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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礼——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精神革命(二)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8-05-17
内静之术——大道之门
 
人如何能得道,齐死生呢?中国人认为道不远人,不迷惑于外物,心境虚静就是体道。在社会这一复杂巨系统中,思想谦下沉入、尊重天地,任万物自在变化是行事正确的基础;要通过心形双修,礼、乐、诗教,作到内静外敬,回归天地自然的平正大道。也只有因循变化,抱道守雌,“静因”才能成就幸福完满的生活。《管子·心术上》解释说:
 
人可以用杀戮去威胁,就因为他怕死;人可以用剥夺利益的办法去惩罚,就因为他好利。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既不被自己喜爱的事物所诱惑,也不被自己厌恶的东西所胁迫,安闲自在,循道而行,去除一切智谋和巧诈。他处理事情,并不一定非得遵循事前设想的方案;他行动起来,并不一定非得达到预先设想的目标。过错就在于自以为是;罪过就在于妄加变化。所以,掌握了道的君子,他在平常自处的时候,好像一无所知,但在对待、处理他所遇到的各种事情时,好像一切都在预料和计划之中一样,从从容容,顺其自然。这就是虚静自守以顺应一切发展变化的方法。(原文: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虚静体道是先秦哲人的主导思想,儒家也提倡这一点,早期的儒家并没有像司马迁时代的儒家一样将自己与道家直接对立起来,《韩非子》中就对孔子多溢美之词。儒家的主要经典《大学》中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老子不仅将“静”作为一种人身修养,还将之提升到了治国,甚至外交层面。《老子》一书的核心思想就是虚静守雌的治身理国之道。《老子·三十七章》认为,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就有各种贪欲的萌生,所以就必须坚守道的原则,让贪欲不起,心情复归于平静。老子认为,如果执政者能作到这一点,天下将自然得到治理,会真正实现了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境地。文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四十五章》还有:“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五十七章》也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老子》和《管子》一样心形双修,与西方文明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不同,中国古代哲人从不强调灵魂与肉体区分,认为身与形互生互根,互相影响,互相补充。脱离肉体的灵魂概念,通过禁欲、苦修、甚至鞭打折磨实现灵魂的完美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认为中国人传统的精神追求是以一种更为理性、文明的方式进行的。
 
《老子·第三章》从理论上概括了通过虚民之心志,强民之筋骨,实现社会无为而治的道理。这里老子的方法是上法而不上贤,而又不贪爱虚华无用之物。上面说,治理天下不可根据君主个人的判断标准来选拔官员,这样人们就不会有功名利禄的纷争,不显耀那些能诱发人贪欲的东西,使人民的心性不被搅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要使人民心境虚静,同时填饱人民的肚子,削弱人民的欲志,增强人民的体魄,永远使人民没有巧诈之智、没有贪欲。这样,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以“无为”的态度去处理世事,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原文: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后世许多注者将老子的“不尚贤”简单地理解为不推崇贤能,将“常使民无知无欲”简单地理解为永远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的“愚民主义”,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不符合中国人的一般思维方法。因为我们的先人从不是简单的否定欲望,而尊重贤能更是先秦诸子的基本主张。如果我们将老子“不尚贤”的思想同韩非子的“上法而不上贤”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老子》思想的真意所在。
 
《韩非子 ·忠孝》反对德治尚贤,主张以法量功。认为所谓的贤臣应该是能够彰明法律、治理一方并拥戴君主的人,如果君主一味尊重贤臣而失去法制,所谓贤者就会成为社会动乱之源。韩非子以前的田氏夺齐,韩非子以后的王莽篡汉,大体皆如此。上面说:
 
所谓明君,应该是能够控制臣子的人;所谓贤臣,应该是能够彰明法律、治好官务来拥戴君主的人。现在情形则是,尧自以为明智,却不能对舜加以控制;舜自以为贤能,却不能对尧尽心拥戴;商汤、周武自以为仗义,却杀了自己的君主。这就是自称为明君的却常常失位,而自称为贤臣的却常常篡权的情形。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做儿子的夺取父亲家业、做臣子的夺取君主权力的事情发生。照此看来,父亲把家业让给儿子,君主把王位让给臣下,绝不是什么确定名位统一教令的正确途径。我听说:“臣子服事君主,儿子服事父亲,妻子服事丈夫,这三种秩序理顺以后,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违背了这三种秩序,天下就会混乱。”这是天下的正常法则,就是明君、贤臣也不能变更。既然这样,那么即使君主不够贤明,臣子也不敢侵犯。现在尊尚贤人、任用智者没有一定之规,是悖逆之道,一般人却总认为治国之道。正因如此,在齐国田氏得以夺取吕氏政权,在宋国戴氏得以夺取子氏政权。这些人都是有才能又有智慧的人,哪里是既愚蠢又不贤的人呢?由此看来,废弃常道去尊尚贤人就会发生混乱,舍弃法制而任用智者就会产生危险。所以说: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原文: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今天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学术时,常常于百家中究其一家,又于一家中攻其一端,造成“百家争鸣”的假象。事实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不能通百家为一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涂脂抹粉,上三尺讲台,坐而论道,以歪曲先哲为能——称之曰“心得”,“心得”了《孔子》、又“心得”《庄子》,不亦悲乎!
 
《老子》一书过于简约,客观上为那些“心得”专家留下了太多胡说八道的空间。东晋学识渊博的道士葛洪(284~364)就抱怨说,《道德经》虽然是老子作的,但大多是泛泛而论,比较简略,不肯首尾一贯的讲明事理,进而提供可以察考的线索。(《抱朴子内篇·释滞》:“又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管子》中的“黄老心术”四篇则不会有这个问题,它的论述极为详实,是研究中国人心性修养的宝贵资料。
 
论及内静以得道,《管子·内业第四十九》不像《老子·十六章》那样只是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粗读起来,让人不得要领;《管子》的作者认为充塞万物的道是生死成败之根,道不象日常事物,它没有固定的停留场所,碰到善心就藏居下来。心静而气不乱,就可以留住道。道并不在远方,人们就是靠它生长的;道并不离开人们,人们就是靠它得到知识的。所以道是高大的,似乎可以寻找得到。又是细微的,似乎追寻不出它一定的所在。道的本性,讨厌声音语言,只有修心静意,才能得道。道这个东西,是口不能言传,目不能察看,耳朵也听不到的,它是用来修养内心和端正形貌的。人们失掉了它就会死亡,得到了它就能生长;事业失掉了它就将失败,得到了它就能成功。(原文: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
 
所以《管子》的作者将心形象的比作智慧的居舍,一个人要得道,首先要“洁其宫”,去除自身的好恶之情。(《内业第四十九》称“敬除其舍”,感兴趣读者还可参阅《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
 
谈到心形双修,形德交养,《管子·内业第四十九》认为,外形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心不虚静的人,是因为心境没有治好。端正外形,修饬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渐渐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明彻地认识万物。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这就叫作“中有所得”。(原文: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如果一个人能作到形正心静的“正静”,就会皮肤丰满,耳目聪明,筋骨舒展而强健,顶天立地。《管子·内业第四十九》云:“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
 
实践“正静”是靠 “内静外敬”,节制自己的贪欲,敬守礼制。《管子·内业第四十九》论证说:
 
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相结合而成为人。两者调和则有生命,不和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来源。忿怒过度了,应该设法消除。节制那五种情欲:耳、目、口、鼻、心之欲;除去那两种凶事:喜、怒。不喜不怒,平和中正就可以占据胸怀了。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生命有失,一定是因为喜怒忧患。可以说,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诗歌,消除忧闷什么都比不上音乐,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保持敬慎什么都比不上虚静。内心虚静,外表敬慎,就能使平正的本性复归,并使本性大大安定。(原文: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外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前面我们讲了许多“内静”方面的精神修养,那么什么是“外敬”呢?简单说就是在行事过程中保持敬和爱。《礼记·曲礼第一》开篇便说:“《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在孔子的礼治思想体系中,从治国到孝,再到祭祀,敬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论语》中涉及最详。
 
《论语·学而篇第一》谈到治理千乘之国的方法时,第一点就是“敬事”。文中说:“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在谈到人类的孝与动物的“养”的区别时,指出“敬”是区别二者的核心。《论语·为政篇第二》:“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八佾篇第三》中,孔子将行礼时不敬当作不能忍受的事情。上面说:“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论语·公冶长篇第五》载孔子评价古代贤人时也用“敬”称其德行,他评价郑国大夫子产说:“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雍也篇第六》孔子在回答樊迟怎样才算是智这个问题时,说专心致力于提倡老百姓应该遵从的道德,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就可以说是智了。(原文: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中论述敬的地方还很多,此处不再赘述。《孔子家语·大婚解第四》更明确地指出:“治礼敬为大。”上面引用孔子的话说:“古之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也说:“礼者,敬而已矣。”文章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与敬相联系的是孔子主张的忠恕之道,在孔子那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礼敬他人的第一原则。
 
《论语·里仁篇第四》记载了曾子对孔子思想的概括:“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中,孔子也用恕总括自己的思想:
 
“子贡问孔子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回答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原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孔子在回答什么是仁时也说:“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都要认真严肃。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没人怨恨自己,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没人怨恨自己。”(原文: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论语·雍也篇第六》还从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层面论述了忠恕之道:
 
子贡说:“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说:“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原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中论述忠恕外敬之道显得分散,商鞅的老师尸佼所著《尸子》中专辟一章论述,标题即为《恕》。尸子认为,所谓“恕”就是以自身的情况来考虑他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强加于他人;厌恶他人做的,那么自己也不别做;希望他人做的,那就要求自己也去做,这就是“恕”。(原文:恕者,以身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恶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己。此恕也。)
 
有人将《圣经·马太福音》中的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远远超过了一条道德原则,她是处理与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其他信仰体系的关系的准则,国人这种博大的胸怀使得数千年里中国没有西方那样残酷的异教迫害和野蛮的宗教战争——在交通和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一能够超越不同信仰的准则显得更为重要了。
 
内静外敬反映到日常生活修养层面,要求我们无论饮食还是思虑,都不可过度,要作到有所节制。《管子·内业第四十九》为我们提供了可操作的心形修养之道,转录于此,供有志于中华大道的朋友参考——读者会发现,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中没有任何迷信和神秘主义的成份存在,是高度理性和健康的:
 
关于食的规律:吃得太多,就伤胃而身体不好;吃得太少,就骨枯而血液停滞。吃得多少适中,才可以实现气脉舒和,使精气有所寄托,智慧能够生长。如果饥饱失度,那就要设法调节。太饱了就要赶快活动,太饿了就要停止思考,老年人就更要避免过多思虑。吃饱而不赶快活动,血气就不能通达于四肢;饥饿而不停止思考,饱食也不能消除饿意;老人而不珍惜思虑,衰老的躯体就加快死亡。心胸宽广而敞亮,意气宽舒而开阔,形体安定而不游移,能保持心意专一而摆脱各种骚扰,见利不被引诱,见害不生畏惧,心情宽舒而仁慈,自身能独得其乐,这些就叫作“运气”的功夫,而且意念的运行也好象升行在天空一样;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欢畅,忧愁与恼怒—就会失去生命的正常秩序。心里有忧悲喜怒,“道”就无地可容。有了爱欲的杂念就应当平息它,有了愚乱的思想就应当改正它。不用人为地引来推去,幸福将自然地降临。道是自然到来的,人可以借助道的到来而予以谋虑,虚静就能得到道,急躁就会失掉道。灵气在人的心里,有时来有时消逝,它的小可以说其小无内,它的大可以说其大无外。人所以失掉灵气是由于急躁为害。要是心能够平静,道自然会安定下来。得道的人,邪气能从肌理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胸中没有郁积败坏的东西。能实行节欲之道,就可以不受万事万物危害了。(原文: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饱则疾动,饥则广思,老则长虑。饱不疾动,气不通于四末;饥不广思,饱而不废;老不长虑,困乃速竭。大心而敢,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俱,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守清道而抱雌节——幸福之路
 
“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管子》的作者认为静因之道是幸福生活的来源。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雌雄节》中对此有更详尽的论述。谷斌、 张慧姝、 郑开在注“雌雄之节”一语时说:“节,符节。在古代作为凭信的符节乃由双方分执,其上有榫口,可相合以为验证。榫头为雄,榫眼为雌。雄节为右为上,可以主动有所作为;雌节为左为下,处于被动地位,待与雄节相合而听命焉。《淮南子·原道训》:‘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不争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石靡)(3)坚,莫能与争’”(4)
 
《黄帝四经》的作者首先定义了什么是“雄节”和“雌节”,认为守雌即使一时有所损失,也会得到善报,而“守雄节”必然会导致灾难的发生。所以守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德行的过程,一个人不断地戒备自己而不背离“雌节”,大福就必然会来至。作者还将“雄节”直接称为“凶节”,即必然导致灾祝的符节,将“雌节”直接为“吉节,即必然导致福禄的符节,观察一个人是“守雄节”还是“守雌节”就知道这个人的“祸福之乡(向)”了。
 
举凡自我炫耀、自以为是、自我夸耀,倨慢不逊,都称之为“雄节”;举凡宛顺、温和、谦恭、卑让的,都称之为“雌节”。所谓“雄节”,大抵属于自满的范畴;所谓“雌节”,大抵属于谦逊的范畴。依仗“雄节”,假使偶有所得的话,并不意味着即是福吉;立足于“雌节”,如果一时有所损失的话,那么最终也必然会有善报。如果依仗“雄节”屡有收获,那也只能视为积累祸因,最终是忧虑凶险并濒临死亡。如果立足“雌节”而常有所失,这正是积累福德的过程;谨慎地戒备自己而不背离“雌节”,大福就必然会来至……大抵好用雄节的,都可以说是有害于生存,作为统治者则会毁灭,作为一般百姓则会亡身。雄节,守国则不安,做事则不会成功,求取则无获,征国则无胜。其自身不会长寿,子孙也不会蕃衍。所以这种雄节实为“凶节”,结果是在散失其德。而凡好用雌节的,都可以说是在承接福禄。这样作作为在上位的富者因之昌盛,作为在下位的贫者因之得到足够的衣食供给。采用雌节,守国则安,做事则成功。求取则有收获,征战则胜。不但其自身会长寿,子孙也会蕃衍。所以这种雌节实为“吉节”,结果便是积聚其德。因此说,积聚其德的会昌盛,积累祸殃的会灭亡。考察他是积殃还是积德,便可以预测祸福的趋向了。(宪敖[傲]骄居[倨],是胃[谓]雄节,□□(5)共[恭]验[俭],是胃[谓]雌节。夫雄节者,涅之徒也。雌节者,兼之徒也。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得将有赏……凡人好用雄节,是胃[谓]方[妨]生。大人则毁,小人则亡。以守不宁,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战不]克,厥身不寿,子孙不殖。是胃[谓]凶节,是胃[谓]散德。凡人好用雌节,是胃[谓]承禄。富者则昌,贫者则谷。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单[战]则克。厥身□□□□□□□□□节,是胃[谓]绛德。故德积者昌,□[殃]积者亡。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乡[向]。)
 
《老子》论述祸福相倚,圣人守雌持中之道,与《黄帝四经· 雌雄节》所言同理,不过前者更强调人生的变化无常,所以圣人更要以“道”自守,保持行为正确而适中。《老子·五十八章》:
 
灾祸呵,幸福正依傍在它里面;幸福呵,灾祸也正隐藏在它之中。谁知道它们的终极?它们并没有一个定准。正可能随时转变为邪,善可能随时转变为恶,人们的迷惑不解,已经有很长的时日了!所以有“道”的圣人方正但不伤人,锐利但不至于把人刺伤,直率却不至于放肆,明亮但不显得刺眼。(原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自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长期以来,中国诸多学者便相信儒道自上而下就存在严重的对立。这在西汉儒家欲垄断学术的时代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在先秦时代远远不是这样。比如老子就不象一般注者认为的那样反对礼,孔子不是激烈反对老子的清静守雌的思想。受鲁国国君的资助前往洛阳考察周礼时,孔子不仅对后稷宗庙阶前道家思想浓厚的铭文大为赞同,在向老子问礼后,他对老子更是赞赏有加,尽管诸多古籍都一致记述说,当时老子对孔子进行友善的批判。
 
宋以来,《孔子家语》就被认为是伪书,怀疑为三国王肃伪造。直到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和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与《孔子家语》内容相近的竹简,人们才发现“今本《家语》的原型,王肃所称得自孔猛,当为可信。”(6)在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被定名为《民之父母》的文献,与《家语》中的《论礼》相同。这更增加了《孔子家语》的文献价值,有人甚至认为他比《论语》更为重要。
 
《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入周史事。当时孔子不仅参观了明堂,太庙,还拜会了老子。在后稷之庙右边台阶前有一个铜铸的人像,这个像的背上刻着一则充满道家守雌之道的《金人铭》,世传金人为姜太公所作,清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文》中说:“此铭旧无撰人名,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知即黄帝六铭之一。” 《金人铭》全文如下: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此像是古代的慎言人。要警戒!不要多说话,多说多败。不要多事,多事多祸患。对于安乐,必须警戒。不要做后悔的事。不要说没关系,它的祸将很长。不要说没害处,它的祸将很大。不要说没伤害,它的祸将如此。不要说没听到,上天在窥伺着你。荧荧如豆的小火不熄灭,变成烈火将怎么办?涓涓的细流不堵住,将成江河。细小的丝线绵绵不绝,将要变成网罗。青青的小苗不砍掉,将要变成大树。不能谨慎对待它,就成祸根。说这些作什么?这是祸门啊!强横的人不得好死,好胜的必定遇到他的敌手。强盗怨恨主人,人们妒忌他的尊贵。君子知道天道是不能超越的,故处于天的后面、下面,使人羡慕。保持柔弱,保持低下,没有人能跟他争。人们都往那里去,我独守在这里。众人迷惑盲从,我独不从。我藏在内部的才能,我是知道的,不跟别人比较技艺的高低。我虽尊贵,人们不妒忌我。那江河之所以能成为百谷的尊长,是因为它低下。天道没有亲疏,常常施福给善人。要警戒啊!
 
从《金人铭》所在的位置,可知它是周人高度尊崇的治身理国训诫,因此与《老子》文句几乎相同也就不为怪了,因为作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肯定对其耳熟能详。这则《金人铭》语句(左)与《老子》语句(右)惊人的对应关系如下:
 
无多言,多言多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下人,必以身后之
 
执雌持下,人莫踰之——知其雄,守其雌
 
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天道无亲,而能下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请注意,西周一直到秦汉,中国人以道家为主体的治身理国思想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在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为吏之道》上面我们仍能看到“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这样的语句。强良是“强梁”的异文,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强梁”也作“强良”。睡虎地秦墓墓主人喜作为大秦帝国的基层官吏,西周政治训条长期内被恭奉无违,甚至带入坟墓——中华治身理国之道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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