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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战胜: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寻找“大破大立” 
作者:[卫战胜] 来源:[] 2008-03-12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摘录:杨振宁《曙光集》)

  在中国过去的2000多年中,几乎可以说是儒家、道家支撑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结构。这应该是没有太大异议。只不过儒家由于各种原因成就了“正统”地位,上了上风。当下所说的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今天的国学论,国学论从目前主流学界表现来看,说到底是儒家文化论。儒家说自己能修身、治家、平国、治天下,而我只认为儒家在今天的社会中,可以用来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在农村,有的家还是“四世同堂”,城市里,最少也是上下两代的代沟,一般来说,不同世代的人存在不同的观念。你用儒家兄孝子贤等东西,维持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必不容易,它只可以用来调节自己个人的伦理修养,很难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不足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妄想。中央的理论宣传部门头脑是很清醒的,水平都比较高,面对某些海外媒介的舆论攻势,及时昭告天下:“我们强调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为了在历史的高起点上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而不是要回到过去、守旧复古,更不是像有人提出的用儒家思想来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2008年01月02日中央政府网、新华社联合刊登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以儒家讲究“经世致用”为例,它将对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排除在“实践理性”的视野之外。这种强调理性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倾向,在客观上却限制了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和纯粹科学的动机。历史经验说明,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笨拙,但是理性的翅膀一旦拴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此外,儒家明显存在强烈维护既有文明的父权主义的倾向。儒家信仰是为了反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它们所维护的是一种具有等级制度的父权主义。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儒家也同样注重理性的探索、精神的追求,有着超越感性个体的形而上倾向。所以孔子才会留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原始儒学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也并没有把人的感性存在与宇宙的本原联系起来。儒家讲究“爱人”,主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只是要把人的感性生命提升到一个社会的理性人的水平,把人的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历史的无限过程之中,却没有像西方那样去涉足神秘彼岸世界的科学精神。

相对儒家来说,早期的道家思想就大大不同了。首先,它是与母系文化之间有着影影绰绰的联系。我们知道,《老子》一书中有很多抱阴守雌、崇拜女性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最早出现在金文中的“道”字,实际上是一个表征“胎儿分娩”的象形字。我们还知道,“母”字在《老子》中出现过很多次,但查遍全书,却只有一个“父”字,而且还是师父的“父”。我们更知道,老子所崇拜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什么要去追忆和留恋母系社会呢?显然是出于对父系社会、父权政治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不满。所以,道家反对礼法对人的约束与控制,主张回归自然。究其原因,老子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儒家)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屈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假仁义)。所以,他们要反抗对人的异化!道家虽然反抗对人的异化,但终究没有走向一种纵欲主义的极端。

  其次,道家非常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求得一种精神的慰藉,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的境界。简言之,道家是有感性追求的,但却不那样极端、那样过分。道家的学说根本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宗教理论,因为它的科学成分太大了,并且道家在追求“科学”方面明显比儒家占上风。如果公平地评论一下,道家所继承的思想很可能最贴近先民原来的思想,也就是说,它失真的成分很小,以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例证,道家讲起来自然平和,而儒家讲起来却有些牵强附会,让人感到十分别扭。

  为什么儒、道两家在后来的历史中会有如此不同的境遇呢?其原因并不在两种学说的优劣上,而在于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上。以今天物质文明的基本观点来说,道家是另外一个体系的东西,它的无为、宁静、不争、问心等态度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原理格格不人,对朝气蓬勃的人类,道家的观点显得那样玄幻、虚无,当人类高举“人定胜天”一伟大旗帜向自然开战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简单明了、针对性十分强烈的文明形式,根本不需要道家的理论了。儒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入世、进取的思想包含了极强的目的性,我们通常把它称为“目的论”,这与物质文明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当儒家提倡“君子不甘下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它就毫不费力地融入了由西方主导的物质文明的大潮之中。

 最后,从200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从西方看待中国的态度中,儒家似乎已经成了专制的代名词。大家知道,“专制”是西方都极力反对的,“民主”也是西方首先提出来的。面对西方所主导的、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若中国不在政权结构的成熟上有所突破,若不尊重“个体精神”的存在,真的已经不合适宜了。而道家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专制的一面。同时也并没有特别表现出蔑视“个体精神”的存在。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道家相对来说,应该更顺应当下的时代潮流。与西方纯粹的理论科学相比,具有感性色彩的“智慧”容易直接转化为“革命”的生产力,这可能就是中国古代文明曾经的辉煌中“推波助澜”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讲,只靠感性色彩的“智慧”而不靠科学知识,人类的物质生产又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如果不是科学知识的发展,探索月球的梦想恐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也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知识呢?事实上,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畏的神秘。这是中国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的地方。

  客观的说,在理性方面,西方人确实比中国要活跃的多。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点是完全符合几何学概念的,而要对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和推论,就必须首先将对象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即设定“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直线”和“只有位置而没有面积的点”的概念。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格拉斯等人对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感兴趣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毕达格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显然,当年的毕达格拉斯不可能预想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人类会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进入“数位化生存”时代,但其超越现实功利的努力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功利效果,这便是科学的意义所在。

  当下的局势:由于西方文化的“优越论”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演进,让不是太少的国家自动“放弃抵抗”,进而造成全球正走向更大的不对称、不平衡的结构体系。一个国家的问题、很快会波及全球。那么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智慧真的无法调和与跨越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吗?真的是一无是处了吗?当然不是!实际上,一种文化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一种文化的长处,也正是它的短处。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中西方体育的差异,以西方的拳击和中国的武术为例证:中国的武术不仅要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还要“花拳绣腿”,打得漂亮。漂亮是什么概念,是美学概念。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体育项目是太极拳,这项运动西方人玩不了,勉强比划几下,也常常是形似而神不似。因为说到底,这种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肌肉和骨骼的活动,而且包括精神的运动、情感的运动、心灵的运动,是感性和理性的对称协调运动!这才是真正的“武术”!

 但丁的《神曲》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反正我不喜欢,也许有人会说,这部作品很深刻呀,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懂!然而在我看来,懂不懂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喜欢不喜欢是一个美学问题。我们可以拿北欧神话和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对比一下,那一个更精彩?大家自有公论吧。再把莎翁的戏和曹雪芹《红楼梦》比较一下,虽然都让人感到深刻,但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在作品中探讨什么“生存呀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用艺术来承担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的任务,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但也可能正是它的短处。正如:欧洲名士贝伦森所承认的:“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

  谈到美学,不得不提及“对称之美”,道家是非常考究物质与非物质的对称性,物质与意识的统一性。“天地之美就是万物之理”,这是庄子说的。万物之理是什么?就是对称性!基础物理学家持这样一种信念:最终设计中将充满对称。我们这个时代的物理学家,不在对称引导下将无法工作。爱因斯坦曾告诉我们怎样在物体突然下降中探求引力的秘密。仿效爱因斯坦,物理学家发现可以用对称来统一地构思物理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美就在那儿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只有对此有深厚的宗教和艺术信仰的人才能构造理论。这些理论的最令人吃惊之处是它们的美,远远在它们的辉煌成就之上。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我是很认同的。若真有人问,你不信上帝、不信神,你信啥?我会比较接近理性的回答:“对称”,但让拿出东西来佐证,本人觉得只能用“善察渊鱼者不祥”来回答似乎最恰当。不过,反过来讲,“大千世界”之终极设计若真的是偏爱“对称”呢?如果说非对称在生活中是重要的,对称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东西方文化有没有切合点?有!从感性认识方面来说,我比较赞同社科院房宁的观点,他说:“如果文化可以建构的话,需要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俗性之间找到一种综合,至于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是四六开还是倒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当然回答不了,但是只要进行文化再建构,就需要把神性和俗性搀和一下。这样的做法,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追求的。当然,至少在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滞留在若明若暗之间,在似有似无之间。也许,这正是我们潜意识中的文化自觉。”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切合点绝对不是独立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儒学”基础上!

  杨振宁在《曙光集》前言中满怀希望的写到:“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过程看,解放思想“破”起来容易,“立”却是最难,没有“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定难有正确化解各种复杂矛盾的”力”产生。现在,思想解放的任务不仅远未结束,而且变得愈加重要。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演进与中国的开放又使西方软力量在日趋加重,因此,我们在“立”的同时也就不得不摆脱迷信西方模式的挑战。这个时代真的更需要大批:具有公民意识的、理性的、有序的、科学的、有清晰目标并承担社会责任的“创业者”风雨兼程不怕险阻的最终完成“大破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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