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新法家研究
翟玉忠:被人遗忘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一)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8-04-17
 

 一. 序篇·命运崎岖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国人几乎妇孺皆知兵家《三十六计》, “借刀杀人”、“声东击西”、“美人计”等等简直耳熟能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国人却很少知道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华夏族长期独大的经济实力、统一的政治环境,使中国古代三十六计隐身于《管子》轻重十六篇长达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列国竞争又起,商战近逼,梁启超等人才开始重视。但随着中国学术的西化,很快又杳然无息了。此三十六计清晰地分为国内经济管理(前31计)和国际经济战(后5计)两部分,依次为: 

1.伊尹之谋;2.商汤之谋;3.士室之谋;4.杠池之谋;5.鹄鹍之谋;6.五吏之谋;7.水豫之谋;8.北泽之谋;9.北郭之谋;10.渠展之谋;11.癸乙之谋;12.怀夷之谋;13.素赏之谋;14.曲防之谋;15.置屯之谋;16.城藏之谋;17.耜铁之谋;18.曲衡之谋;19.石璧之谋;20.菁茅之谋;21.栈台之谋;22.纂茈之谋;23.籍谷之谋;24.谢物之谋;25.慧星之谋;26.城阳之谋;27.峥丘之谋;28.抗庄之谋;29.沐树之谋;30.囷京之谋;31.三原之谋;32.制鲁梁之谋;33.制莱莒之谋;34.制楚国之谋;35.制代国之谋;36.制衡山之谋。 

兵家《三十六计》直到1941年始由成都瑞琴楼发行,1979年无谷(姚炜)先生的译注出版后风行于世。据说毛泽东和一些共和国开国元帅看过《三十六计》后都说它有参考价值。那么这本书真如一些人所说,与《孙子兵法》一样堪称经典吗? 

远远不是!首先,这本书的理论基础竟是《易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计谋解语直接引用《易经》原文,其余也都涉及《易》理。比如三十六计第九计“隔岸观火”就解作:

“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怒睢,其势自毙。顺从动豫,豫以顺动。”

“豫以顺动”一语即出自《易·豫·彖》;中国兵学脱离卜筮的影响应在周初,这一点从《逸周书》和《六韬》中都能清楚地看出来。《三十六计》仍以《易经》作理论基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另外三十六计计名许多来自成语故事,甚至是民间俗语,其中不乏启迪心智的闪亮之处,有时却显得俗鄙。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则不是这样,在春秋战国诸侯大争的时代,它完整的出现在《管子》轻重十六篇的后半部分,国内经济权谋集中于《轻重甲第八十》(12计)、《轻重乙第八十一》(6计)、《轻重丁第八十三》(13计)中、国际经济战权谋存在于《轻重戊第八十四》(5计)中。 

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出现时间比兵家三十计早得多,理论上比兵家《三十六计》深厚得多,又经过了中国诸侯竞争时代数百年的历史检验。

在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呢?其主要原因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湮灭无闻的第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初,西方经济理论进入中国后,在“西学为用”的口号下,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全盘西化。即使今天西方经济理论已经摇摇欲坠,中国诸多学者仍在死胡同中徘徊,死不回头。

举例说吧,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本身是一种强调多维动态平衡的经济理论体系,关键的平衡就是货币与实物的平衡,陈云细化为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原则”,落脚点是“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的平衡”。1957118,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总结1956年的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

“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我们要有计划地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在两年的时间内填补供应不足的差额,使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得到平衡。”(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3月第1版,第3443页)

《墨子·经说下第四十三》在诠释“买”时就谈到实物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与陈云的基本经济理念没有本质的区别。上面说:“币值和谷物价格是互相制约的。币值贱则谷物必贵,币值贵则谷物必贱。如果币值不变,而每年谷物又因丰歉有变化,结果制约每年币值发生变化。” (原文: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

《管子》在论述货币与实物的动态平衡关系时比《墨子》的论述详细得多。《管子》的作者提出货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刀币者,沟渎也” ),主张以市场为指针,中币黄金作为计量财用的标准。(管子时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乘马第五》:“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

紧接着,《管子》的作者便进一步论述了钱币与物资必须相抵的观点,认为货币太多、太少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要提前筹划。和陈云一样,《管子》的作者也主张抓住财政这个纲。1988108,陈云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管子》的思想和陈云思想惊人的一致,注重国家建设对币值和商品市场的影响。上面说:

“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管子·乘马第五》原文:黄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西方人没有以阴阳哲学范畴为基础的动态平衡发展观念,所以他们的经济学常常露洞百出。比如西方经济学根本不重视实物经济与货币资本的平衡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极不负责任的疯狂印刷货币,大量繁殖的金融衍生工具推波助澜,使美国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的比率严重失衡。 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3%,而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货币增长率大约是经济增长率的2.3倍。据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提供的数字,美国的实物经济不到20万亿美元,但是它的衍生产品达到500多万亿美元。今天的次贷危机显然是美国这一错误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学者不仅失去了中国哲学思维方法,更失去了独立的学术人格,更别提中国本土宝贵的经济理论。今天美国货币政策的始作俑者,“印钞专家”格林斯潘竟成了中国经济学者眼中的“神仙”,国人利权大失却沾沾自喜,名曰“外汇储备增加”,哪管什么陈云的外汇平衡——这些学者多在大学里对青年学生讲课,全盘西化的学术不知还将毒害国民多久!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被埋没的第二个原因是儒家长期以来倾向于将义和利对立起来,重义而轻利,这使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得不到充分应用和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最多只是账先生水平的“理财家”,从春秋时的管子到唐朝的刘晏,从北宋的王安石到现代的陈云,大抵皆行轻重之术,他们居功甚伟,却几乎无一例处地遭到鄙视甚至恶毒攻击。

早期儒家就将义与利对立了起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对伦理道德的过度强调,借以阐述其自由主义的小农市场经济理想,这一体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很相似,尽管前者是以井田制为归依,后者则强调理性的原子化经济人。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中,称“聚敛之臣”不如“盗臣”,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原文: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后来,当内外交困的梁惠王向远道而来的孟子询问利国之策时,孟子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本能的反感。他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孟子·梁惠王上》原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从中国传统的“以义制利”,《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将利与义并重,指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亡。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原文: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管子·白心第三十入》也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

孔子之后儒家重义轻利,使得中国古典经济思想长期无人问津。特别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管子》轻重十六篇,从唐代的孔颖达(574~648,唐经学家,字冲远)到清代的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轻重篇尤复鄙俗”)多讥之。更是别说《管子》轻重十六篇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了。

明朝朱长春(朱长春,字大复,乌程人。万历癸未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在其所著《管子榷》中竟认为,包含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的《轻重甲第八十》、《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和《轻重戊第八十四》诸篇,《轻重甲第八十》还好些,《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和《轻重戊第八十四》干脆都可以不要了,纯粹是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的东西,哪里是什么王霸之术。他说:“按《管子轻重》十二篇,本义尽矣,虽伪犹有可观。所云《甲》《乙》七篇,又后之好事者借名剿说而演之。改头换面,附根生枝,至驵贾之所不屑,儿童之所不可欺。如是能为国乎?况于霸。议既陋鄙,文亦琐屑。修辞者取节犹可,施之于行,远矣。《己》集次天时,稍可观。余《甲》尚未谬,《乙》以下可废。”

清末外交家,《管子析疑》 一书的作者何如璋(18381891)与朱长春的评论近似,不过他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与《管子》经济思想的有机联系,他说:“文乃后人所作,以释《国蓄》轻重之数。内有三五节文义稍精,余多重复。亦有浅妄乖事实者。”

西汉刘向编定的《管子》的确内容庞杂,但编排的严整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现存的76篇大致分为八类,即《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朱长春竟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近四分之一的章节“可废”,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应用举例,是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梁启超可能是第一个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大鸣不平的人,他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论述《轻重戊篇》“弱四邻”五计时作注说: 

“后人多有疑《轻重》诸篇为伪书者,孔冲远、黄东发(南宋学者黄震,1213~1281,字东发——笔者注)皆极力指摘之一,由此诸篇讹夺特多,几不能读。一由其所言经济学理极为奥衍,我国此学向不发达,故读者不能索解,即如此段所列诸条后,人谓为必无是理,岂知其为事所必至,理所固然者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八十) 

当今经济学已成显学,若学者再忽视轻重之术,岂不悲乎!耻乎!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被人遗忘的第三个原因是《管子》一书传世很早,却少善本,历史上几成废书。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的子目大多消失了,再加上《管子》轻重十六篇常常以夸张的数字阐明事理,这些都增加了后世学者恢复这些经济权谋的难度。

《管子》早在韩非时代就有传本, 《韩非子·五蠹》中直接将孙子、吴起的兵书与《管子》并列,指出:“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司马迁也曾看到过《管子》一书,并介绍了相关主要题目。《史记·管晏列传第二》载:“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依次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原文: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又刘向《别录》云:“《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那么司马迁强调的这些篇目显然是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即“经言”和“轻重”两个方面的内容(《九府》一书亦当与经济理论有关,《史记》亦“轻重九府”并称)。而《经言》中的《牧民》、《立政》、《乘马》、《七法》、《幼官图》诸篇都是有子目的,《杂篇》中之《九守》也有,我们可以推想,司马迁看到的《管子》可能都是有子目的,今天的经济部分《轻重丁》中还残存着两个子目,即“右石璧谋”(石璧之谋)和“右菁茅谋”(菁茅之谋)。《轻重丁》中还有“峥丘之谋”一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轻重丙》不知何时亡佚了,这使我们怀疑中国古代还有更丰富的经济权谋,他们显然不会脱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本文列出三十六则计谋的目的也经过了选择,甚至还能列成三十七计(比如因为与经济关系少,略去了《轻重丁》中“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那条,该条与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中“慧星之谋”“乘天灾而求民邻财之道”相类似)。笔者总结出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是要让国人体会到:中国经济思想谋略深矣、远矣!


相关文章:
·翟玉忠:西方移植到中国的学术不等于中国学术(附贝淡宁评论)
·翟玉忠:六经——中华文明的顶层设计
·翟玉忠:《大学》“德本财末”思想的时代意义
·翟玉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译序
·翟玉忠:读余云辉博士《关于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探讨》
大六经工程 |  国学网站 |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 |  联合早报网 |  时代Java教程 |  观察者网 | 
环球网 |  文化纵横网 |  四月网 |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  学习时报网 |  求是网 | 
恒南书院 |  海疆在线 | 
版权所有:新法家网站  联系电话:13683537539 13801309232   联系和投稿信箱:alexzhaid@163.com     
京ICP备0507368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3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