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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中国没有宗教传统的制衡 
作者:[韩少功] 来源:[] 2008-03-22

中国没有宗教传统的制衡,个人主义在这片土壤里很快就成了利己主义,排除了个人的尊严、自由、道德甚至功名这样一些精神因素,只剩下肉体欲望,比方说为了五块钱就可以下跪,为了五十块钱就可以杀人。以前老百姓至少还讲点因果报应吧?现在一个个村地在党支部领导下做假药,做假酒,谋财害命,心安理得。也不怕雷公电母了。其实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宗教为支撑的。在个人利欲后面,在达尔文、亚当·斯密、霍布斯、尼采、弗洛伊德的后面,有德国人韦伯说的那种"新教伦理",有那种勤奋耐劳、制欲戒奢、敬天守法的"资本主义精神"打底。宗教改革的时候,教士们提出"劳动是最好的祈祷",于是宗教逐渐世俗化了,大家都努力劳动发家致富。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发一个誓,证人就不能讲假话。哪像现在很多中国人,只要没有在现场抓一个正着,就可以眼睛都不眨,红口白牙编故事。大家都习惯于讲假话的时候,民主与法制都会变形,市场交易成本也会大大增加,成为经济发展增加的障碍。


中国是一个穷国,人均资源相当缺乏,生存危机一直处于高压状态,道德失控更是雪上加霜,是替代性资源的进一步流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常常怀疑自己在八十年代追捧个人主义是不是太轻率了?是不是玩过头了?也怀疑五四以来的几代知识精英们对道德建设是否都太掉以轻心?革命时代是以政治代替道德,效忠就是模范。市场时代是以经济代替道德,发财就是英雄。这两种道德教育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使道德建设实际上成了空白。两面夹击之下,伪道学和伪礼教似乎是打倒了,但欲望是一列没有制动闸的火车,很快就冲出了轨道。老百姓家里以前经常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一个世纪以来,最早是"君"的这一块烂掉了,就是说官场腐败了,但问题还不算太大。现在腐败向下扩展到"亲"和"师",即家庭与学校这两个基础性结构,这就烂到根子上了。

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已经遇到了文化障碍。我读大学时参加过一次学潮,因此丢掉了入党培养对象的资格。但我在学潮中发现叛逆者与压制者有共同的文化积习。有两件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学生们强烈要求首长来接见大家,肯定学潮是"革命行动";二是事情刚开始,学潮内部就开始争官位,排座次,谋划权力的分配,比如说以后团省委和团中央的位置怎么安排。你完全可以看出,所谓民主派青年的脑子里还是个"官本位",把官权是很当回事的。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常常正是他们正在追求的东西。政治对立的后面有文化上的同根和同构。我对此感到困惑,怀疑一场政治手术能否解决这样的文化慢性病。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样,把人仅仅看作是政治的人,还必须把人看作文化的人。


"寻根"跟我的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考虑到这一层的远不是我一个。阿城,李杭育,李陀,李庆西,郑万隆,贾平凹等也写过一些文章。大都是一些有知青经历的人,可见大家在"文革"中的生活经历正在事后发酵。张承志和张炜从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张承志对西域文化的研究,张炜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都做了很重要的实事。后来很多报刊约我再写,我没有答应。弄出一个流派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流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以前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之类也都十分可疑。大家的想法各异,"寻根"这个提法浓缩了很多意识,也掩盖了很多分歧。

当时作家们有的倾向于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有的倾向于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介于这两者的兼容状态也有。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人"寻根"的旨趣在于佛家与道家,可以看作对现实困境中如何实现个人解脱的美学回应,阿城就是一个例子。这与后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发掘本土文化资源的积极进取,也有很大的距离。就是说,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哪一个层面,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人们各怀心思,从来不是一个声音。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对"寻根"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贺敬之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有一次到湖南开会。湖南文联主席康濯传达他在会上的讲话,说现在有些青年作家提出"寻根","寻根"是对的,但革命文学的根在延安,怎么寻到唐朝汉朝去了?怎么寻到封建主义文化那里去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趋向。另外一些青年文化人,则认为"寻根"完全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与现代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他们说,中国文化这根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我当时就处于这两面夹攻的处境。有个台湾作家还问过我,说你们是不是要像美国黑人作家那样寻根?你们不是移民作家,有什么根可寻呢?只能让人哭笑不得。


当时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有的模仿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有的模仿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短句型,有的模仿赛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种嬉皮风格,作为学习的初始过程,这些模仿也许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以模仿代替创造,把复制当作创造,只会"移植外国样板戏",可能没什么出息了。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批"文革"的文学,仍在延续"文革"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仍是突出政治的一套。"寻根"话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八十年代中期,全球化的趋向已经明显,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开,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进行创造,就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关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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