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斤以时入山林”, 是孟子了不起的提议(即英文里的 assertion 一义)。 重点在这个 ”时” 字; 跟 ”使民以时” 的 ”时” 字, 涵义一样。 就是, 凡事不可过当, 要懂得生息之道。 可是, 如果我们再细究一下, 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做法, 它能成立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就是永远要有那么一个静态发展的林, 跟那么一个也是静态的经济需求体的存在。 如果一场野火毁了林体, 或是经济需求加倍了, 怎么办? 我想当时的孟子先生, 是还没有答案的。 所以 “斧斤以时入山林” , 只有哲学思辩上的意义, 实用上, 就会受到严酷的考验。
现代的植林工程, 就解决了孟夫子有哲学而欠实用的矛盾, 是积极的。 不但是一种主张, 又是个方法体系, 也涉及现代的系统工程和计划经济理论, 这是人类进步的一面。
大抵秦以前, 中国是处在各种经济民生的哲学蕴酿时期。 虽然缺乏了方法论跟实用上的补助器械。 但任何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老祖宗的成就, 是等同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希腊文化盛世。 西方世界虽然经过了黑暗时代和宗教战争等的催残和耽搁, 可通过了文艺复兴跟启蒙时期的救赎。 今天, 整个西方文明都可说是柏拉图的注脚, 而我们自清末到五四之后, 就一直迷失到今日, 是要令人感叹不已的。
典基于秦以前的各样哲学主张, 秦汉两朝可说是实用主义跟实验主义的萌芽和建立时期。 这是物质需求跟经济发展要走的必然道路, 从商鞅李斯直到桑弘羊董仲舒等, 无不在真理和实用之间摸索。 这些人各自的主张或有不同, 可他们充实的学识和人格修养, 无私奉献跟为国为民的志趣, 在今天的海峡两岸, 是找不着的。 他们, 才算得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到了有宋一代, 更是经济发展到必需要一种经常而可行的制度, 以应付当时民生上和国防上的两面需求。 北宋神宗熙宁时期, 经济上的矛盾, 已发展到必须要有个了断, 于是神宗就大胆的起用了王安石。 之前二三十年, 王安石醉心于基层建设, 抗拒中央的征召, 不想做大官。 他在基层农村里, 成功地施行了青苗法, 就是以政府补贴低利贷款方式, 帮助农业发展, 嘉惠了无数的农民。 对于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来说, 这是安定的根本。
王安石最后毅然应征为副相, 主持变法, 就马上受到当时老臣,如富弼的挑战。 恰巧当时京畿周遭发生风灾, 人心惶惶, 富弼就引董仲舒的天命可畏, 不可违背天意的哲学为起点, 大加立论, 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王安石当然也不是省油之灯, 傲然应战。 以 “天变不足惧, 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 等等的强烈语言回敬, 继续实行他的青苗法, 跟从均输法演变出来的市易法, 保甲法,等新法。 可老天似乎老是跟他开玩笑, 陆续地发生了星象的变异, 跟大规模的华山山崩事件。 于是天人感应说就更加的来势汹汹, 大小官员都借机反对。 重量级的文彦博起而在神宗面前力毁王安石, 但那时神宗仍然支持安石, 于是文彦博以丢官了事。 虽然如此, 王安石新法的推行, 亦非得心应手, 如青苗法, 全国推行时, 却没有他干地方官时的效果。
王安石变法持续了三年多后, 屋漏偏逢连夜雨, 又碰上了大旱, 引起严厉无比的饥荒。 灾情严重, 连神宗自己都自动减食, 天人感应说当然也应时出笼。 大臣韩维更疾言厉色的要求神宗下罪己诏。 有个地方小官郑侠, 把地方农民的惨状划图, 文情并茂的送给神宗看。 神宗看后, 觉都睡不着, 就下了罪己之诏。 郑侠之后的命运, 有不同说法, 在此略过。 老天又给了王安石一记耳光, 神宗罪己之诏下了的次日, 就马上下了一天雨。
老臣司马光, 是王安石不同道的老朋友, 原本就不同意新法, 那是出自政策面的反对。 看了神宗的罪己诏后, 感激涕零, 于是上谏要求尽废新法, 神宗不听, 仍然对王安石有信心。 可争议越演越烈, 连宫中太后也出面跟反王派站在一边。 王安石索然无味, 只有辞职。 新法仍没有尽废, 而由王安石的班底吕惠卿跟韩绛执行。 那吕惠卿落井下石, 毁谤嫁祸于安石, 又跟韩绛不和。 不久, 神宗又重新起用王安石。 可老天是永远是跟王安石过不去的, 马上又有慧星出现, 算是骆驼背上最后的一根草。
这次宋神宗澈底被天象击垮, 精神上整个崩溃。 从此就跟王安石有了矛盾, 王安石只有称病不朝。 群臣又乘机进言, 要罢免王安石, 但神宗仍让安石待下。 但由新法而引起的党争持续, 反王派不断以新法轰炸神宗, 迫得王安石只好长期称病, 到最后神宗只得又把王安石解职。 但王安石的新法跟宋神宗的面子有关, 并未废除。 直到神宗死后, 宋哲宗即位,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起用司马光为相, 尽废王安石所有新法, 尽罢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员工, 一点缓冲都不给。 等到太皇太后死后, 那哲宗原是神宗教育出来的, 对新法情有独锺, 又重新起用王安石旧人, 复行新法尽废司马光所有旧法, 尽罢为司马光推行旧法的员工。 于是, 不但老百姓就这么样地被折腾来去, 疲惫痛苦不堪, 北宋的政治, 也因由变法而起的政策之争, 演化质变为赤裸裸的党派集团的意气和利益之争, 导致了北宋的衰亡。 而从此王安石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负面人物, 此是后话。
宋神宗算得是个开明进步, 为国爱民的好皇帝。 王安石, 富弼, 韩纬, 司马光, 欧阳修等, 都是饱学之士。 青苗均输等法, 从今天的经济理论来看, 也都是合乎当时中国国情的好法。 但王安石为甚么失败了? 北宋也因此亡了? 如果一定要找出答案, 我勉强可以凑成三点:
1。 王安石伧促受召, 膺当大任。 但于人才培养上, 是严重的不足。 临阵搬兵, 草率上阵, 漫无章法, 更不要提今天的系统工程了。
2。 王安石久处地方, 一旦处身于朝, 却没有考虑到人的一面; 未能跟朝中既有政治势力, 作有效的沟通, 引起各种疑忌。 既乏地利, 也失人和, 以致处处为人制肘。
3。 封建时代以天命行事。 虽有进步如王安石在侧, 满朝百官, 包括开明如宋神宗者, 也被天人感应说捆死, 无法开脱。 而王安石时运不济, 老天作对, 也失去了天时。
每读史至此, 就不禁掩卷而太息。 但似乎又像是看莎士比亚的悲剧, 得到一种救赎般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