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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重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8-03-03

 
    野蛮有时会战胜文明。
 
    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解体的直接原因是邪片战争后西方坚船利炮的持续入侵。历史上,中国也曾被蒙古和满族骑兵的铁蹄践踏,满清全面占领中国达长两百多年,但当时中国本土学术却从来没有因此消亡,入侵的外族反倒融入了中国文化。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一群企图折衷西学、救亡本土学术的知识分子中大声疾呼:
 
    “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迭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为尤酷。何则,以嬴秦之焚书犹有伏生孔鲋之伦抱遗经而弗堕,以蒙古之贱儒犹有东发深宁数辈维古学而弗亡,乃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而无用,而不知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于有学。学之有用无用,在乎通大义,知今古,而不在乎新与旧之分……彼嬴秦、蒙古所不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兴之世!”(《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七》,邓实、黄节主编,广陵书社,1907年,第3009页)
 
    铁的事实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学术并不能够为中国富国强兵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随着西学东进的战鼓雷鸣,国粹派很快悄然无息了!
 
    从战国的荀子一直到晚清的邓实(1877~1951),他们不得不面对世人有关儒家“无用”的指责,邓实也同所有儒家一样区分了“真假儒生”,认为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秦汉以来只有假儒术以阿世的君学,不是真正的国学;与早期儒家不同的是,邓实已经注意到诸子之学在中国本土学术体系中的重要意义,他在写道:“自周之季学失其官,诸子蜂起,各本其术以自鸣。老子之道术,庄子之齐物,墨子之兼爱,申韩之法制,孙吴之兵谋,荀子之名学,管子之经济,用其一皆可以裨于当世。夫诸子之多为其术以救人国之急可谓勤矣,然而当世之君民能用其说者几何也?”(邓实,《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七》,邓实、黄节主编,广陵书社,1907年,第3045~3046页)
 
    邓实不知道《管子》轻重十六篇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异同,也不会懂得老子道术与申韩法家的同体关系。然而他调和儒学,重新引入诸子以济世仍不乏可取之处——邓实还没有看到西汉末年中华文明没有儒化以前,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辉煌大厦!
 
 
                        从庄子到张尔田
 
孔子实兼道家
 
    继清代两百年学术之大成,冲破两千年儒化的学术迷雾,近世最早窥见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全貌的是史学家张尔田。
 
    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堪,又号许村樵人,杭县(今杭州)人。中过举人,有文名。曾任刑部主事、知事等职。1911年出版《史微》,深受国内和日本学者的重视。1914年清史馆成立,参加纂修,前后达七年。《清史稿》中,他负责撰写《乐志》、《刑法志》、《地理志·江苏》、《图海》、《李之芳列传》、《后妃列传》等卷。1921年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中国史和文学教授。最后在燕京大学哈佛学社研究部工作。
 
    曾参加孔教会的,尊崇儒学的张尔田不仅重新阐述了“六艺皆史”,还指出后来史官降为道家,道家为百家祖,“孔子实兼道家”。
 
    在《史微·卷一·百家》中张尔田写道:“六艺者,先王经世之迹也;百家者,先王经世之术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不能独治,必设官焉,官各有史,以掌其政教而上辅人主之治,此政学所由合一也。王道既微,官失其守,流而为百家,而后诸子之言始纷然淆成矣。”(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10页 )
 
    《史微·卷三·原儒》中张尔田论证说,孔子兼道家,孔子后学才是真正的儒家。他说:“汉武帝抑黜百家,表章六艺,史统既定于孔子,而学者人人喜言儒家矣。然则儒家之源流放于此乎?曰:‘否’。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春秋之时,孔子传焉,孔子,契后也。昔者契为司徒……盖孔子自端门受命,已由司徒之官上跻史氏之统,而以儒家嗣绪传诸弟子矣,故人知孔子为儒家,而不知孔子实兼道家也。知孔子兼道家,而不知孔子弟子皆儒家也。”(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54~55页)
 
    历史事实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全面改造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集中表现在《汉书·艺文志》中——随着西汉黄老官学体系的消褪,儒家被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 、刘歆(约公元前53~公元23)、班固(公元32~92年)固化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轴。
 
    东汉以前,中国古典学术政学合一的官学特色是一个基本常识,所谓的百家只是东周官学失守后,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多元化和深化。长期浸淫
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读者必须注意,这里的“百家”不是西方传统的私学,它只是中国古典学术大厦不同的方面。在战国以前,根本就不存在私家著述,更别谈百家了。从西周的史官之学到西汉的黄老之学,不是百家,而是官学才是中国学术的基本特点。
 
中国最早的公务员
 
    张尔田先生说官皆有史,有点不太严谨,应该说主要的职官都有掌文书的小吏“史”,并不是所有职官都有。职官越重要史的配置就越多,有的不重要的职官根本就没有史。
 
    以周代政制文献《周礼》为例,其天官系统最重要的职官是大宰,他的属员包括: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这里的“府”是主收藏的小吏,“史”是掌文书的小吏,“胥”和“徒”是在官府当差的人,这四种人都没有爵位。
 
    在天官系统主管医务的职官中,只有医师有史二人,其他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都没有“史”。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事,一般职官的“史”不是“史官”。他们有如后来的刀笔吏,是中国最早的公务员,他们在中国实用技艺的积累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周史官主要指大史(史官之长),小史(史官的副手),冯相氏(在农业社会掌重要的星历),保章氏(掌观星象、分野、岁星、云物、风角等事),内史(与大史相左右,也称右史),外史(掌书外令及四方之志等)、御史(掌有关天下治令的文书以及为王起草命令等)。
 
    大史是掌管着国家所有重要文献,包括大宰的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都由他掌管。《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史》条所列其主要职责包括:“大史掌握[大宰]所建王国的六种法典,以迎受天下各国[上报的]治理情况的文书;掌握八种法则以迎受各官府[上报的]治理情况的文书;掌握八种法则以迎受采邑[上报的]治理情况的文书。凡[邦国、官府、采邑]有争讼的就据法考其是非,不合法的就加以惩罚。凡邦国、采邑和民众订有盟约券书的就负责收藏,用作六官所藏正文的副本,[如果盟约券书有所更改]又收藏六官所上报的副本。如果盟约券书被违背,就打开盟约券书(加以考察],不守约的就加以惩罚。调整岁和年的误差以便按季节安排民众应做的事,把这种安排颁布给各官府和采邑。[年终]颁布明年十二个月的朔日给各诸侯国。逢闰月,就告诉王居住到路寝门中[处理政事而]过完这个月。”(原文: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
 
    史官中特别值的一提的还有小史和外史。小史掌管王国和王畿内侯国的史记,撰定帝系和世本,辨别昭穆的次序。后来的流传下来的记载帝王世系的《世本》当直接出自小史。
 
    外史负责书写王下达给畿外的命令,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史记,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负责把[统一的]文字传达到四方各国。如果[使者]拿着王的命令出使四方,就负责书写命令[授给使者]。(《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外史》原文: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这里的“四方之志”,即鲁之《春秋》、楚之《檮杌》、晋之《乘》等各国史记;西周时华夏文字已经统一,看来书同文远早于秦始皇时代——中华文化深矣!
 
再谈“六艺”
 
    通过《周礼》我们还知道,中国古典学术体系远远不是《汉书·艺文志·总序》中所说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先秦的“六艺”也不是汉儒所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而是指西周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实用技能,《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保氏》条:“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在秦相吕不韦主持编篡的《吕氏春秋》中仍称擅长射箭、驾车的人为“六艺之人”。《吕氏春秋·博志》中有:“养由基、尹儒,皆六艺之人也。”
 
    六艺中《易》在中华原文明中的地们并不象后来《汉书·艺文志》所讲的那样重要,几乎能够解释一切。西周用龟卜显然比用蓍草占筮重要,但也有专门的筮人,地位和占梦者相当,皆由大卜管理,筮人的职责包括:“筮人掌管三种《易》书,以辨别九筮的名称: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九筮的名称,一是筮更,二是筮咸,三是筮式,四是筮目,五是筮易,六是筮比,七是筮祠,八是筮参,九是筮环:以辨别吉凶。凡国家大事,先占筮而后占卜。春正月选择蓍草。凡占筮国事负责供给蓍草。(《周礼·春官宗伯第三·筮人》原文: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国事,共筮。)
 
    只有在孔子将《周易》儒家义理化后,在民间算卦先生的宣传下,《易》取得了今天的学术“神话”地位,易进入了医学、兵学……东汉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易》竟然被放到了第一位,在《书》的前面,并高度赞美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在阐释书、诗、礼,小学等知识部类时,班固常以“易曰”开始。想一想,假如孔子晚而喜“卜”或“占梦”,碰巧他写了有关西周占梦书《咸陟》的文章(夏占梦书《致梦》也行),那么班固必言“咸陟曰”,中华文明今天的形态会有极大的不同,也可能会有“医者咸陟也”这样的说法。
 
    我们也不能否认,《诗》、《书》、《礼》、《乐》、《易》、《春秋》在中华文明进入大黄金时代(柏杨语,大致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后重要的学术地位,它们是百家的原典,是当时西周官学中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典籍主体。这从大黄金时代学者对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描述中能够清楚地看出来。
 
《庄子》、《史记》记述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
 
    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天下篇》是最早论述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著作,作者首先指出法令治道本是统一的,诸多都保存在了史官记述中,有的部分保存在《诗》、《书》、《礼》、《乐》、《易》、《春秋》中,并为齐鲁儒学中心的学者所习。作者显然希望天下学术分裂的局面早日结束,文中写道:“以法度作为分守,以职称作为标志,以比较为验证,以会计作断定,它们的等次分一二三四,百官以这些相为序列,百姓以耕、织、工、商的职业为常务,以衣食为主,繁殖生息,积蓄储藏,老弱孤寡放在心上,都有所养,这是治理人民的道理。古时的圣人是很完备的了,他们配合神圣明王,以天地为准则,养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百姓;不仅通晓道的根本,而且维系于法度的末节,上下四方通达,春夏秋冬四时通畅,小大精粗,帝圣之道的运行无所不在。那些明显表现于制度的,旧时法规世代相传,史官还记载很多。那些保存在《诗》、《书》、《礼》、《乐》中的,邹鲁的士绅儒者先生们大多能明白。《诗经》是表达志向的,《书经》是记载政事的,《礼》是规范道德行为的,《乐》是陶冶情操的,《易经》是预测阴阳变化的,《春秋》是讲述名分的。这些数度散布于天下而设置于中国,百家学说时常宣扬它。战国天下大乱,贤圣不能明察,道德规范不能统一,天下的学者多是各得一偏而自以为是。就象耳口鼻都有它的知觉功能,而不能相互通用。百家众技一样都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如此,但不完备又不普遍,是看问题片面的人。分割天地的完美,离析万物的常理,放散古人的全理,很少具备天地的完美,不能相称于天道地道。所以内圣外王的道理,幽暗不明,抑郁不发,天下的人皆以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方术。可悲啊!百家迷途而不知返,也就不能合于大道了!后世学者不能看到天地的纯真,不能看到古圣人的全貌,道术将要为天下所割裂。”(原文: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 ,《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遗憾的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没有《汉书·艺文志》那样的目录学著术,但他还是总括了西汉的知识体系,与《庄子·天下篇》篇所述极为近似,只是更为简约。也是先谈律令,他也看到了六艺的不足,并说自己作《史记》的重要原因就是拾补六艺,整合百家学术。司马迁在《史记》的末尾写道:“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不断地在各地发现。自曹参荐举盖公讲论黄老之道,而贾生、晃错通晓申不害、商鞅之法,公孙弘以儒术显贵,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太史公父子相继执掌这职务。太史公说:‘呜呼!我先人曾职掌此事,扬名于唐虞之世,直到周朝,再次职掌其事,所以司马氏世代相继主掌天官之事。难道中止于我这一代吗?敬记在心,敬记在心啊!’于是网罗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对帝王兴起的事迹溯源探终,既要看到它的兴盛,也要看到它的衰亡,研讨考察各代所行之事,简略推断三代,详细载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今,著十二本纪,已按类别加以排列。有的同时异世,年代差误不明,作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易,兵法权谋,山川鬼神,天和人的关系,趁其衰败实行变革,作八书。二十八宿列星环绕北辰,三十根车辐集于车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与此相当,他们忠信行道,以奉事主上,作三十世家。有些人仗义而行,倜傥不羁,不使自己失去时机,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充六艺,成为一家之言,协合《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原文: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晃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出世的老庄道家与入世的黄老家思想迥异,但《庄子》和《史记》描述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却异曲同工。它告诉我们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一以贯之,从道到法,再到百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我们能不能恢复这一中国最辉煌时代的学术体系呢?我们又将由从哪里开始?
 
                                       
                          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辉煌大厦
 
    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恢复西周的王官学体系,因为在孔子慨叹文献不足两千五百年后,我们所能掌握的西周文献,除了《周礼》、《逸周书》、金文、甲骨文这样较可信的资料外,没有太多可以汲取的东西。再说,我们恢复西周王官学也没有太多现实意义,因为王官学体系解体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将之丰富发展了,融汇锻造出了秦汉大黄金时代更完善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那是华夏文明的峰巅,尽管被太多的儒学迷雾所笼罩。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被儒学迷雾笼罩的山峰就是《汉书·艺文志》,那是东汉的班固根据西汉末年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而《七略》则来自其父刘向的《别录》。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陈农搜集全国各地遗书,诏刘向领校宫中藏书。其中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种书经过校勘、 整理、 缮写出定本后,由刘向撰写一篇叙录,介绍书的名目、校勘经过和主要内容,一同奏上。这些叙录以后辑集在一起,名为《别录》,共20卷。《别录》全书唐时就已失传。
 
    刘向等人所校的是西汉国家藏书。尽管当时西汉政权已经日薄西山,但中国大黄金时代的众多原典尚末遭破坏,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剔除《汉书·艺文志》的儒家偏见,恢复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全貌。
 
    这是一项尝试性的工作,问题多多,但我们仍然具有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优势。
 
    首先,大量地下文献的出土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刘向所校图书的真实存在,有时我们甚至能看到刘向可能都没有看到过的古本。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少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简直是一座地下小型图书馆,其中黄老书和房中书显得尤其珍贵。黄老书使因为我们看到了西汉治国理念也是法家,是齐法家的核心黄老思想;房中书在中国消失太久,它使看到了中国开放科学的生活方式;再比如一百多年来十几万片甲骨文字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存的《周易》更具学术价值——“卜法”似乎又一次超过了“筮法”!
 
    其次,清代以来对诸子书的整理,使中华文明儒化后几尽失传的诸子书得以重现。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知道,他们在书店看到的诸子书是清儒呕心沥血训诂考证的结果,其功甚伟。清未诸子学大兴,张乐田之徒看到中华文明是以“道家为内术,以法家为外术”(张尔田《史微·卷二·原法》:“盖道家君人南面之内术,而法家则君人南面之外术也。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39页),皆得益于此。
 
    最后,西学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明的不足。一方面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科学手段深化了我们对中华古典学术体系的理解,比如二十世纪后期对二十世纪初疑古思潮的反思就是一例。另一方面,西学,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引入中国的诸多“排异反应”,使世人到了中国古典学术的伟大意义,增强了我们复兴中华文明的信心。
 
    由西周政学一体的官学、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再到西汉一统于黄老,我们在恢复“六艺皆史”的同时,也恢复了《易》在中华文明原典中的地位,不再过度突出它;剔除了《汉书·艺文志》中儒家经典《论语》、《孝经》, “六艺”儒化过程中皆经过的删改序述,我们对这一点将会作简略而客观的说明;小学是古代文字学著作,当属实用技艺类,我们也将之从六艺中剔除,加入诸子之中——这样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核心部分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史官大宗流入道家,到庄子、司马迁时代中华文明进入了以“道家为内术,以法家为外术”的时代,所以我们将道家排在诸子第一位,法家排在诸子第二位。整个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仍分为六大部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详述如下:
 
六艺略:
 
书——
 
    《汉书·艺文志》列关于《尚书》的著作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班固加入刘向《稽疑》一篇。
 
    或许是刘歆推崇古文经学的缘故,《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列为第一,此书为得孔子壁中书与伏生《今文尚书》的合编。至公元311年永嘉之乱时佚失,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一部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清人阎若璩考证其为伪书,几成定论;关于《今文尚书》,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应用文化区系理论,证明《尚书·禹贡》中九州是龙山时代中华核心区域的地理文化大框架,值得关注。(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汉书·艺文志》将《周书》七十一篇列为末数第二位显然不恰当,因为《周书》才是没有经过删改的《尚书》,是流传下来的最重要西周政治经济原典,是诸子百家及中华古典学术的胚胎。据刘向说《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以至两千年来缺乏研究,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全书的校理才由西北大学的黄怀信先生主持完成!当代学者还应注意出土的大量金文材料,特别是一些较长的铭文,有时真能抵上《尚书》一篇。
 
诗——
 
    《汉书·艺文志》列关于《诗经》的著作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如何“纯取”我们不清楚,按《史记》,孔子可能只“纯取”了当时流传的十分之一左右,《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也有学者认为孔子并没有删去那么多诗,但通过《周礼》,我们还是能看到诸如《狸首》、《采荠》、《肆夏》这样重要的诗篇都佚失了。
 
    由于诗每句都较短,且原来都配乐,看来孔子并没有对诗的文字进行大的改动。但后来儒生序诗时(特别是流传下来的《毛诗序》),几乎将每首诗都赋予了僵硬的政治伦理学意义,极大地抑制了《诗》的灵性。这种状况直到近代才开始改变。比如《诗经·郑风·子矜》明明是一首爱情诗,《毛诗序》却认为这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唐朝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说:“郑国衰乱不修学校,学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陈其留者恨责去者之辞,以刺学校之废也。经三章皆陈留者责去者之辞也。”《毛诗序》常常荒唐如此。
 
 
礼——
 
    《汉书·艺文志》列关于《礼》的著作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班固选入了《司马法》一家。
 
    笔者认为,班固加入《司马法》可能是为补《仪礼》军礼之不足。
 
    礼中最值得关注的《周官经》六篇,即今天流传下来的《周礼》,它曾被今文学派诬为伪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者们通过对大量今文材料的研究证实(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西周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记述相合,该书绝不可能凭空伪造。它是中国版的《雅典政制》,对研究中国西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极为重要。我们能从《周礼》中看到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基本沿革。
 
易——
 
    《汉书·艺文志》列关于《周易》的著作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周易》是一本普通筮书,宋以前还只是儒家从哲学上将之义理化,宋之后援易入医、后又援易入兵(如近世广为流行的《三十六记》),现在又有人援易入物理学、经济管理了。数术略蓍龟十五家中有“《周易》三十八卷”,那才是《易》的原始本质,不能将将易说的神乎其神!
 
乐——
 
    《汉书·艺文志》列关于《乐》的著作六家,百六十五篇。班固删去了淮南刘向等人的《琴颂》七篇。
 
    古代音乐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点和西方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不同。乐书都已亡,现存的《礼记·乐记》可能是古《乐》的遗篇。
 
春秋——
 
    《汉书·艺文志》列关于历史的著作十三家,共九百四十八篇。删去《太史公》四篇。并解释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
 
    从孔子作鲁国史记《春秋》起,历史就开始被儒家义理化,这使中国丰富的历史变成了儒家呆板的道德说教,以儒学标尺任意裁剪。西晋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出土后,竟再度失传——主要是因为该书没有像孔子改写的《春秋》那样被义理化,知识分子不重视它!
 
    中国历史的去儒家化将是一个更艰难而长期的过程,比中国传统学术的去儒家化可能更不容易。
 
 
诸子略:
 
道家——
 
    《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著作三十七家,计九百九十三篇。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将许多齐法家菱列入了道家,其中至少包括《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黄帝四经》,这使我们无法区分黄老道家与老庄道家。三十七家是否还有齐法家著作我们难以知晓,因为诸多道家著作都已经散佚了。在马王堆汉墓出土《伊尹·九主》和《黄帝四经》(也有人称为《黄帝书》)后,我们才可能确定这两本书是齐法家著作。
 
    《伊尹·九主》是帛书《老子》甲本后的四种古佚书之第三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启鹏先生认为,其乃《汉书·艺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中之佚篇。其明分守,绳法则,审名命,畅论君人南面之正道与失误,对《申子》、《韩非子》、《吕览》、《管子》及黄老帛书等都有深刻的影响。佚篇的重要概念和用语,可与西周金文、《国语》、《左传》印证,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末期。(魏启鹏,《前黄老形名之学的珍贵佚篇——读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法家——
 
    《汉书·艺文志》列入法家著作十家,二百一十七篇。现加入齐法家后,共计十五家。
 
    《汉书·艺文志》认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所谓“刻者”常常指商鞅、韩非,这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两家反对的只是儒家德治,而不是道德教化本身。事实上齐晋法家都主张以法生德,以德固法。
 
儒家——
 
    《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著作五十三家,共八百三十六篇。班固加入杨雄一家三十八篇。如果再加入《论语》和《孝经》,将增加到七十六家,可谓洋洋大观。
 
    《汉书·艺文志》在阐发儒家时也区分的“真假儒生”,一方面讲了儒效,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家在东汉尚未在政治上“独尊”的事实,尽管当时儒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上面说:“儒家学派,其源头来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辅助君主顺应阴阳提倡教化,它研习六经,专心于仁义之间,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孔子为宗师,来显示他们言辞的分量,其道最为高深。孔子说:‘如果要对人有所赞誉就要对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兴旺已经证明它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不知其精妙细微之处,而偏邪的人又随着时代进退,违背偏离道的根本,只是用来博取众人的尊敬,后来的人以他们为榜样,因此《五经》互相矛盾,儒家学说渐渐衰微,这就是见闻寡陋的儒生的弊端。”(原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尧舜时的历史资料实在太少,至于商周,从伊尹到姜太公,皆为法家重要人物,何谈儒家治国之效?儒家很少谈法家、道家所尊祖的黄帝,而是祖述尧舜,总想把三代描写成儒家治国的神话,观班固所言,其意明矣。
 
    另外值的一提的是,《汉书·艺文志》将《晏子》八篇排在了第一,要知道晏子是明确反儒的,刘向校书时干脆将反儒的言论析为一章,他在奏书中写道:“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刘向校书当是允许的异端存在,这与后世儒生大不同。
 
    儒家中还有桓宽《盐铁论》六十篇,这本书记述了中华文明儒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一场治国理念交锋,学者们今天目前对它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我们在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中文字学著作小学加入诸子后,诸子变为十一家,道家、法家、儒家后,依次排列为墨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农家、小学、小说家。诸子中保存了大量中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文献,常常能够弥补中国古典学术主干道家与法家文献的缺失,幸甚。然而,像纵横家(未录入《鬼谷子》不知何故)这样伟大的外交知识体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研究应用了,不亦悲乎!
 
 
诗赋略
 
    《汉书·艺文志》收入诗赋类著作一百零六家,共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班固加入杨雄八篇。
 
    如同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就不会应用名实理论了,研究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不知道如何调轻重了,今天学中文的大体不会写诗词了,只会用西方语法分析主谓宾。谁说这不是对迷信西学者的嘲弄呢?这也是全体中国学人的耻辱。
 
兵书略
 
    在西汉秘府中负责校兵书的任宏将兵家著作细分为四类,分别是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汉书·艺文志》列入兵书著作五十三家,共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
 
    《孙子兵法》(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列为兵家第一,可谓宜矣。位居第二的《孙膑兵法》(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齐孙子》八十九篇)约在东汉末年就已失传,1972年这部重要著作竟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真是万幸。
 
    兵家和方技中的中医一样,是中国古典学术中唯一还在研究并应用的知识体系。尽管中医的生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但由于中国兵法在诸多战争中表现的伟大与深邃,已经被海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管子》轻重十六篇中有经济方面的权谋。清末外交家,《管子析疑》的作者何如璋(1838—1891)称之:“权轻重以与列邦相应,即今之商战。”怎奈直至今日尚无人识。
 
术数略
 
    《汉书·艺文志》列数术共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分天文家、历谱家、五行家、蓍龟家、杂占家、形法家六类。术数中实用技艺和迷信的东西常常混杂在一起,天文、历法等实用书籍大多失传了,迷信的东西却在民间得以发展长存,从秦汉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从考古文献看《九章算术》的渊源很早,且在东汉初已经写定,何以没有出现在《汉书·艺文志》中,这点今天看起来有点奇怪。一个较合理的解释是,班固作《汉书》时,《九章算术》还没有成书。不过《汉书·艺文志》列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
 
方技略
 
    方技是指“生生之具”,显然多出于《周礼·医师》这样的职官,它们是关于医药养生的知识。
 
    《汉书·艺文志》列方技类著作三十六家,共八百六十八卷。分为四类,分别是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其中著作大多亡佚,只有位列第一的《黄帝内经》流传下来。
 
   班固自己似乎都不信神仙之术,只把神仙之术作为心理慰藉,“聊以荡意平心”。其中有《黄帝岐伯按摩》十卷,会不会是最早的按摩之术。
 
    方技包括房中术八家,共一百八十六卷。《汉书·艺文志》阐释说:“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指《左传》——笔者注)曰:‘先王之所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可见西汉时人们是以一种积极正常的心态看性事的。
 
    房中术八家《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均已佚,但在马王堆房中书《十问》竹简中,有“黄帝问于容成”、“尧问于舜”、“帝盘庚部于耆老”等内容,可能与上述房中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最早系统阐述中国房中术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ullik)在《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一书英文自序中曾这样写道:“这些房中书是夫妇做爱的手头必备手册,他们不是为取悦读者而写的,而是为引导和指导性生活而写。这些书本传授基本的性卫生和优生学规则,传授能使男女双方从性行为里获得高度快感的方式,从而在对产前护理给予足够关注的同时增进他们的健康。”(高罗佩,《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页)
 
    房中术是同中医并列的一种伟大知识体系,他不是西方肮脏的色情读物,今天国人对他的研习还远远不够。
 
    中华民族国运多舛。战火兵灾,再加上儒家的贬斥(宋朝以后诸子书甚至被斥为异端),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已经残缺不全,但我们有幸仍能窥见大黄金时代先人知识大厦的基本结构——再次强调,本文只是为了抛砖引玉,我和我的同志者梦想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对人类这一宝贵学术体系的研究和探索中来——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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