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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晰纲 林吉玲:齐鲁文化与汉初黄老政治 
作者:[仝晰纲 林吉玲] 来源:[] 2008-01-16

原载:《齐鲁文化研究》第二辑

西汉的建立者刘邦是楚人,汉初的许多将相功臣如萧何、曹参、韩信,樊哙、周勃等也都出生于楚国旧地。朝廷上下大多是楚人,汉初的文化政策较多地显示出楚文化的痕迹是很正常的。这也正是一些学者认为“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的原因所在。但是,仔细剖析西汉初年以黄老为宗的政治文化,却并非搬用产生于楚地的原始道学,而是源于齐地的稷下黄老之学。


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呢?这个问题要从黄老之学的变异和汉初的实际情况来回答。黄帝的政治思想只见于各家著述中的只言片语,且都是后人的假托之辞。老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见于《道德经》,总体上来说是取法自然,无为而治。其后的庄周更显得消极,很少谈论政治,也就是只谈无为,不谈无为而治。而西汉初年的社会现状是百废待举,其政治特色是通过约法省禁和休养生息达到天下大治。因此,老庄之学实非是汉初黄老政治的理论依据。


在战国时期,黄老之学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处于江汉流域的楚国,这里是道家学派的原生地;一是齐国的稷下,是道家学派在北方的代表。二者虽然都依托黄帝论道,皆主张清静无为,但由于楚地与齐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同,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楚地的黄老之学,是由老庄道学内分化发展而来,庄子的“至德之世”,本意是要抛弃社会的伦理、政治、文化,返回到自然状态,其主旨精神是以自然为中心表现神思玄想和超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而稷下黄老之学,却以社会现实为中心,表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风格。在楚地原始道家学说中,无为就是不作为的意思,只要作为便失其真,离其本。《庄子》的不少篇章十分消极,向往忘却是非、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无为”,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态度。


从文化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学派都有它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不是固定不变的,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先秦诸子在学术思想上有很大差别,相互诘难,不能并立。但到战国后期及秦汉之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各学术流派由对立逐渐走向互融,虽然各派还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其中有许多思想是相通的,彼中有此的成分,此中有彼的因素。同时,随着学术范围的扩大,任何学术流派都会离开原生地传播到其它地区,并与其它地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发生变异。如产生于鲁地的儒学,传入齐地后就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与鲁地原始儒学风格不同的齐地儒学。道家学说也是如此。


道家学说在战国中期传入齐、鲁地区后,很快与当地的各种学术流派特别是齐法家思想进行了融合,把“无为”思想赋予了积极的意识。《管子·乘马》曰:“无为者帝”,是说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自为,“不自以为所贵。”在这里把帝作为目标,自然就是有为了。《管子·心术上》认为,国君因地位特殊,应当“不言”、“无为”,而这种无为,其实是以无为为,这也就是所谓“无为者无不为”。用无为以言政事,从而把黄老所崇尚的无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为我们研究稷下黄老之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关于这批帛书的作者,唐兰认为是郑国的隐者,侯外庐认为是楚人。从内容来看,由齐国稷下学者整理汇编而成较为妥当。郭沫若先生在分析《陈侯因资敦》铭文中“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时说:“这里的‘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是说远则祖述黄帝,近则承继齐桓、晋文之霸业。黄帝的存在已经为齐国的统治者所信史化了。齐威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


稷下黄老之学的思想,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枢言》等篇章,虽然这些篇章没有直接依托黄帝论道,但有些篇章却直接依托黄帝论述治国理民之道。《管子·揆度》:“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管子·法法》:“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管子·五行》:“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即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管子·任法》:“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由上述可知,稷下黄老学派把黄帝塑造成为集政治、经济才能于一身的全才,而黄帝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稷下学者依托黄帝来论述治国理民之道,从而赋予黄老之学的实用性特征,这比楚地黄老之学的神思玄想要现实的多。


由此可以看出,楚地黄老之学是作为一种学术而服务于战国时期的社会,而稷下黄老之学则是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种政术,讲求的是治国理民之术。稷下黄老的治国之术,在汉初找到了适合其发展的土壤,它首先由曹参在齐国把稷下黄老之学与政治相结合,然后又迅速推广普及到全国。曹参虽是楚人,他的黄老思想却受之于稷下黄老之学,就如董仲舒是广川人,他却是个“齐学”家一样。学术流派的划分不仅仅以地域里籍为限,更主要的是以接受其观点、主张的群体。


稷下黄老之学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形成后,在秦朝曾一度沉寂。但仍不绝如缕,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传续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乐毅传》中勾勒了稷下黄老学说从战国至汉初的传播轨迹。他说:“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由此可以说,汉初的黄老之学是由齐人盖公传之曹参,并由曹参在政治实践中发扬光大。


曹参至齐后,“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位盖公,精通黄老之学,便用厚金将其请至相府。“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当时,齐国在经历了连年的战乱后,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迫切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以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盖公的言论十分适合当时齐国的社会现状。在曹参相齐九年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混乱的社会秩序逐渐得以安定,使凋敝的经济慢慢得以恢复,农业人口也得到快速增长,齐国大治,曹参也被称为贤相。


汉惠帝二年(前198),汉丞相萧何病逝,曹参继任为丞相,他把治理齐国的经验带往京城,并推广至全国,《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汉书·曹参传》的赞说:“天下既定,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遂安海内。”


西汉初年,推崇黄老之学的人物众多。清儒王鸣盛说:“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阍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史记·汲黯传》:“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史记·郑当时传》:“郑当时者,字庄……庄好黄老之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邓公成固人也……其子章,以修黄老之言,显于诸公间。”《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书·楚元王交传》记述宗室刘德说:“德字路叔,少修黄老术。”《史记·杨王孙传》:“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之术。”《史记·田叔列传》,“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学黄老之术于乐巨公所。”


由上述可知,汉初所谓的明君、贤相、能臣及硕学之士都积极地把黄老之学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他们学的、用的是“稷下黄老之术”,一个“术”字充分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政治性特征。因此,汉初的黄老政治文化实源于稷下黄老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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