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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亮: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不同于西方而高于西方 
作者:[任继亮] 来源:[] 2008-02-22

(选自:《<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轻重论史话》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

一,管仲是奇才

    从西方文化来讲,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是凯恩斯(或说是马克思),而从东方文化来讲,则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应是中国的法家,代表人应是管仲,主要文献应是《管子》。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所决定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内容不同于西方而高于西方,中国的宏观调控也不同于西方而高于西方。

    管仲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才。所谓奇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中国的贡献重大,影响深远;二是管学体现祖国的文化传统;三是以他的理论、政策对外接轨对比,有独到的优势,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事务中仍然具有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书编写的依据是《管子》,采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结合国情、人情看待管仲学派发展的脉络和贡献。它与西方古典经济学路数不同,它可以古为今用。今天研究《管子》的成果,主要是重温他们的思考方法和学术特点,希望对当前处理国内外经济问题会有切实的参考价值。

    (一)本书的编写,不是注解,不是教科书,也不是写经济思想史,只是想把一位不被重视、几近湮没,但确有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推到前台,把他的学派的代表作《管子》的精华公布出来,并且与古代和近、现代世界著名的经济理论和通常的经济管理进行对比,以显示管仲学派的风范。至于《管子》中哪些是管仲的思想,哪些是本学派的追加,当前难以分清。后人的追记,不一定不是管仲的思想。虽说《管子》中的《轻重篇》成书在后,但主导思想与前半部还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用管仲学派一词,基本作为管仲的思想和它的发展看待。

    (二)本书的编写,不要求面面俱到,不重复学术界已有的论证,而是研究人之所略。在写法上,本书不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管子》,不采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看待《管子》,也不相信欧洲中心论。同时力求节约篇幅,剪削枝蔓,文字从简,说理通俗,不搞玄虚,不模棱两可,不玩弄名词术语。在论述时,讲事实,摆根据,力求把管子的实际贡献和盘托出。由于本书旨在研究问题,解剖问题,所以,一方面直逼问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篇幅协调;而另一方面,又因为按问题分章,各章分别独立,在各章之间,虽已力免重复,但为了每章说理的完整性,加之众多问题之间又有广泛地联系和交叉,所以有些简短重复还是不能避免的。一时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以“德”为例,在法治有它,霸业有它,价格政策还有它,都不能漏掉,这也是管学的特点。似乎可以说这种交叉应是今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的依据。现在研究管仲,实际是研究管仲学派,主要依据就是反映管仲学派思想的《管子》。这虽不是管仲所作,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经历代研究,认为这还是一部可信的史册,它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管子》前六十篇是通论,大部分讲经济理论;后十六篇是轻重篇,是贯彻通论的农业经济政策和农业经济管理,前后是一致的。现在是把二者合并起来,研究有关轻重篇的理论与政策,姑名之为“轻重论”,实际就是管仲学派的经济理论,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始。

    (四)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管学,中篇是从先秦学术看管学,下篇是从轻重论的基本内容看管学。

    (五)学术界在过去的学术论述中,经常给古人划阶级,定成分,穿靴戴帽,不免导致错误的结论。给管仲定阶级成分也是不妥的。举例说,学术界常说先秦的地主阶级如何,新兴地主阶级如何,破落地主阶级如何,这些“如何”完全是作者想象出来的。而且学术水平的是非、高低并不决定于此;试想,用当今的阶级模式给古人划阶级,定成分,削足适履,怎么能够准确无误。况且出身不等于思想,思想不等于行动。而且一个人可以既唯心,又唯物;一个人的主张既可有利于帝王,也可同时有利于百姓。今天能把古人说的话弄明白,做的事弄清楚,不扑风捉影,不牵强附会,不哗众取宠,就是极大的成就。宋庆龄姐妹三人,出身自一个家庭,却是三种性格,三种结局。今人尚且如此,给古人定性,其危险系数之大可想而知。

    (六)把经济形态作为划分问题的标准,或给问题定性,也很有局限。举例说,“小农经济狭隘论”已盛行几十年,这是一个古今长存的经济形态。从实际看,也确实有待商榷。中国的封建制度,先秦不同于两汉,中国不同于欧洲,中国的小农经济也不同于欧洲。说小农经济狭隘,可能符合欧洲的情况,比如说,西方有的国家,时至今日,已经是弹丸之地,还在四分五裂,搞独立,闹纷争,确是狭隘。但这与中国并无可比之处。

    在中国,先秦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表现的是宽容而不是狭隘,他们笃信天地无私,宽厚待人,严于律己。比如说管仲不是齐人,而且曾经箭射齐桓公,仍得到桓公的重用,并尊称为“仲父”。秦国的名相,如商鞅、李斯等人,并不是秦国人,却很得秦王的信任。齐国的稷下学宫所优厚俸养的大学者,也不必是齐人。还有,苏秦只是一个贫困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人事背景,却可以佩六国相印。这些事例在今日工业发达的英美就办不到。从大处说,也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的《礼记·大同书》,它所号召的“天下为公”思想,肯定不是狭隘思想,肯定也不是乌托邦,后面再交代。但它却产生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从民族看,从宗教关系看,中国虽说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但从历史主流说,没有欧美那样严重的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再看西方,已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国家,却牢牢抓住歧视不放。其宗教歧视势同水火,种族歧视甚至灭绝人种,可见是否狭隘,是否承认“天下为公”,实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外部影响等等都有十分复杂的交互影响,只想用大小生产作为惟一标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七)历史的发展与阶级斗争。和则治。从中国先秦的历史看,真正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力量首先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基础是和而不是斗。所谓和,它包括人际(包括诸侯各国)的合作和交流;社会整体的安定和团结;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改进以及资源条件的合理分配等。这些才是构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根本力量。管仲的“寝武事,行文道”的政策,从另一角度正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论点。再从稷下文化的蓬勃发展看,它既不是产生于战火交加的武斗,也不是源于唯心、唯物两家的文斗。因为:唯心与唯物是今人的概念,对古人不可硬套。文化的成长变化,自有其本身的规律;文化的发展,既有相互批判斗争,也有相互渗透合作,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从文化的斗争看,既不能单纯用鱼死网破的斗争关系看待,也不能承认阶级斗争万能论的存在。新中国在1950—1980年,也曾一度盛行阶级斗争决定论,把文化的发展完全归功于阶级斗争,结果发展到“文革”,把国家斗得一团糟。说明这种简单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阶级斗争必然推动历史前进,就没有理由反对战争了,也就无所谓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了。而且还要注意,有的战争虽可影响历史潮流,却不一定是阶级斗争,也不一定能够推动历史前进。

    此外,历史中还有第三类关系,这就是毗邻地区,人与人之间互不干扰,各自发展,既不合作,也不斗争的关系。他们是各自独立发展,平行前进的。他们或者虽有来往,但接触不多,影响不大,各不相扰,各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印两大古国,累世毗邻,各有特点,但相互来往很少,也很晚,这就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样板。

    (八)在研究管仲或《管子》时,人们总想弄清他是为谁服务的,因而有不少说法,这里存而不论。但从历史看,环境可以改变人,由环境铸就人的思想。人也可以改变环境,人们的认识可以具有多式多样的超前性,可以把人的救世济人的思想变为现实,并成为推动历史的基本动力。大致说,第一流的思想家、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们的影响力具有超时空的跨幅,源远流长,甚至长盛不衰。他们很难缩小到为某一阶级或阶层服务。管仲就属于这样一个人。通过他的改革,东周王室受其惠,维持了他们的尊严,巩固了政治秩序。齐桓公受其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霸主。诸侯各国,特别是诸侯小国受其惠,他们不受侵犯,平稳生活,怡然自立。各国农民受其惠,且不说少服役,少纳税。只说不打仗,老百姓就少死人,就可以长期安居乐业。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说“民到于今受其赐”,他说的民,并不限于哪一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包括齐国和诸侯各国在内的文化受其惠(并不限于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受其惠。这是最大的收获。可以说,没有齐国政治经济的大气候做基础,就不会有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盛世,而且至今已时隔两千年,依然光彩夺目。但是,不能用今日的标准衡量古人,稷下文化不仅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甚至连一些人的阶级属性也不易判断;它不仅不是唯心唯物两军对垒的产物,甚至谁是唯心,谁是唯物也难以说清。研究古代问题,用今日的标准,定古人的阶级立场,很难,不宜简单化,以免发生悖谬。如果一定要说清管仲学派为谁服务,看来最为恰当的就是为历史服务。他们为先秦文化发展的大环境有铺垫之功,为综合发展农业走出了一条可行的大道,为中央集权(不限于封建统治)的管理模式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管理开创了综合研究和综合管理的先河。

    (九)关于《管子》中所反映的儒、道、法、墨、农、兵等家的学说,以及反映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等问题,可说明管学是各学派的融合,对这一现象应该作为各家相互渗透看待,作为当时学术交融的结果看待,而不应作为混进管学的“杂拌”看待。也不应看作抄写的误入。《管子》的成书不同于《吕氏春秋》。从经济理论看,《管子》是长期从政的经验总结,其内部各种理论的组合,都是有机构成,自成套路。可简称管学;而《吕氏春秋》则只是一些学者的学术汇编。二者基础不同,作用也不同。

    《管子》所说的主要内容是否都是事实,现在还难以证实,但从齐国的繁荣富强来看,从霸业的成功来看,从后人的反映来看,都有根有据,不会有很大的水分。

    《管子》的编辑成书也存在一些细小问题,比如《揆度》篇说:“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这与齐国的任用制度和法治精神都不一致。《轻重甲》所谓“高杠柴池”之谋等,脱离实际,也不可信。这些问题显然是好事者在编辑中加入的,这些内容都是孤立的,缺乏本证,难以成立。因此,瑕不掩瑜,无伤大局。虽说有人对管仲其人和其书有些非议之词,可存而不议。

(十)经济学是比较的科学。在编写上,要用比较的方法,综合的资料,求实的态度进行讨论。应该总览全局,但不宜繁琐。为此,宏观与微观相比,以宏观为主;实证与规范相比,以规范为主;静态与动态相比,以动态为主;舆论与实际相比,以尊重事实为主。这一系列主从关系如果颠倒过来,就变成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笔者是不赞成的。在此要求下,避免不了参与必要的讨论,这正是科学的发展所需要的。战国时期的稷下文化,就是争鸣的样板。当时的稷下,群英荟萃,人杰地灵,热火朝天的学术交流,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光辉历史,它不仅使先秦文化盛传两千年而不衰,而且其中精华至今不失为世界级的瑰宝,相反,如果像“文革”那样,万马齐喑,哪有学术可言!

研究经济理论,必须与国情、人情相结合;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相结合;与大众的生活水平和思想水平相结合;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这些虽然都是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外的问题,但又是21世纪不可回避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发展,要严防坠入拉美的厄运,据说拉美4.6亿人口中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整日在穷困动荡之中过活。要谨防坠入日本模式,像人们所说,美国打个喷嚏,日本就要感冒。也要谨防坠入英国模式,迈着绅士的步子,颐指气使地跟在大国的后面,亦步亦趋,甘当仆从,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小丑。

    (十一)本书取名为“史话”,有三层意思:

    一是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正本溯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也是编写本书的初衷。古今市场经济总有共同或相似之处。两千年前的管仲学派的经济理论,对当今的市场经济仍有可以借鉴之处。比如说《管子·牧民》主张“不为不可成”,今天谁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只为不可成,专找钉子碰。《管子·形势》说得好:“疑今者察之古,知来者视之往,万物之生也,异趣而后同归,古今一也。”这话很有道理。,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要承认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是客观存在,既不能割断历史另起炉灶,也不能无中生有以假乱真。当然更反对以想当然的推论或“文革”式的上纲上线代替历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有根有据地对待历史。

    二是因为今人也有不足之处。常见有些说法和作法,还远远没有达到管仲学派的水平,因而有时会造成不应发生的巨大而又不可弥补的损失。比如今人一度批判“求稳怕乱”思想,就是违反历史经验的严重错误。今天研究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应力戒单纯就事论事,应力戒公式化,教条化,和不顾现实的西化;应力求从文化的角度,综合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功过得失,吸取经验教训。

三是古为今用。研究《管子》,可以在世界水平中找它应有的位置;可了解到《管子》在历史长河中的真正贡献;可以知道欧洲中心论只能是欧洲的中心,其光芒照不到亚洲而且已逐渐萎缩。为此,简要地对比国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的状况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鉴古知今。既不能用现在的理论模式衡量古人,特别是不能按西方的理论模式要求中国的古人,也不能邯郸学步,中西的差异不容忽视;同时也不能盲目尊古信古,认为今天有的古代都已存在。

二、《管子》对历史的贡献

    管学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学说,也不是博物馆的古董。不论对管学是赞成或是反对,它对今后国内、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应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今后要发展经济就绕不开管学,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管子》的贡献多多,现在举例说明:

    第一项:与天下同利。

    “与天下同利”是今后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灵魂。后面要详细说明,这里只简单提出,国际间合作的基础就在于同利。《版法解》明确指出:“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坠,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日安高在乎同利。”(《管子》引文,重要的只写出篇名,一般的只用“  ”号。下同)同利就可得到和平共处,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已风卷各大洲,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在欧美后院起火,这一大的趋势,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跨国资本主义势不可挡,而它的对立面,则包括了不同文化、不同国别、不同种族、不同政治色彩的人群,也正在坚定不移地团结一致,并斗志昂扬地对全球化群起而攻之。据报导,2002年12月上旬,在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召开“欧洲社会论坛”大会,开会之际,有来自欧洲的上百万人,组成长达九公里的游行队伍,举行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空前规模的大示威。他们反对美国称霸世界,反对对伊战争,反对新种族主义,反对资本全球化,他们批判“新自由主义”。他们揭露跨国资本主义向全球自由扩张,反对野蛮地掠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反对加剧贫困化,反对发达国家对于取消其国内农业补贴的遥遥无期等等。(《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9日)这只是一个侧面。而在另一方,一些国家的自愿结合,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结成形形色色的国家集团,目的在于协力抵挡大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这已是今后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是说,贪婪无厌的大国,已处在人们共谋的旋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大国对立面的各集团化的国家,就应当求同存异,倡导和谐,要互利而不要互斗。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处于弱势的联合者,今后如果不靠“同利”的大旗,他们的集团化就化不起来。大势所趋,不得有违。至于被围攻的大国,如不改弦易辙,仍然“擅天下之利”,就无异作茧自缚,就不免为世人唾弃而难以自救。

    第二项:管学重视农业的政策没有过时。

管仲学派重视农业,一是因为粮食是人们的司命,不能马虎,二是粮食是稳定市场,控制诸侯的有力工具,因而是最为重要的财物。管仲为了霸业,提倡“用非其有,使非其人”,靠的就是粮食。这两大作用的本质至今未变。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从春秋战国到今天,不论工业如何发达,农业依然是立国的基础,且不说以农立国的中国,即以今日的欧美而论,虽说它们已经是科技发达、工业先进、民富国强、窃居世界前列的大国,而且农业人口很少,但是,他们依然抓紧农业不放。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有自己的农业政策(CAP),美国重农的做法早就写进了法律条文(AAA),它们有些做法与《管子》是近似的,后面还要交代。

三、求治求稳不可动摇

    管仲深信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求治必须求稳。

    我国在20世纪60—80年代,经常有人站出来,在媒体上以英雄无畏的气概批判“求稳怕乱”的思想,结果导致全社会秩序紊乱,生产凋零,消费呆滞,精神涣散,犯罪增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乃至发展到杀人越货,入室抢掠,劫火车,砸银行,屡见不鲜。再从世界看,就更为严重。不仅贫富分明,动荡不安,而且导致百年来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灾难沉重,民不聊生,至今不见曙光。对这种情况,有人忧心如焚,有人窃自庆幸。是治是乱,是今后世界人民的头等大事。对于乱,管仲学派研究很细,治理也见功夫。《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关于乱的原因,据《管子》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社会、道德方面,乱起于上。

《五辅》说:“上下无义则乱。”

《禁藏》说:“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

《形势解》把不量民力的君主叫做“乱主”。

《权修》进一步说:“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二)政治经济方面,乱起于兼并。

《国蓄》也指出: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齐,贫富不齐的原因在于“兼并”,而兼并的形成和结果就是分配不均。总之,控制动乱要稳步前进,这才是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

四、管仲学派的求实的学风

    《管子》是管仲学派融会先秦各家理论的总汇,堪称政治、经济、管理的精华。单纯从学风文风说,它具有极为可贵的五大特点:

    一是重视道德规范,以道为统率,以德为标准,以法为绳墨,以礼为衡器,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虚怀好学,善取各家之长,巧避各家之短。孜孜向善,没有帮派霸气。

    三是顺从民心,真正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

    四是高效易行,重计划,求实效,政易民利,慎始善终。

    五是量力而行,认真减轻农民负荷,反对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哗众取宠。

人文科学的学术理论能符合这五项,就是在今天看,也实在可贵。一个国家的改革,在方法上可因时因势而变,但是,如因学风不正,导致所信奉的理论或政策有误,使政治经济发生悖谬,社会发生动乱,则其后果的严重性和改正错误的艰巨性,就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因为它会直接降低政府的威信,涣散人民的斗志,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败坏社会的风气。无数史实证明,一旦砸了锅再来治理,往往是千辛万苦,累世身受其祸。

当今媒体所谈的经济学,多以西方传统经济学为蓝本,主要依靠美国事例,处处以利贯之,还有些人贩卖“新自由主义”。如果从实际考察,微观经济学虽有可取之处,但忽视社会责任感则是致命的错误;忽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是严重的内伤。本文则深以为戒,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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