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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渊清:《金人铭》研究——兼及《孔子家语》编定诸问题 
作者:[朱渊清] 来源:[] 2008-05-21

近年的出土文献大大丰富了上古史料。马王堆帛书《老子》两种和郭店竹简《老子》三种,尤其是定州八角廊竹简《儒家者言》和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以及已公布与待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简中与《孔子家语》相关的部分[i],已经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相关知识的传统认知框架。如何重新认识《金人铭》,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思考《孔子家语》编定的相关诸问题,本文正是这样一种研究尝试。

《孔子家语》的成书肯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新的数据被不断补入,一些旧有数据则被舍弃或被更改。

《孔子家语·观周》讲孔子入周史事。孔子观周而作《春秋》应该是孔子入周史事的最基本内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襃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此段文字内容《汉书·艺文志》亦有记载。清末王仁俊《家语佚文》从《左传序》正义中辑佚到这则资料[ii]。《左传序》正义:“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乗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但今本《孔子家语·观周》中却没有这个内容。

今本《孔子家语·观周》中,取代这个儒家话题的有一则充满道家思想的《金人铭》。《金人铭》还被刻意制作了孔子传承老子的故事外壳,这种强烈的取代意图,不禁使人联想到后来道教与佛教争胜时的《老子化胡经》。

《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金人铭》与《老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明何孟春就指出这种对应[iii],前辈学者如黄方刚[iv]、武内义雄[v]、郑良树[vi]等也都有论说。比如《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金人铭》:“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老子》:“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金人铭》:“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老子》:“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下人,必以身后之。”《金人铭》:“执雌持下,人莫踰之。”《老子》:“知其雄,守其雌。”《金人铭》:“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金人铭》:“天道无亲,而能下人。”《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金人铭》之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孔子从老子学的最基本证据。对于《金人铭》的不同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者们对于儒家、道家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历史上,长期以来由于《孔子家语》被确定为王肃伪书,所以,对《金人铭》的不同态度更可能还被放大。钱穆先生就曾将《金人铭》作为推论《老子》晚出的一项证据[vii];而郑良树先生则认为《老子》在孔子前成书并采用了《金人铭》,《金人铭》在孔子以后严重散亡窜乱[viii]。

关于《金人铭》,传统典籍中《说苑》也有记载。

《说苑·敬慎》:“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口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

《说苑》与《孔子家语》两段文字几乎一致,有着相同来源固不待言。《说苑》20卷是刘向编纂,围绕着20个中心主题摘引故事进行道德说教和政治劝诫,其故事内容都是从其它书籍中摘抄而来。抛开《说苑》和《孔子家语》两者之间孰先孰后的传统认知[ix],这两段文字有着一些细小但确实可以比较的差别。

1.《说苑》:“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孔子家语》:“诚能慎之,福之根也。”

2.《说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孔子家语》:“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

3.《说苑》:“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孔子家语》:“执雌持下,人莫踰之。”

4.《说苑》:“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孔子家语》:“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

5.《说苑》:“我虽尊高,人莫害我。”《孔子家语》:“我虽尊高,人弗我害。”

6.《说苑》:“此言虽鄙,而中事情。”《孔子家语》:“此言实而中,情而信。”

《孔子家语》语言不及《说苑》修饰齐整,而显得质朴本色。

最明显的是第2组,《说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此句虽简单,但意义含混,表述很不清晰;《孔子家语》:“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则层次分明表述完整。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第6组。《说苑》:“此言虽鄙,而中事情。”《孔子家语》:“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说苑》虽多了一层总结的意思,“此言虽鄙”,但其立意处实则含混,“而中事情”,远不如《孔子家语》“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而中事情”其实也就是从“此言实而中,情而信”中拼凑出来。

第4组,《说苑》:“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孔子家语》:“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或”、“惑”通假,“从”、“徙”形讹,《孔子家语》“人皆”,“我独”;“趋彼”,“或(惑)之”;“守此”,“不徙”严密对应,虽文句刻板少变化,但理路清晰胜《说苑》。第3组似乎也是《孔子家语》简明些。

第1组,《说苑》:“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孔子家语》:“诚能慎之,福之根也。”从效果上看,《说苑》似乎更好些。但《孔子家语》是正言之,而《说苑》是反言之,《孔子家语》更可能是一种原始的说法。第5组《孔子家语》的“人弗我害”这种句法则明显要比《说苑》的“人莫害我”古老。

通过对两个来自不同文本的《金人铭》细微区别的比较,从文字上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孔子家语》中的《金人铭》应是更为早期的文本,《说苑》此段当是从《孔子家语》这个文本中改进而来(即便《说苑》的《金人铭》不直接抄自《孔子家语》也是抄自另一个与《孔子家语》一样的文本)。因此我们可以说,《金人铭》在刘向编纂《说苑》之前就已基本存在。

《金人铭》所记还散见于其它古书中,背铭内容性质相当于“座右铭”,也称箴铭。

唐马总《意林》卷1:“《太公金匮》二卷。……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余在民上,揺揺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尧居民上,振振如临深渊;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栗栗如恐不满;汤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息。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慎终与始,完如金城。行必虑正,无怀侥幸(书履)。忍之须臾,乃全汝躯(书锋)。刀利皑皑,无为汝开(书刀)。源泉滑滑,连旱则絶,取事有常,赋敛有节(书井)。’”

“故金人三缄其口”,据《太平御览》卷593等处所引《太公金匮》,“故”下当脱“为”字,当是“故为金人,三缄其口”。《意林》所引《太公金匮》这段文字十分重要。它表明:     

1。《太公金匮》中,和履铭、锋铭、刀铭、井铭并列的还有《金人铭》。

2。《金人铭》名实合一,与“金人三缄其口”的故事联系起来。

3。《孔子家语》、《说苑》中孔子读《金人铭》背铭后引《诗》感慨的“如履薄冰”在这里是《金人铭》内容本身。

《太公金匮》中,《金人铭》和履铭、锋铭、刀铭、井铭并列。“五帝之戒”则是黄帝、尧、舜、禹、汤五帝之意。或者也称“黄帝铭”、“武王戒书”。

宋王应麟《困学记闻》卷10:“《皇览记·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揺揺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汉艺文志》道家有《黄帝铭》六篇,蔡邕《铭论》黄帝有巾、几之法,《皇览》撰集于魏文帝时,汉《七略》之书犹存,《金人铭》盖六篇之一也。”

《金人铭》一类的箴铭应该不少。《太平御览》卷590引蔡邕《铭论》曰:“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盘盂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显之铭。武王践祚,咨于太师,作席几楹杖之铭十有八章。周庙金人缄口以慎,亦所以劝戒人主朂于令德者也。”

“黄帝有巾、几之法”,据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6《黄帝铭六经篇》考:“蔡邕论黄帝有巾、几之法,《皇王大纪》曰,黄帝作舆几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铭以戒逸欲。《黄帝内传》一卷《序》云:籛铿得之于衡山石室中,至刘向校书见之,遂传于世。”

武王践祚,据说太师吕望也作了许多箴铭。王应麟“参考《金匮》、《阴谋》之书则不止于十八章矣,书于篇后,俾好古者有考。” [x]王应麟曾经集解《践祚篇》[xi],《困学纪闻》卷5根据《后汉书》注、《太平御览》引《太公阴谋》、《太公金匮》,补辑了这些衣铭、镜铭、觞铭、几铭、杖铭、笔铭、棰铭、冠铭、履铭、剑铭、车铭、镜铭、门铭、户铭、牖铭、钥铭、砚铭、锋铭、刀铭、井铭。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亦有辑佚。

明末方孝孺也曾经辑过《武王戒书》1卷,但这部书连博学的朱彝尊也未见到[xii]。方氏所写的《武王戒书序》保存在《逊志斋集》卷12中:“武王戒书见于《大戴礼》、《太公金匮》、《阴谋》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阙有间矣。学者考信惟在乎六经,然虞夏商周之遗事善言出乎六经之外,而可信不诬者多矣。汤之《盘铭》不载于《商书》,而《曾子》称之与经并传,为训万世。《政典》不列于百篇文目,而言为人所传诵,遂为《夏书》之首。六经虽不可附益,然先生之微言弘训安可偏废哉!予悲乎是书者,太公受之古先圣王,而传之武王,武王铭于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孙。其言之善者,与《诗》、《书》要义何以异焉?学者以非经而外之,非惑夫。因为注释其意,以示来者。”

据《太平御览》卷590引蔡邕《铭论》,《金人铭》并不列于太师为告诫武王而作的18篇箴铭中。但今本《大戴礼记》卷6《武王践阼》所引《席铭》、《楹铭》,其内容却与《金人铭》相同。

《金人铭》“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大戴礼记》卷6《武王践阼》:“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安不忘危。’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当恭敬朝夕。故以懐安为戒也。后左端之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言。虽反侧之间,不可以忘道也。’后右端之铭曰:‘所监不远,视迩所代。周监不远,近在有殷之世。’……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

《意林》引《太公金匮》记“金人铭”之外还有其它“铭”的记载,或许《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所引《席铭》、《楹铭》意味着某种中间形态的存在。

《金人铭》的得名是因为金人背铭的缘故。《太公金匮》、《太公阴谋》等亡佚的古书中记载的“故为金人,三缄其口”的故事应关系《金人铭》的来历。

《太平御览》卷390引《孙卿子》曰:“《金人铭》曰:‘周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小注并曰:“《皇览》云:出《太公金匮》,《家语》、《说苑》又载。”

《太平御览》卷590引《皇览记·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曰:‘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诫曰:吾之居民上也,揺揺恐多,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渊;舜之居民上也,栗栗恐夕不旦。武王曰:吾并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惧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谦,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为诫,随之身。’”

《太平御览》卷593引《太公金匮》曰:“武王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居民上,揺揺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

《玉海》卷31引《皇览记》:“黄帝金人器铭曰: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居民上,揺揺恐夕不及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人。’”

宋罗泌《路史》卷14《后纪五·黄帝纪上》:“惟口起兵,惟动得吝,乃为金人,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夙夕念治,瞿然自克,是以功高业广而亡逋事。’(世谓太公作金人,昔孔子见之后稷之庙。按《太公金匮》公对武王之言,明黄帝所作。《皇覧记阴谋》曰:‘黄帝金人器铭曰:武王问尚父五帝之戒,对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摇摇恐朝不及夕,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我古之慎言人也。’)”

《孔子家语》、《说苑》中孔子见《金人铭》背铭,发感慨而引《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在《太公金匮》等书中,“如履薄冰”原来就是《金人铭》内容本身,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群书治要》卷31引《太公阴谋》:“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恐不满日。汤之居民上,战战恐不见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怠。’”

《艺文类聚》卷23引《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师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师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如恐不满;汤之居民上,翼翼乎惧不敢息。’又曰:‘吾闻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

《文选》卷56《女史箴》注引《太公金匮》:“师尚父谓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汤之居人上,翼翼乎惧不敢息。’”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注引《太公金匮》曰:“黄帝居人上,惴惴若临深渊;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日,寿终无殃。’”        

《太平御览》卷430引《太公金匮》曰:“黄帝曰:‘予之居上,揺揺恐夕不至朝。’”

《太平御览》卷459引《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师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复得闻乎?’师尚父曰:‘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如恐不满;汤之居民上,翼翼乎惧不敢息。’”

《玉海》卷31引《太公金匮》:“师尚父谓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汤之居人上,翼翼惧不敢息。’”

《太公金匮》、《太公阴谋》的这些比较朴素的记载似乎应该是《孔子家语》、《说苑》所记《金人铭》之前的一个本子。

明人似乎还得到了一些此前不见的与《金人铭》相关的新资料。比如:

杨慎《古音略例》引《太公金匮》:“黄帝居人上,惴惴(音専) 如临深渊;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兢兢惕惕,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日叶音热)。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斵。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雨叶不去,将用斧柯。”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45引《黄帝语》:“涓涓不塞,将为江河。”

冯惟讷《古诗纪》卷10《古谚》·《太公兵法》引《黄帝语》:“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 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伐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

梅鼎祚《古乐苑》卷43:“《太公兵法》引《黄帝语》 (贾子书引止‘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二句,其余见《太公兵法》,即《汉艺文志》《黄帝巾机铭》也) :“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

陆时雍《古诗镜》卷36《谐语》:“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叶陵之反)。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叶唐何反。《太公兵法》引《黄帝语》)”

    这些引语与《金人铭》“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亦相吻合。

明人是否真的突然又得到了一些原本佚失的《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片断,或是有人参考诸如《孔子家语》一类改写了出处后流播开去,我们不得而知。

但确实还有一些古书中的语句与《金人铭》背铭部分内容相同。《金人铭》“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见于《战国策》卷22《魏策一》:“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絶,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

《战国策·魏策一》和明人所引到的那些琅琅上口的语言,可以视为古谣谚。单纯由这些谣谚构成的文本,因不具备“金人铭”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母题和基本的结构形式,对我们探索比较《金人铭》的不同文本价值并不大。

虽然存在大量与《金人铭》相关而显然有别的片断,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将要证明的,这些片断的来源十分单一。《太公金匮》记载的《金人铭》故事,是不同于《孔子家语》的另外一个文本。

《金人铭》的两个不同文本显然有着先后因果关系。

《孔子家语》记载《金人铭》:“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云云意义十分晦涩,语法上更是完全不通。

元人李冶曾经对“三缄其口”作了非常好的注解。《敬斋古今黈·逸文二》曰[xiii]:“‘三缄其口’,谓缄其口者凡三处也。故今人多以‘三缄’连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断句,则指三人也,亦通。”

但不管怎样读,“缄其口”的主语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金人”而应该是读背铭者。如果把“缄其口”的主语看成是读背铭者,按李冶第一种读法,最合适的理解是:见金人背铭,以为有三者应缄其口;按李冶第二种读法,最合适的理解是:见各有背铭的三个金人(“有金人焉三”),而缄其口。显然第二种读法更好些。

比照《太公金匮》的《金人铭》,我们可以肯定,这种改读是正确的。

《艺文类聚》卷23引《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师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师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如恐不满;汤之居民上,翼翼乎惧不敢息。’又曰:‘吾闻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

《太平御览》卷459引《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师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复得闻乎?’师尚父曰:‘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如恐不满;汤之居民上,翼翼乎惧不敢息。’”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注引《太公金匮》:“黄帝居人上,惴惴若临深渊;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日,寿终无殃。’”        

《太平御览》卷590引《皇览记·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曰:‘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诫曰:吾之居民上也,揺揺恐多,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渊;舜之居民上也,栗栗恐夕不旦。武王曰:吾并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惧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谦,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为诫,随之身。’”

《玉海》卷31引《皇览记》:“黄帝金人器铭曰: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居民上,揺揺恐夕不及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人。’”

几条资料无疑同一来源,但后二条资料指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关节:“金人器铭”,所谓金人铭本应是器铭。我们因此可以肯定:三个金人是舜、禹、汤(另一种说法是黄帝、舜、禹),其背铭分别是:“舜之居民上,矜矜(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如恐不满”;“汤之居民上,翼翼乎惧不敢息”。这是《金人铭》得名的根本原因。

所以李冶的“有金人焉三”的读法正确。《太公金匮》记录了原始的三金人铭,并赋予了金人背铭一个太师吕望劝诫武王的故事外壳,还假托是黄帝所言,而这个故事外壳才是“缄其口”的来由。因此也可以说,是《太公金匮》编造了第一个真正的《金人铭》故事文本。

写刻在器物上有劝诫意味的箴铭,还可以举出土文物实例作为旁证。传世的战国鸟书箴铭带钩[xiv],钩首铭文“物可折中”,钩腹铭文“册复(?)毋反,毋怍毋悔,不汲于利,民产有敬,不择贵贱,宜曲则曲,宜直则直”,钩尾铭文“允”[xv]。传出土于山西浑源的鱼鼎匕,其铭文曰:“曰:诞有昏人,坠王鱼鼎。曰:钦哉,出游水虫!下民无知,参蚩尤命,薄命入羹,忽入忽出,无处其所。”[xvi]李零先生指出[xvii]:“此类箴铭的特点是采用借喻手法,写在什么东西上,就有什么东西来打比方。”《金人铭》本来内容不可能是长篇大段的《老子》语录,而只能是借“金人”而喻的格言,正是箴铭的性质使然。所以,我们认为《金人铭》应该就是以舜、禹、汤三金人(甚或神态)作喻,“舜之居民上,矜矜(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如恐不满”、“汤之居民上,翼翼乎惧不敢息”就是最初刻在三金人背上的箴铭。

《太公金匮》一类书本身也有许多不同本子,或者可称之为《太公金匮》本《金人铭》文本系统。不仅三个金人有不同的说法;而且,三金人铭还会变成五帝之戒。《意林》所引《太公金匮》、《群书治要》所引《太公阴谋》中,五帝是黄帝、尧、舜、禹、汤。从三帝到五帝,不仅表明记录文本对写在器物上的原始箴铭的误解;而且说明《太公金匮》文本系统出现和演化的时代确实是个好托古的时代,我们应该承认古史辨派这个基本分析的合理性。

在《太公金匮》和《孔子家语》两个不同的《金人铭》文本中,虽然故事的母题保存了下来,但后者对前者作了脱胎换骨的改动。

故事背景方面,故事主人公周武王被改成了孔子。(这中间也可能有某种中间过渡形态的存在,梁刘勰《文心雕龙》卷3《铭箴》:“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如果刘勰不误的话,那就意味着曾经有过某个《金人铭》本子的主人公是周公。)《太公金匮》本中,基本是周武王向太师吕望求教,吕望托引黄帝语,而提出金人箴铭;而《孔子家语》本则是孔子见金人“三缄其口,而铭其背”,背铭内容基本是老子语,暗示孔子向老子学。

内容结构方面,《太公金匮》本,吕望以“黄帝语”三金人铭劝诫武王,这一结构,在《孔子家语》本中根本改动:大量的《老子》语言替代了原来的三金人箴铭内容,原来的三金人箴铭内容因与《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接近,变成了孔子读《金人铭》后引《诗》而发的感慨。孔子引儒家经典《诗》来赞美老子思想,这是儒道融合的最好说明。

这就在根本上改变了《金人铭》的思想主旨,《太公金匮》本中关于帝王治国临民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思想主旨在《孔子家语》本中变成了要慎言,无多言,无多事,要执雌持下的思想主旨。《孔子家语》本《金人铭》突出了道家的骨架和道家先于儒家这样的观念,并成了道家和儒家融合的产物。

《孔子家语》本《金人铭》对《太公金匮》本《金人铭》的这种主旨改动只能是在道家向儒家争胜而最终合流的时代背景下产生。

我们用图示来概况《金人铭》文本的来历和变化:

                      原始三金人背上的箴铭

                                      ↓                                  

《太公金匮》所编《金人铭》故事文本基本记录了箴铭

《孔子家语》彻底改造的《金人铭》文本


通过比较,我们得出结论,《孔子家语》本《金人铭》是在《太公金匮》本《金人铭》的基础上大幅改动后完成的。可以推论,《孔子家语》最后编定的上限不会早于《太公金匮》。

《战国策》卷22《魏策一》:“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絶,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苏子即苏秦,这里的《周书》也很可能就是《太公金匮》或《太公阴谋》。《开元占经》卷6、卷11引《尚书金匮》,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太公金匮》引严可均曰[xviii]:“疑即《太公金匮》异名。”《战国策》卷3《秦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苏秦列传》作“周书阴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司马彪、崔譔曰:“《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银雀山汉墓竹简》也认为[xix]:“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并举证曰[xx]:“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中有《周志廿八国》一篇,文字与《周书·史记》略同。古书所引《周书》之文,亦颇有与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诸书相出入者(参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吕氏春秋》所谓‘周书’可能即指太公之书。”

《太公金匮》,《隋书·经籍志》、《意林》、《旧唐书·经籍志》、《通志略》均载2卷。

《太公阴谋》,《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3卷,《通志·艺文略》:“《太公阴谋》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确著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实际上《七略》、《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兵权谋”:“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下注“省《太公》”,则“兵权谋”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录之《太公》殆无疑问。顾实曰[xxi]:“如本志《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参患》,《荀子·议兵》、《淮南·兵略》等篇之类,皆当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贤已经证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谋》就是《阴谋》,也就是《太公阴谋》,《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称《六韬》、《太公六韬》。

钱大昭曰[xxii]:“《谋》、《言》、《兵》,就二百三七十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沈钦韩曰[xxiii]:“《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大戴记·践祚篇》、《吕览》、《新书》、《淮南》、《说苑》所称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顾实曰[xxiv]:“《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余《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縢豹韬》。”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以为“即今之《六韬》也。”《四库》馆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种书[xxv]。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证明《汉志》“六弢”当是“大弢”,《庄子·则阳》中仲尼问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证极精核。”[xxvi]

可见,《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道家的《太公》。

《太公》著作,前人一般都不认为出自周初的太公吕望。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困学记闻》卷11并引叶梦得说曰:“其说盖出《六韬》。”宋戴埴《鼠璞》卷下:“至谓文王与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増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太公》著作的年代,历史上说法颇多,相当多的一种说法是出于楚汉之间。

《文选》卷46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李注引《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路史》卷23《论太公》:“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掇。”明张萱《疑耀》卷2:“余意太公望尝为此书,久或亡去,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非望笔也。”今人张烈认为《六韬》是“秦始皇在位时写成”[xxvii]。

《史记·留侯世家》述张良得圯上老父赠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xxviii] 前引《战国策·秦策》,则更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把《太公》看成是楚汉之际乃至汉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历史上就有学者根据《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战国著作。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困学纪闻》卷5:“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出土文献《六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判定《太公》著作的时间。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太公书竹简,被认为就是《六韬》。银雀山《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中,也发现部分竹简上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或与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简文的字体和其它简文不同,书体逊于同出的其它几种简文,易于区别。这些简早期被称名为《太公》,后定名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定州汉简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计1402个字,简文《六韬》共发现篇题十三个[xxix]。

银雀山两座汉墓,从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银雀山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xxx],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则定州简《六韬》的成书年代肯定早于此时。银雀山和定州简还表明,《六韬》在西汉初年就广泛传播,其成书时间当然更早。银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汉帝之讳,如汉高祖刘邦的“邦”字,汉文帝刘恒的“恒”字,等,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也证明《六韬》成书时代在汉之前。

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则《六韬》决不会早于春秋前期。《六韬》中引用黄老家言则意味着其出现时代应在战国中后期。

关于《六韬》内容,综合古人今人的研究,可以肯定是战国中后期的著作[xxxi]。1。《六韬》中大量谈到了车、骑、步兵的配合作战,而骑兵的大规模使用及车、步、骑三大兵种协同作战始于赵武灵王(BC325—BC229年在位)。2。《六韬》中提到了“将军”,并且明确讲到“将相分职”,这是战国才出现的情况。3。《六韬》大量提及铁制兵器及其使用方法,而铁兵器的广泛使用也在战国中期以后。4。《六韬》大量引用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司马法》、《军志》等兵书,其时间只能在战国中后期。

陶宪曾评《汉书·艺文志》曰[xxxii]:“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书全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之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笔者昔有一说曰:先秦无兵家[xxxiii]。战国时期,战争是各种国家政治思想学说的主题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无疑就是道家《太公》的兵书部分。《太公》著作托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太公吕望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封于齐国,故《太公》著作出于齐国。因此我们认为,《太公》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加上了一个武王太公问答的故事套子,这在当时应该是种惯用的叙述手法,使用的是大家都熟悉的套子,藉以推出对话人物,引起讨论。用李零先生的话说[xxxiv]:“整个对话以解惑释疑的形式层层展开,也是为教学的目的而设计。当时的作者和读者读能领会这种‘戏剧化’语言,根本不像辨伪学家所推想,只是借名人欺世。”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太公吕望还引了黄帝说,战国古书中常见这种依托黄帝甚至黄帝君臣问答的形式,可以称之为“黄帝书”,李零先生以为黄帝书“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于数术、方技类的实用书,以及数术之学在兵学中的分支即兵阴阳;见于诸子,则主要是阴阳、道两家及其小说杂记。”[xxxv]黄帝书中有“黄帝战蚩尤”之类数术书、“黄帝素女问”之类方技书,《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则是“依托名贤讲治国用兵” [xxxvi]的阴谋书,是道家黄老著作。

总之,《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黄老著作。《孔子家语》本《金人铭》是在《太公金匮》本《金人铭》基础上大幅改动而来,因此,《孔子家语》的最后编定一定是在战国中后期以后。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和《孔子家语》本《金人铭》之间应该有个中间环节。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融合儒道,符合基本条件。战国田齐桓公午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包容百家,“稷下学士复盛”[xxxvii]。稷下学宫中的学者儒、道、名、墨、法各家都有,著名的学者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接子、田巴、鲁仲连、慎到、宋銒、环渊,晚期最著名的是曾三为祭酒的荀子。稷下学者在互相探讨争论中,吸收、融合了其它学派的学说,后来的学者也往往综合了此前各家学说。那么,在这“数百千人”[xxxviii]的稷下学者中,到底谁是这中间的一环?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太公金匮》曰:“黄帝居人上,惴惴若临深渊;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日,寿终无殃。’”

《玉海》卷31《周武王丹书诫》:“其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强,怠胜敬者亡。瑞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与瑞书同矣。”

上述两段资料中“敬胜怠者吉”云云在今《荀子·议兵》就同样有记载。

                                                                                                                                         《荀子·议兵》:“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 战国末年的荀子正是我们找寻的这一环。

稷下的淳于髡、邹奭、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学者“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xxxix],荀子自年十五来学于齐[xl],一直到老年“最为老师”、“三为祭酒”[xli],深受黄老道家影响是肯定的,《汉书·艺文志》在“《宋子》十八篇”下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班固以为荀子关于宋子的评论合乎黄老意[xlii]。《荀子》中“心术”、“心容”、“虚壹而静”等概念也都是来自道家的黄老学派[xliii]。因此,荀子自然会接触到《太公》一类书。

《太平御览》卷590引《孔子家语》之《金人铭》全文,文末有注曰:“《孙卿子》、《说苑文》载也。”

《太平御览》卷390引《孙卿子》曰:“《金人铭》曰:‘周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小注并曰:“《皇览》云:出《太公金匮》,《家语》、《说苑》又载。”

孙卿子即荀子。可见,《太公金匮》之《金人铭》确与荀子有关。

《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更为显明,宋代的叶适就对此作过很深入的考察。

《习学记言》卷17《孔子家语》:“‘初仕为中都宰’,孟子谓‘尝为委吏’、‘尝为乘田’,其时去孔子未远,此篇无有,岂微之而不记耶?抑孟子误也?谓相夹谷为行相事,疑未然。《春秋》‘堕三都,成人叛,不克堕。’此言‘遂堕三都之城’,非是。又言‘摄相事,有喜色’,‘乐其以贵下人’,非是。又言‘七日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其词云云,皆非是。此荀卿子所载,或者荀氏之传宜若此,而《孔氏家语》遂取以实其书尔。”叶适详细分析后认为《孔子家语》的思想“自子思、孟子犹皆不然,独荀况近之,故余以为荀氏之传也。”[xliv]

实际上,《荀子》、《孔子家语》、《大戴礼记》、《礼记》四部书之间渊源复杂而密切。

《荀子》与《大戴礼记》、《礼记》之间关系,前人颇多注意。顾实曰[xlv]:“荀子书多见二戴《礼记》”,并为之举证曰[xlvi]:“如《小戴礼记》之《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礼》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贵玉贱珉’语,亦与《法行篇》大同。《大戴礼记》之《礼三本篇》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

清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荟集大量相关资料[xlvii],笔者据之将《孔子家语》内容与《荀子》、《大戴礼记》、《礼记》作比较,大致情况如下:

《孔子家语》与《荀子》之间,《孔子家语》之《始诛》与《荀子·宥坐》相关,《五仪解》与《哀公》相关,《三恕》与《法行》、《宥坐》、《子道》相关,《好生》与《哀公》相关,《六本》与《大略》、《仲尼》相关,《颜回》与《哀公》相关,《在厄》与《宥坐》、《子道》相关,《困誓》与《大略》、《子道》相关,《观乡射》与《乐论》相关,《问玉》与《法行》相关。其中《始诛》与《宥坐》,《五仪解》与《哀公》很大部分内容完全一样。

《孔子家语》与《大戴礼记》之间,《孔子家语》之《王言解》与《大戴礼记·王言》相关,《大昏解》、《问礼》、《五仪解》与《哀公问于孔子》相关,《弟子行》与《卫将军文子》相关,《入官》与《子张问入官》相关,《困誓》与《保傅》相关,《孔子家语·五帝德》与《大戴礼记·五帝德》相关,《执辔》与《子张问入官》、《易本命》相关,《本命解》与《本命》相关,《五行解》与《盛德》相关,《冠颂》与《公冠》相关。其中《王言解》与《王言》、《弟子行》与《卫将军文子》,《入官》、《执辔》与《子张问入官》、《执辔》与《易本命》以及两种《五帝德》之间很大部分内容相同。

《孔子家语》与《礼记》之间,《孔子家语》之《相鲁》与《礼记·檀弓上》相关,《大昏解》与《哀公问》相关,《儒行解》与《儒行》相关,《问礼》与《哀公问》、《礼运》相关,《好生》与《杂记下》相关,《六本》与《檀弓上》相关,《哀公问政》与《中庸》、《祭义》相关,《五帝》与《檀弓上》相关,《本命解》与《丧服四制》相关,《礼论》与《仲尼燕居》相关,《观乡射》与《郊特牲》、《射义》、《乡饮酒义》、《礼器》、《杂记下》相关,《刑政》与《王制》相关,《孔子家语·礼运》与《礼记·礼运》相关,《冠颂》与《郊特牲》、《冠义》相关,《庙制》与《王制》、《祭法》相关,《辨乐》与《乐记》相关,《问玉》与《聘义》、《经解》、《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相关,《屈解》与《檀弓下》相关,《终记解》与《檀弓上》相关,《正论解》与《祭义》相关,《曲礼子贡问》与《曲礼下》、《杂记下》、《檀弓上》《檀弓下》、《礼器》、《丧服小记》、《大传》、《文王世子》、《玉藻》相关,《曲礼西赤问》与《王制》、《檀弓上》、《檀弓下》、《祭义》、《礼器》相关。其中《大昏解》与《哀公问》,《儒行解》与《儒行》,《问礼》与《哀公问》、《礼运》,《哀公问政》与《中庸》,《五帝》与《檀弓上》,《本命解》与《丧服四制》,《礼论》与《仲尼燕居》,《刑政》与《王制》,《孔子家语·礼运》与《礼记·礼运》,《庙制》与《王制》、《祭法》,《辨乐》与《乐记》,《终记解》与《檀弓上》之间很大部分内容相同。

可见《荀子》与《孔子家语》关系紧密。

今本《孔子家语》后附孔安国《后序》,前人因为认定《孔子家语》系王肃伪造,所以对这篇文字不屑一顾。近年来,李学勤先生多次明确指出孔氏家族学的存在[xlviii],这提醒我们注意到这篇《后序》。孔安国《后序》:“《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者,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之曰《孔子家语》。凡所论辨流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者,亦犹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润色,其材或有优劣,故使之然也。”在定州八角廊《儒家者言》和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再现于世的今天,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这段文字的平实。

孔安国《后序》接着谈《孔子家语》的来历,曰:“孔子既没而微言絶,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唯孟轲、孙卿守其所习。当秦昭王时,孙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孙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

原来《孔子家语》之类正是由荀子本人带入秦国!

虽然确是荀子把《孔子家语》类资料带入了秦国,但笔者并不认为将《金人铭》文本改成孔子向老子学的就是荀子。

理由很简单,荀子虽然受到稷下道家思想的影响,但说到底还是个儒学大师[xlix],荀子一直推崇尧、舜、禹、汤[l]。视孔子则为大儒,《荀子·儒效》:“彼大儒者,虽隠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所以,将孔子置于老子下这样的改动决不会是荀子所为。同样难以想象荀子会把这样的《孔子家语》数据带入秦国,因为荀子过秦是为了向秦昭王宣扬儒家思想学说[li]。我们猜测:荀子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百余篇带入秦国,同时也可能把稷下盛行的一些黄老学派的著作如《太公》之类同时带入秦国。而正是《太公金匮》本《金人铭》日后被改动后并编入了《孔子家语》。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又曰:“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髙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及吕氏专汉,取归藏之。其后被诛亡,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増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礼书,于时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传《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不可得知,以付掌书,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于是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问礼》一篇,自别属《曽子问》,故不复録,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语》,亦以其已自有所传也,是以皆不取也。将来君子不可不鉴。”

根据孔安国《后序》,至孔安国时[lii],《孔子家语》的编订似乎有两次。后一次比较清晰,是吕氏篡汉归藏《孔子家语》,吕氏诛亡后,《孔子家语》散出,有增损改易,景帝时入藏秘府,到汉武帝元封年,孔安国撰集为四十四篇。前一次编订,我们只是从字里行间揣测它的存在,《后序》曰“孙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又曰:“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荀子入秦时只是带了“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而李斯焚书时,已经确切有了《孔子家语》,则《孔子家语》的初次编订似乎可以定在战国末秦昭王时荀子过秦之后一直到秦焚书之间。这个初次编订正是我们所谓的《孔子家语》的编定。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何人把《金人铭》故事变成了孔子向老子学的内容了呢?

做这样改动的人毫无疑问是个刻意贬低儒家抬高道家的学者。战国末秦初和汉初,是道家势力急剧上升的两个时期,都存在可能。但是从《后序》“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来看,秦始皇焚书,《孔子家语》是因为它“与诸子同列”,才幸免被禁,也可以理解为:《孔子家语》是因其含有诸子的性格而避免于秦火。这样,在战国末秦初《金人铭》已经改动、《孔子家语》已经编定的可能性就很大,甚至可以假想《金人铭》的改动就是为了避免《孔子家语》的可能劫难。荀子自己不太可能把带有贬低孔子和儒家意味的改动的《金人铭》带入秦国, 改动者因此很可能是秦国的杂揉儒道而倾向于道家的学者,可能也有着稷下背景。其时秦国吕不韦正组织大量门客写《吕氏春秋》,这是一部融合黄老阴阳各家思想的杂家著作,参加编写者中应该有不少包括来自稷下的道家黄老学者。

综上所述,《孔子家语·观周》中的《金人铭》是根据《太公金匮》中《金人铭》文本改作而成。《太公金匮》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黄老著作,其中的《金人铭》取用了当时写刻在三个金人器物上的箴铭,由黄老家们加入了惯用的武王问太公的故事套子编造而成。战国末年齐国稷下的儒学大师荀子把大量的《孔子家语》原始资料带入秦国。此后,很可能是在秦国的杂揉儒道而倾向于道家的学者对道家著作《太公金匮》中的《金人铭》作了大幅改动,添入了大量老子思想,成了孔子向老子学的内容,并编入《孔子家语》。《金人铭》改作的时间大概是在战国末秦初。秦始皇焚书时,已经编定成书的《孔子家语》因为其中的诸子内容躲过了劫难。

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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