大。尽管已经发生了棉纺织业的“革命”，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棉纺织品的成本仍较中国为高。市场是公平的，它只看谁的性能价格比最优，不管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还是“传统手工”的产品。英国没有与中国进行大宗贸易的商品，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所以只能用大量的白银支付。西班牙从美洲获得的白银，直接间接地大部分流到了中国。白银流入为明清时期存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货币条件，中国经济也蓬勃发展起来，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众多，没有用机器代替人工的需求，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欧洲因为农业社会积累少、手工业落后而产生了巨大的白银流失，即使是拥有美洲无数矿山的西班牙，也认为白银流入中国的贸易黑洞不可容忍，以致在其殖民地菲律宾颁布了《禁穿华布令》。没有“货币”的英国更是如此。如果听凭“自由贸易”，英国大量靠其它贸易挣来的白银就会无情地被中国吸走，其宏观结果就是造成英国国内的通货紧缩；其微观结果就是剥夺了对大机器工业的投资。英国也就不具备“经济发展”的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英国只能用鸦片平衡中国的贸易。撇去道德因素考虑，鸦片是一种无需复杂的技术就可生产的商品。它的消费特性是，一旦成了它的消费者，就会持续成为它的消费者。于是鸦片贸易一本万利，又有着稳定的且不断扩张的市场。

直到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还高达30%以上，比当时中国官方规定的2%—5%的关税率高了许多，显然远不够“自由贸易”的标准。鸦片战争时许多人预言，一旦英国获得了在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工业品的对华出口将有大幅增长。然而1854年英国对华出口的工业品竟仅为1843年的59%。事实上，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是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后。然而，任何一项新的生产方式，都要“眼前”的利润来维持。不要说半个世纪，5年的赔本买卖都做不起。如果真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早就垮台了。鸦片贸易战略性地扭转了白银的流向。中国为进口鸦片每年流出3000—4000万两白银，鸦片收入提供了英国岁入的六分之一。鸦片从中国的货币体系中抽血的同时，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

    开国的短暂震荡过后，自由贸易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迎来了一个太平盛世。当时中国收复了新疆，对外打败了法国，四海升平。洋务运动很有成效，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建设了亚洲最大的海军，财政还有节余。为了纪念这太平盛世，西太后修建她的花园。中国政府基本没有重商主义的概念，开放贸易也并非信奉“自由贸易”，而是传统的对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外则要“怀柔远人”的思想。中国依然是按照原来的思想惯性前进。结果甲午一战，中国大败于小国日本，从此一蹶不振，到后来几乎亡国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