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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渊清:“时”——儒家运命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作者:[朱渊清] 来源:[网友推荐] 2005-10-17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现存简15支,存字287,有1字合文。简两端修削成梯形,简长26.4厘米,2道编线。 就简长内容看,《穷达以时》当属“传”的性质,《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黄人二先生指出《穷达以时》是《论语》此段的“传”,有一定道理[1]。孔子困于陈蔡,引据历史论述了自己的运命论思想,《穷达以时》较《卫灵公》更详细地记载了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的谈话,并且进行了理论的概括。

《穷达以时》所记,当有较确实的历史事实依据;关于其基本内容的记述,大略相同地被编入多种早期儒家文献中(有历史新引据被补入)。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整理者指出:“其内容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7、《说苑·杂言》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答子路的一段话类似,与后二书所载尤为相近。”[2]此外,《吕氏春秋·慎人》、《风俗通义·穷通》等也编入了基本相同的内容。

魏明帝时李康著有《运命论》[3],性质不同于汉前各种汇编的文献,但却是系统论述儒家运命论思想的专门研究著作;不仅如此,《运命论》采取的具体论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也完全扣合于《穷达以时》。《运命论》对一些基本概念的阐释较《穷达以时》本文更为详细清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孔子本人和《穷达以时》的运命论思想。

作为儒家重要的思想文献,《穷达以时》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概括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等命题,其中的核心概念“时”,其实是儒家思想从天命论折入人性论的关键,在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试以上述文献为基础对此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穷达以时》:“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分析整篇《穷达以时》思想,可以知道这里的“天人之分”,并不是《荀子》强调的“天人相分”。《穷达以时》的“分”不是“分别”之意,而是指天人各有其所承当的职分。《礼记·礼运》郑玄注:“分犹职也。”郭店楚简《语丛一》:“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天所为”、“人所为”就是其职分,也就是天人之分。《鶡冠子·兵政》:“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也是强调这种职分。《穷达以时》中的“天”既不是主宰之天,也不是自然之天,而是运命之天,《穷达以时》是儒家运命论思想的重要著作。

从商代到周末,主宰之天渐让位于运命之天,天命论思想渐为运命论思想替代。运命不同于天命,天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而运命背后却没有明显的意志与目的。

商代人的观念为宗教信念所占据,他们认为,人的一切完全决定于外在的神,也就是天、帝。周人以蕞而小邦一朝克灭承继天命的商王朝,周公等分析其中原委,认定天命会有转移,如果得天命统治天下者不修其德,他人就会革其旧命,而另获天命成为新的天下统治者。周初人面对不久前的历史由此就产生了忧患、敬德、命哲的思想,终于在绝对信仰的宗教情感外,培养出了由人自己承当责任的人文意识。“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天不可信”(《尚书·君奭》)思想越益发展,到了西周末年,《小雅》诗中充满对天的诅咒,人格神的天的权威瓦解,主宰之天转向运命之天。

孔子对于天的态度比较宽松,他所说的天有主宰之天,《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子罕》;“吾欺谁,欺天乎。”《雍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也说自然之天,《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还说运命之天,虽然孔子对运命之天的正面解释可能并不多。《论语·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但孔子相信自己在五十岁之后已经“知天命”。《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运命之天落于人,就是死生、穷达。现实之人有生老病死,有富贵、贫贱,这是人的运命。人的运命和天的运命是同一的。孔子五十岁而知天命,他已经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运命之天落于社会国家,就是统一和分裂,治理和战乱,社会国家的运命和天的运命也是同一的。《运命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这里的运、命、时其实都一样是指运命。

穷达以时,人的运命也称为时。对于人而言,运命既有死生绝对的存在方式,也有穷达变化之时。《庄子·秋水》:“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时也就是变动不居的时间;对于处于穷达变化中的人而言,是时机。《穷达以时》:“遇不遇,天也。”《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7大致相同的一段中表述为:“遇不遇,时也。”《荀子·宥坐》:“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韩诗外传》卷七:“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今无有时,贤安所用哉?”

   《穷达以时》的“天人之分”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孔子的思想中,人又如何能够承当起自己的运命呢?

 

二.

《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所闻,应该还是来自于孔子,难道孔子真是听凭完全外在的运命而不主张人的努力修行的吗?当然不是,子夏这里仅仅是讲到了作为运命而存在的天、命,至于人对于运命的承当和把握,其实为孔子及其后学所特别重视。

“穷达以时”,生死只是表明人的客观存在状况,关系于此的“时”因此还是外在的运命。《运命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所谓贵贱,当然可以指社会阶级身份的区分,但也可以是指品德的区分,孔子困于陈蔡时向弟子强调的正是这面对困境时的人的品德力量。孔子用自身的品德修为来面对穷达之时,赋予了人对于运命的主动。

时”即是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关于变化的观念,是人对于年月日夜变化的认识,因此“时”是个主客观相合的概念。孔子将流水比时间,《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流水永逝不回,流逝而去的时间就是历史。

当下“时”的判断因人而异,人因此做出自己对于时机的选择。孔子认识到,人的品德能够决定人对“时”作出的判断和选择,人的这种判断和选择反过来就决定了人自己的将来。时变动不居,人应时而动,这是因为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天道以阴阳日月而变化,人道顺之变化。人的品德因为不断的修养而与时俱进,人不断反思自身修养对应过去之时的变化,从而能够知道当下之时,因为知时所以对变化之时就能不断做出新的判断和选择。因此如果人通过自身的修养努力,在变动的时间中能够保持品德,就能知时从而主动地把握运命之“时”,掌握自己的运命,成为命运的主人。这种能够不断修养品德而知时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孔子不以社会身份地位而以人的内在品德区分人;并以人内在品德的修为作为人对于运命的主动进取。

孔子用君子、小人来区分人的品德。根据《论语·卫灵公》,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弟子所谈论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穷困面前的不同。《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因为孔子非常不满其时的世道,所以君子知时而不屑闻达于这种世道之中,只能“固穷”。

君子、小人是完全对立的品德区分,孔子从许多角度示例了他对君子、小人的区分。

《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里仁》:“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宪问》:“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君子、小人之分是对立品德之分,而不是社会身份之分,《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区分君子、小人两种对立的品德有没有标准?这个标准是否客观?就现实存在的完整社会我们能够客观地根据一个人的财产、职位等来区分他的社会等级,但是区分人心品德的标准却无法做到客观。孔子所评判的品德并不是当下时的存在,而是历时变化的过程。孔子评判人的品德,区分品德完全对立的君子、小人,用的是来自历史的经验和知识。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弟子讲述就是历史,孔子以历史的经验知识解释运命。(这种做法被不断延用,李康《运命论》就有意识地大幅例举了孔子本人的例子。)但历史的举证总是被选择的,历史因为有无限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具体事实,所以历史是永远无法自足证明结论的,对历史的认识始终建筑于个人当下价值观判断的基础之上。孔子以周代尊卑等级的礼制为标准,孔子对德的评判摆脱不了成王败寇的历史功利主义。孔子用过去历史作为校正自身修养的坐标,从而达到的君子知时而把握命运时机的设想因此是受制于历史主义的思想。

 

君子知时,君子能够判断并选择时,从而在变化之中把握自己的运命;穷达以时,君子因为知命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孔子认为,对于现实的贫富,君子能够做到贫而不谄,富而好礼。君子安贫之关键在于其所追求的是道。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应该顺应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则其命贵,天道废则其命贱。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穷达运命因此是和道连在一起的。对于国家的有道或无道,君子应该保持其鲜明的态度。孔子不满于当时的社会,认为处于无道乱世的君子固穷。因为孔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建立在尊卑等级的西周礼制上,所以孔子评判的有道无道以是否符合这套礼制为标准。

孔子说自己五十岁而知天命。君子知时,故能判断并选择时机,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小人则不知时而行险徼幸。

《尧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与《穷达以时》同样出自子思学派的《中庸》曰:“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因为知时,君子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

《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毁誉在旁,听之弋,毋之白。”[4]《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家语·在厄》:“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韩诗外传》卷七:“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运命论》:“圣人处穷达如一也。”《运命论》:“然则圣人所以为圣人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

对于现实的贫富,君子能够泰然处之,贫而不谄,富而好礼。孔子对学生颜回在这方面的修养尤为赞赏。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安贫可贵,孔子强调君子之所以能够安贫关键在于其追求的是道。

   《论语·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宪问》:“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应该顺应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则其命贵,天道废则其命贱。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穷达运命因此是和道连在一起的。

《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运命论》:“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道之废也,命之将贱也。”

对于国家的有道或无道,孔子坚持君子应保持其鲜明的态度。

《公冶长》:“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本人深深不满于其所处时代社会,以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征伐僭越,他提出克己复礼,梦想的是恢复周初的礼乐盛世,他还四处奔走各诸侯国并广招学生以求宣扬自己的学说。孔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建立在尊卑等级的西周礼制上,因此孔子认为的天下的有道无道以是否符合这套礼制为标准。《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春秋时人热衷于通过研究“数”来知道运命,孔子却从卜筮书《周易》中发掘出全新的内涵。孔子超越了他的时代,强调应该通过修德来把握自己的运命。马王堆帛书《要》:“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囗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的学说思想深受《周易》的影响。《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周易》贵时。《周易》是命运卜筮之书,讲的就是变化,变化也就是时,一卦有一卦之时,一卦之中又有初、二、三、四、五、上各爻的变化。所以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时”的观念即来自于人最初对天道的认识,即人对于年月、昼夜、晦朔变化的观念。《周易》对人的要求,一切以时为转移,没有绝对的吉凶悔咎。

孔子融会贯通了《周易》的思想,孔子思想的内在基础是对时的把握。吕绍纲先生强调说:“仁与义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不过,这个核心是第二位的,它要受前一个核心即时观念的制约。”[5]《易传》中有大量关于时的论述。《蒙·彖传》:“时中也。”《大有·彖传》:“应乎天而时行。”《随·彖传》:“而天下随时。”《遯·彖传》:“与时行也。”《艮·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丰·彖传》:“与时消息。”《彖传》在解释《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姤》、《革》、《旅》十二卦时特别强调了“时”之义,十二卦内容上都有反面性,但用《易》者如果理解其中的时,把握时之变化,就会有正面的效用。《彖传》即使不是孔子亲作,也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孔子继承了《周易》变化的“时”的观念。

孟子认为孔子本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握“时”。《孟子·万章下》:“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自己说五十岁而“知天命”。《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老而好《易》”,晚年终于把握了《周易》的精髓。孔子困于陈蔡是在鲁哀公六年(BC489),其时孔子63岁,有着丰富历史知识智慧的孔子,在这样的身处困境之际对《周易》的“时”已完全开悟了。

《说苑·杂言》在记述孔子困陈蔡谈穷达这个内容时,比《穷达以时》等其他文本多出这样一段:“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其他各种文本都不载这十分切合情景的一段,孔子困于陈蔡时或许并没有能真正说这话,这段话可能是刘向从与孔子所传《周易》相关的文献中抄入并放在这里的。但孔子困于陈蔡时的处境确实是“穷”,是“困”。另外,有证据表明孔子对《周易·困》确实有自己深刻的认识。

马王堆帛书《缪和》:

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有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叴之。是故汤□□王,文王拘于牖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故古至今,伯王之君,未尝忧困而能□□。曰:‘美恶不□□□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犹□□□□□□其□□□□□□□□□□□□□,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此〕之谓也。”

《周易·困》讲的是“困”,但其结果是“大人吉,无咎”,孔子用阴阳变化的天之道来解释正反映了孔子对“时”的深刻把握。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是孔子在《系辞传》中阐述的重要思想。

孔子深刻领悟《周易》贵时的思想,孔子的后学子思学派继承了孔子思想,并理论概括出了《穷达以时》,提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等基本命题,明确确立了“时”这个儒家运命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君子修养自身,保持品德,从而知时而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在穷困的境遇面前君子能泰然处之。《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君子致力自身修养,不顾旁人毁誉,听到毁恶之言,也不去辩白。《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毁誉在旁,听之弋,毋之白。”君子时刻精进于修养以待时机。《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韩诗外传》卷七:“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

《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君子修养品德,分知、仁、勇三个层次。《中庸》所说的三达德完全来自于孔子本人。《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关于修养品德的知、仁、勇三个层次中的“仁”其实涵盖了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所谓仁,是解决己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的爱人。所谓义,是解决己与人在社会中的阶级、政治的关系的。礼是仁、义的外部形式,是社会中尊卑等级的规定。知是对仁、义二者的深刻认识。《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勇是君子修养品德的态度。《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穷达以时》“勇于反己”,从心从庸之字即是“勇”,不当释读为“敦”[6]

孔子并非不言勇。《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根据《论语·卫灵公》,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弟子所谈论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穷困面前的不同。《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卫灵公》另外记载的孔子“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语,和《穷达以时》提到的“君子勇于反己”相关,可能也是在当时情景下所说。君子之勇求诸于己。

君子勇于反己,勇就是不惧,君子的不惧特别就是对自己的反思,君子勇于反省自身。《论语·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学生曾子日三省其身也就是勇于反己的功夫。《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君子勇于反己,所以行己有耻;君子勇于反己,所以决不文过饰非。《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君子勇于反己,勇敢反思自身不断的修养对应过去之时的变化,从而能够知道当下之时,因为知时而能主动把握运命之“时”,成为命运的主人。《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君子勇于反己,是儒家内求心性之路,子思、孟子在孔子、曾子开辟的这条内求心性之路上不断深入。“性自命出”、“人性本善”等命题的不断提出,人性论思想成为儒家最可宝贵的思想。因此,“时”的概念是儒家思想从天命论折入人性论的关键。

根据思想的演进,在孔子和孟子之间,我们找到了《穷达以时》的位置。比较《中庸》的前半部分,我们更相信,《穷达以时》确是孟子之师子思思想的真实反映。

 

《穷达以时》和《中庸》前半部分的思想吻合。但《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却分明是天命论的命定思想。《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子是否真的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呢?

答案是肯定的。《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区分君子、小人之外,还存在其他概念。《礼记·礼运》郑注:“大人,谓诸侯。”《左传·昭公十八年》杜注:“大人,在位者。”《周易集解》卷一引荀爽注《乾·象传》:“大人,谓天子见据尊位,临长群阴,德施于下,故曰德施普及。”《春秋繁露·郊语》:“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大人之二说,郑玄主有位者,荀爽主有位有德者。邢昺、朱熹都以为大人是有位有德者,基本上,大人、圣人应该就是同一概念。在《论语》中此外并未出现“大人”,但有“圣人”,《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季氏》的“三畏”只是强调了位、德的区分。

大人、君子、小人并论出自《周易》。《革·九五》:“大人虎变”,《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孔子不以社会身份区分人,而以对立的品德作为评判人的标准。但是,孔子的区分标准却既如上文所论无法客观,又不是完全的绝对,在以德区分的君子、小人之外,还有着以位以德存在的大人或圣人。因此,孔子从对立品德上区分人的理论还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充足性,等级尊卑的礼制思想制约了孔子。儒家的人性论也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命定论。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历史上有大德的君王尧、舜、禹、文王。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圣人观及其正朔观、夷夏观、兴亡观的背后都是成王败寇的正统论历史命定思想。

周初哲人借助历史的经验智慧推翻了神的权威,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从此兴起;但历史意义的评判是当下价值观的功利性评判,权力更替的历史意义的强调导致历史主义的正统论思想根深蒂固。儒家历史正统论思想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命定论。

 

小结

儒家运命论思想继天命论而起,认为人有生死、贫富、贵贱的运命。人的运命也就是时。穷达以时,“时”既可以表现为绝对的存在,也可以是相对的变化。人的运命因此既可以表现在绝对的生死状态,也可以是相对的穷达变化。“时”即是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关于变化的观念。孔子由此提出人通过自身的品德修养的努力,能够知时而主动把握自己的运命。孔子以品德而不是社会身份区分人,君子、小人是对立品德之分。君子修养品德,勇于反求诸己,儒家思想由此折入人性论,《穷达以时》标出的“时”的概念成为这个转折的关键。但是,历史主义正统论思想背景下的周代等级尊卑的礼制观念制约了孔子,儒家从品德上划分人的理论本身既不充足也不客观。儒家的人性论因此也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命定论。

 

 



[1] 黄人二《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考释》,《古文字与古文献》试刊号,1999,台湾楚文化研究会。

[2] 《郭店楚简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3] 《运命论》收在《文选》卷53。李善注引《集林》:“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太平御览》586引《魏书》曰:“李康字肃远。性介立不和俗,为乡里所嫉,故官不进。尝作《游九疑诗》,时帝异其文,问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家为隰阳长。”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4:“案《魏书》康字肃远,选注引《集林》作萧远,未详孰是。隰阳长,选注作寻阳长,似非是。《隋志》引《七录》作隰阳侯,侯当为长。”吴士鉴、刘承斡《晋书斠注》卷49:“《书钞》一百《嵇康集》曰:康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辞,问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为浔阳长。”

[4] 郭店楚简整理者连下断句“听之弋母之白不釐”,不作解释。(《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刘钊先生以“听之弋母之白”断句,释意为“听任其谗毁,不要辩白”,可从;但“弋”字,刘钊先生音转读为“慝”,解释为恶言。(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有幸承周凤五先生赐教,“弋”通“黓”,黓为黑色,正与白对言。笔者以为周说甚佳,故从周先生读。

[5] 吕绍纲《〈周易〉的人生论》,《〈周易〉的哲学精神——吕绍纲易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2001年笔者将此看法告诉庞朴先生,庞朴先生同意笔者此说,并曰,《穷达以时》之勇从心,而今之勇从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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