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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今:世界道理王——老子 
作者:[王振今] 来源:[] 2007-12-31
   

                                                                                                                                      
    西方把自己的哲学王——基督捧上了天,中国却把自己的道理王——老子踩进了地!西方人望天可以寄托以静心,中国人望着孔子撒在地上的“仁义道德”直发蒙!两千多年掸指一挥间,甚至洪秀全、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家,也不得不望着西方的天际办中国的事情。不能用自己的传统办自己的事情,愧对先祖列宗,愧对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不能重演!我们要从地下把自己的哲学王挖出来,还老子一个本来面目。那么,就先从中华民主的释义谈起。


   “民主”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革命史中的一个辉煌的字眼,“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唤发出了几代人民变革现实的革命意志。然而,几经腥风血雨、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斗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人们才开始认真品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的真实含义。人民不要主自己当主可以吗?人不受约束地在社会自由所为可以吗?自己做主地自由所为就是人权吗?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作一番历史和语言工程地考证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对“民主”翻译问题做出过分析。他在《平民主义》一文中,认为西方的democrac y 应当翻译为“平民主义”,而翻译成“民主主义”——“则嫌他治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理性观念中,民主做“为民作主”解,俗传“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尚书。多方》“唯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民主,应包含人民和人主两个方面的内容:个人是精神作主,党派是魁首作主,社会是领导作主。西方的新“民主”观念,就没有这样多的思想内容:它们在政治上要求“民自作主”,在行为上要求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在目的上要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李大钊接着说:“现在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主被治;一主统治,一主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追其宗旨:翻译成“民主主义”或“平民主义”的   democracy 的目的是要推翻社会的上下统治制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人民果真可以不要人官作主而自行作主吗?中国和世界所有的革命实践证明:不行!新的社会制度还得照样要产生领导与被领导、治与被治的官民上下关糸。与马克思的上下阶级斗争观念不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肯定:“只有‘下层’不愿照旧而‘上层’也不能照旧时,只有在这种时候,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列宁文选》第二卷第   749 页)这就又涉及了中华传统上义下利的道德规范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在 2500 年前就走过了夏、商、周的“君主”制,人民推翻周厉王后的“共和”制,和太子晋修义经后景王“公乃王”的公务制。现代科学和中国的古史证明:君主制、共和制和公务制,是人类在原始身族、母系家族、父系乡族、派系邦族、天下民族社会递进的三种社会治理模式,持有“身、家、乡、邦、天下”不同社会层次信仰的人,都可以在这三中模式中进行利益取向。中国有些人用外国账本定性中国历史,说中国以前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思想落后、生产力低下,社会领导人都是奴隶主贵族!说这样话的人,不是不知者就是灭祖者!世界上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奴隶主吗?有现代冶炼和研磨技术都难以复制“越王钊”的落后吗?有现代理论都难以超越的老子、孙子等理性境界的思想封建吗?有人均粮食占有量比近代人均粮食占有量还高的生力低下吗?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不要随声附和下结论,容易行成灭祖和误导后人之嫌。有人根据现存史料,断定中国的文化主轴是儒、释、道,把老子归为“道家”的创始人、孔子归为“儒家”的创始人、“释”是外传的佛教。说这样话的人,他们自己就不明白道、儒在中国文化中的真实含义!四五千年以前尧、舜、禹都论过道,难道他们就称不上“道家“吗?佛教是东汉初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信奉未经科学证实的超人“佛”;道教是东汉末创立的,信奉未经科学证实的超人“仙”,“道教”还把创教前   700 年的老子奉为教主。其实,这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直接关糸。“儒教”确实是孔子亲手缔造的,因为此前“儒”只不过是为商周时代贵族服务的文化人而已。由为贵族服务的政客发展为自成体糸的儒教,应归功于孔子等人“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造成的传统道德失落。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原来的《史记》、《八索》根本不是现在《史记》和《周易》的样子,现在的《史记》和《周易》是经过孔子等对古史约修、赞黜后的作品。据汉《纬书》介绍:孔子将古传的3 2 4 0 篇古《尚书》删毁为 120篇,古籍因此丧失了 9 6 / 1 0 0 以上!据《孔子集语·六艺上》说:“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志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呜呼,天之命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5 0 究易,作十翼,明也。”所以,他的后代西汉孔安国才总结他是“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可能是单氏的策命)”。不但如此,他还将周朝的“礼、乐、射、驭、书、数”六艺,篡改为他的“礼、乐、诗、书、易、春秋”《六经》。把射、驭、数的理性观念,葬身于诗情、算卦和战乱的感情观念中。他所谓的“中庸”,是让中国人在是非问题上搞中庸;所谓的“易”,是让中国人在关楗问题上搞变易,说到底,是让中国人失去传统的理性原则。难怪同代有人骂他是“巧伪人”,是“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的“盗丘”(见《庄子·盗跖》)。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落后很奇怪,不是从皇帝老子开始,而是从一个“乡校”教师孔子开始(民道革掉了官道的命)!那么,孔子是如何界入社会政介的呢?这得从周景王“铸无射(用钟文来‘宣布哲人令德’——老子文)”变法和单穆公军事政变说起。


    “公元前   550 年,《国语·太子晋谏》:“厉(周厉王)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吾朝夕警惧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未观夫前哲之令德……,害之道也。”太子晋因操劳过度早逝。周景王继承他父兄“修《义经》”的遗志,于公元前   521 年铸成了宣布哲人令德的“无射”钟,向世人公告中华《义经》——“公乃王”官道义制的起动!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帮派魁首的震怒。首先是坚持《周礼》的鲁国反对,《左传·昭公十八年》:“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必有多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不学!”——以意念决断‘不’偷换观念判断‘无’,对周景王和老聃继承发展的《无学》理论,进行了恶毒地歪曲和攻击。特别是周室单穆公的结党营私,公开反对景王的官道变法,《国语》:“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施为全社会),单穆公曰:不可!……,制度不可以出节!”诬蔑老子文“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硬把官道制度说成是民道制度的问题:“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攻击周景王金融改革“铸重币”和官道改革“铸无射”是“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紧接着,周景王和刘献公相继去世(很可能是暗杀!)。在晋、鲁等国的支持下,他实施了军事政变。政变中他杀了八个王子,把景王立的太子——王子朝和老聃驱逐到楚国避难。他从杀剩的王子中选了一个听话的丐立为周敬王,又从老子的弟子中挑了一个崇权不知权的孔子以复辟《周礼》。公元前   505 年单氏等派人适楚暗杀了王子朝以后,中华失治退步的界线就十分明朗了。那么,孔子是如何介入社会政界的呢?这得从孔子“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说起。


       公元前   535 年,《左传·昭公七年》:“秋八月,卫襄公卒……。王使成简公如卫吊。”又说鲁“孟僖子病,不能相礼……。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孔子当年1 7 岁,因孟僖子有病故推荐他去卫国领葬,“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一事当在这一年。这一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庄子·盗跖》:“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也是在这一年。因为,孔子在国内是不会“不见母”的,在此以后,又不存在“见母”的问题,而此前孔子又从没离开过鲁国。可以肯定:导致“孔子不见母”的“巷党”助祭活动,不在鲁国。有人说是在京师洛邑,可这一年周室并没有重要人物去世。惟一可能的,就是周室的康叔之后——卫国国君卫襄公去世。1 1 月鲁季武子去世,孔子忙完了季武子葬礼又去参加“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的葬礼。现在,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王使成简公”与老子的关系;二、孔子所谓“巷党”的真实含义。  


    据《左传》和《史记》记载,周公代政时封周成王的小叔叔季载为司空,封土为聃国,平王时东迁至粱甫(今开封中牟一带),现开封县尚存“老丘”遗址,老聃就是这一事实的继承人,因此君称老聃或老君。又因为老聃是成王族人的领袖,故,被族人立为成简公。这样,《左传》“王使成简公如卫吊”和《礼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就是一回事了,这是其一。其二、公元前   530 年《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成(周成王)、景(周景王)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于市及:宫劈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其中“于市及”的监斩官老阳子是老子的本名,老子姓老名阳子,周成王族人。因此,他的管家人扬朱才职称阳子居、学称阳生。“李耳”是西汉独尊文化对成王族老阳子族祖“聃季”二字的各去一半的贬义倒称,以示其“绝其道”的决心,没有先汉依据。老子是成简公,事出有因。公元前   535 年1 2 月 2 3日,17岁的孔丘随37岁左右的成简公老阳子到卫国都城帝丘(今濮阳),主持了“巷党”的卫襄公葬礼。从此,老子收孔子为弟子,称孔子为“吾子(见《庄子·天运》)。


    说清“巷党”助祭一事,涉及一桩“日蚀”悬案。《礼记·曾子问》:“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到墓道画日处),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有尸棺)就道右,止哭以听便!既明(点亮灯),反,而后行(退行)——曰礼也!”对于这段话的理解众说纷纭,留下了“孔子不知日食何时结束”的传说。究其原因,是断句和辞义的理解问题,关键是对“及堩日有食之”六字的理解断句。堩(音更,墓道),《仪礼·既夕礼》:“唯君命止柩于堩,其余则否。”人们在墓道“堩”中不可能见到真日蚀,只能见到当年四月初一日蚀的绘画,因此,称为“堩日”。为了消除日食丧君的影响,老聃带领孔子实行了君命“既夕礼”,以达到“其余则否”的精神目的。另外,对“巷党”一辞的理解,也历无定论,大多按地名解释。这些“解释”忽视了《论语·先进》、《庄子·齐物论》提示的文学和言语、名和言的严肃语言规范。“巷党”属于文学与名的称谓,《说文解字》:巷,古文“言在邑中所共,《尔雅》作衖,宫中衖谓之壸(音困·王宫中的巷)”。列子和庄子文中的“壶(壸)丘子”老商就是老子的师长和父亲。所谓的巷党,应当是共邑的党、共行的党,应当是共邑共行的王族“壸丘子林”的政党。卫襄公是王族,当然也是王室巷党“壸丘子林”的主要成员,孔子说的“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意在一个“从”字,他本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老子的“巷党”与“单氏取周”的“朋党”不可同德而语:“巷党”是由共求公“公乃王”的主权责任党,而“朋党”则是由共求私“朋党比周以事其君”的属权在野党。由共求公的事业是社会的进步改革,由共求私的事业是社会的反动复辟。单穆公政变和孔子“尊周(礼)”就是对中国“厉始革典”以来 320多年“共和”义治的反动礼治复辟。这段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一直是“独尊”文化——儒释道主轴论信徒的隐匿问题,为此,他们昧良心地删掉了孔子从17岁到34 岁求学老子的史实。为了自圆其说,他们还硬是把《左传·昭公七年》“助葬”的事拿到昭公二十四年来说。因为,这一年有日食!还硬是把“单氏取周”说成是“王子朝之乱”!中国两千多年退步的历史,大约就是这样写成的吧?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这一时期,相当于春秋繁荣到战国祸乱的历史转折时期。《韩非子·说疑》:“周单荼(单穆公)、燕子(刘狄)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而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侵下以谋上。”又说:“单氏取周……人臣之弑君者也。奸臣闻此蹶然举耳,以为是也。”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历史书仍把“单氏取周”说成是“王子朝之乱”,真可谓是货真价实的“奸臣以为是”的逻辑!这个“逻辑”的特点,就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欺上瞒下:以民道的“仁义”偷换官道的“道义”——为官场营私舞弊制造政治根据;以意向的决断“不”偷换观念判断“无”——为打击科学观念为愚民弄权制造思想根据。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这个“退步”现象有增无减,董仲舒用今文概念偷换古文概念,为进一步扭曲中华文化传统制造了制度根据。如,在汉字体系中就说不清周字体系中的义与仁、无与不、知与智、御与驭、射与“身矢”、数与术、理与礼、上义与下利、老子“公乃王”与孔子“一贯三王”、老子“天下贵”与孔子“天下归仁”、古《八索》与新《周易》、古《史记》与新《春秋》……。中华民族自古传下来的“上义下利地官为民作主”的民主传统,到这里也就彻底改变了性质。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就萌发了上义下利的官道义经令德规范:《尧典》“格于上下,克明俊德。”;《舜典》“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大禹谋》“反道败德——君子(官)在野小人在位。”;《商书》“居上克明,为下克忠。”;《周书》“上下勤恤……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及至周灵王时,产生了规范义经令德的社会需要,太子晋对师旷说“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国语·太子晋谏》表达了这个意向:“厉(周厉王时)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皆亡王之为也。上下仪之无所比度,王其图之?夫,事大不成象,小不成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则,方非时动,而作之者必不节矣!作又不节,害之道也。”太子晋谏说明,自公元前   8 4 1 年“共和”《民之宪言》革典的   2 9 2 年以来,官道制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公元前   5 3 6 年子产在郑国成功地创造了世界首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士无尺籍(军令)”的社会制度说明:实行天下(包括自然、精神和社会)的官道义经变法已势在必行。那么,怎样才能使天下大从象(有理想)、小从文(有章程),上有权威、下有原则、中有法则呢?这不是靠残酷战争或狡滑政治所能解决的。它需要诚实、全面、正确地总结中国从古到今的治理经验,需要了解从古到今的科学与工程、知识与技能状态,需要发掘整理被人为“约修赞黜”和“绝其道”的珍贵历史经验。真正的龙的精神和中国逻辑,都有待于这些问题的真正地解决。可以肯定,公元前   5 5 0 年《太子晋谏》明确地总结了中国传统逻辑纲领,前   3 6 9 年子产实践了这个纲领,前5 2 1 年周景王的《铸无射》全面深刻地规范了这个逻辑。“铸无射”并不是铸造射箭的钟,古写射箭的射字是“身矢”,“身寸”指的是心射——认识和猜度的射的。按《国语》伶州鸠的说法:“铸无射”是向世界“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的官治器物。这个器物与宗教信仰不同,它是直接对官民行为的射的,是集古传上义下利民主道德传统的大成。太子晋实际已经初步完成了这项工作,两点可以证明:一、《周书》(被孔子删除但被别人保存下来的《逸周书》)中说晋国怕太子晋继位后对“晋候尚力,侵我王略”进行报复,便派叔誉和师旷到京师同太子晋辩论。叔誉“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而师旷又败此,只好“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二、老子文4 1 章:“故《建言》有之”的《建言》,应是太子晋修义经的《建言》,因为老子文就是周景王修的《义经》、下的《令德》!《建言》和《令德》——“老子文”是周灵王和周景王时代承前启后的官道改革成果。《文子·道德》:“老子曰:河(黄河,周的发祥地)出图(公务制意图),洛(洛邑,周景王变法)出书(太子晋修《义经》、景王赐老子撰《周书》)。”是对“周朝大义”的历史定位。其它对“河图洛书”的解释,均系后儒和宗教对前史的不知和歪曲。


    唐玄宗改定老子文为《道德经》,依据其2550年前《太子晋谏》的主张,老子文应是周景王对“厉始革典……民之宪言”   317 年以来、十四个王的社会治理经验总结。“铸无射“并不是铸造射箭的钟,而是《国语》:“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原来,《铸无射》是周景王宣布哲人令德的器物,是对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射的,是集中华上义下利民主传统大成的宪章   。《义经》——老子文自始至终贯穿了上述深刻的理性宗旨:一、“道,可道(导),非恒道;名,可名(命),非常名。”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理性绝唱!它说明中国理性早在2 5 0 0 多年以前,就明确区分了规律(道)和逻辑(导)的“自无起有”的理性关系,早就明确了认识(度)与造意(命)的自无起有的灵性关系。这些科学概括,甚至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含混不清的问题。二、“身、家、乡、邦、天下”是老子文中概括的由身族到母系家族、到父系宗族、到派系邦族,直到全民天下社会的社会发展史,这个概括已经经过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但,至今在西方的理性世界(包括马克思主义)中还没有形成明白统一的理性认识。如,马克思主义就把它分成非主义与主义混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三、“知其雄守其雌”的服业应“味无味”、“知其白守其黑”的企业应“为无为”、“知其荣守其辱”的事业应“事无事”——是老子概括的社会整体分工的职业精神(“无”作“为用”地“自无起有”解)。知荣(理想目的)守辱(现实问题)的事业精神实施的是“公乃王”,知白(社会制度)守黑(团邦私利)的企业精神实施的是共乃王,知雄(刚取行为)守雌(柔交行为)实施的是私乃王。老子说这三种精神不能相互取代,是“大制无革”。这些,在西方学术界和理性观念中简直就是一个空白……。四、中华民族自古在社会生活中培植起来的上下理性传统,根深柢固,老子文说:“上德不德,是以有(“为利”的)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为用”的)德。上德无为(“为用”施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为利”原由施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为用”原由施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为利”原由施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关于上述概念:“为利”、“为用”是有和无的定义,见老子文1 1 章;“德”依韩非子“德者内也,得者外也”解,指作人的原则;“道”即是现今说的规律,古文道导通假,在“导”义上是指古称的“驭”和“齐辑”或现今称谓的“逻辑”。对于上述原则,老子说:“上下异道,易,治即乱。”在《庄子·天运》中说:“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没有怨、取、谏、生,下不能通上;没有恩、与、教、杀,上不能通下。上下通,事业兴。因此“君子惧失义,小人惧人利。观其所惧,祸福移矣。”古人说的君子和小人就是现代人说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当领导的要重义,否则被领导就不拥护他;当被领导的要重利,否则领导就要愚弄他。每个人、每家人、每族人、每代人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要扮演领导与被领导的双重角色:对上级、长辈和前人,自己是被领导人,对下级、晚辈和后人自己又是个领导人;对上、长、前人自己是当然的重利者,对下、晚、后人自己是当然的重义者;对上、长、前人负责是为了继承,对下、晚、后人负责是为了发展。上下道不同、谋不同,上为阳下为阴,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对立统一关系。“以为和”的统一与“一贯三,王也”的统一不能同属而语,“上、下”是社会治理的本质,“王”则是这个本质的现象,不能反映本质的现象都是假象,孔子不懂这些道理。老子在《文子》中阐述的:“原天命”是为物主义的观念论,“治心术”是为用主义的意念论,“理好憎”是为慈主义革命论,“适性情”是为俭主义修养论。老子文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争取实现“为民作主”公务制世界的思想武器。老子论述的“天下贵”主义应包括现今的社会、自然和精神主义的全部内容,其距离都在正确地破译和理解中。试问,西方民主的理性(包括马克思主义)能有这样丰富的内含吗?孔子的思想体系能说清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吗?没有丰富内含、不解决实际问题、“莫得安其性命之情”的理性体系,能称得上基础和主轴吗?)

    孔子等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影响很大,一个鲁国的“乡校”教师,何以能越居乡界而操纵天下的精神取向?如上所述,除得益于孟僖子推荐、老子教导,主要是他在“单氏取周”的动乱中背叛了老子的事业,受到单穆公等人的垂青,否则他哪里有钱“周游列国”、自建庄园哪。庄子文对这些记述的很多:如在《庄子·天运》中孔子和子贡等用“仁义”策反老子背叛景王道义事业,老子说他们“使天下无,失其朴”;在《庄子·大宗师》中孔子承认他的“世俗之礼”与老子的“无为之业”的对立;在《庄子·天道》中要老子把他的《十三经》著述藏入王室被老子拒绝,老子说他是“乱人之性”!;在《庄子·天运》中要用他的《六经》篡改周室《六艺》,老子说“今子之言犹迹也”;在《庄子·天运》中他把理论归结为“度数(逻辑)”和“阴阳(辩证法)”,老子说“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才是“正之器”,老子说他们的主张是“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孔子的理论行为受到同代正义人们的谴责,楚狂接舆说他美得像“凤”鸟一样造成“德之衰”,鲁盗跖骂他是“鲁国之巧伪人孔丘”是“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的“盗丘”,因此“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真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在对待中华上下政治道德上,孔子同单穆公“亲下以谋上”一样,在《庄子·大宗师》中主张“修上而趋下”。一个要对景王政权“谋上”,一个要对景王令德“修上”,真可谓是一丘之貉!不过孔子比单氏还多了一手,《韩非子·外储》:“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这样,孔子在左兜里装上了政治“修上”,右兜里又装上了俗礼“谄上”,左右开攻地向中华民族上下政治传统发难。他没学过数理化,就删除了《六艺》中的“射、驭、数”而补以“诗、易、春秋”;他不知道治理社会经验的重要,就妄自“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据汉《纬书》介绍他把3 2 4 0 篇古《史记》“约”掉了3 1 2 0 篇,使后人对前史望尘莫及,让后人只会算卦不懂数理化!贪天理,国法,人情。孔子用“人情”偷换“天理”,是以下犯上。2 5 0 0 多年前,他在“单氏取周”的药店里,给中国人民开了一付“毁道德以为仁义”的毒方,汉武帝用“独尊儒术”药引给中国人民煎服后,使中国两千多年陷于不能自拔的麻木境地。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尚有怜之者,死于理,谁复怜之?”中国两千多年来,死于理者可太多了!礼教、易教、外来的和自创的宗教、东西方民主的错位等等,岂止“后儒”一家以理杀人?那些否定《无学》不尊重社会上下传统的人,那些迷惑于孔子说教而不想求解于本质实事的人,那些忙乱于现实应变不想求解民族进步传统理想的人,那些贪恋于邦私继续扼杀“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主流精神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以理杀人者!中国人要尽快对“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的“患抑固窭”自悟起来,把造成这一后果的单氏、孔子、汉武帝等等,统统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耻辱柱上。现代的中国人很幸运,从太平天国到现在的民道革命成果,为继承“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回复中华官道民主、民道自由的传统创造了社会条件。可以说,实现“天下大治”已为期不远。


    作人的属性,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有相通的思想感情。但,怎样作人,中国人同外国人就不尽一致,甚至中国各民族间也存在着差距,它取决于本民族的传统和取向。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在五千年的发展中,民族间通融磨合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共体,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以象形会意为基础的民族理性文字,如同古化石一样心系中华民族的根,它甚至在日本、韩国这样东方拼音文字的国度中也起着概念定性的作用。尊老携幼、尊夫携妇、尊官携民、尊上携下的意向,经过孔子等两千四百多年“亲下谋上”、“使民谄上”的指染,至今仍光彩夺目,就是一个明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官民体验了共同的欢喜与忧伤、幸福与磨难,毛**去世后又产生了共同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正在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实际生活。短短十几年的巨变,难道不是邓小平恢复中华上义下利“为民作主”的古传统的体现吗?继续“亲下以谋上”哪里会有“改革开放”!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与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接轨和与先进的国际生活秩序接轨的问题。本文认为,与国际生活接轨要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接轨要体现尧舜禹到太子晋“立义治律”,要体现“汤、武革命”、“民之宪言”、“子产变法”、“景王铸无射”、孙中山“天下为公”和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革命精神。同时,要坚决抛弃共鲧“壅防百川;有虞、有崇”、“桀纣暴虐”、周公“予仁若考”、“单氏取周”、孔子“约修赞黜”、汉武帝“独尊儒术”和现代的“国有民穷”。这样的中国精神,能自信不自负,能自然不自残,能“知大己而小天下”不会知小己而惑天命。


    西方的民主就没有中华民主的丰富内容和复杂的历史背景。李大钊接着分析:“民治主义,与 democracy的语源实相符合。按希腊语 demos义与人民(people)相当kratia义与“统治”(rule or government )相当;demo kratia ,即是 democracy ,义与“民治”相当……。惟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学者用之,诠义尚各不同。到如亚氏分政体为三种:一、君主政治(monachy ),二、贵族政治(aristocracy ),三、民主政治( polity )。此三种政体又各有其变体:君主政治的变体,为暴君政治( tranny );贵族政治的变体,为寡头政治(otigaychy );民主政治的变体,为暴民政治。democrecy 是亚氏诠释,democrecy 不释为民主政治,而释为暴民政治;亚氏表明民主政治,不用 democrecy ,而用polity 。包莱表士氏( polybios )则又是用democrecy 一语,以当亚氏的 polity 。后来地用日久,终以表示“民治”的意义……。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这就是说,被中文译为“民主”的西方民主democrecy ,最初为暴民主义,后为民治主义,现在则为不含上下统治意思的个人自由民主的政治名词。把民主混同自由就失去了上下道德约束,世界没有上下制约行吗?西方理性告诉人们:行!问题是要加强社会法制建设,这样,一方为个人的民主自由,一方为社会的法律干涉,这便形成了西方社会丰富的生活色彩;东方的理性告诉人们:不行!上义下利,天经地义!社会失去了义的制约,利就是一匹放纵无度的野兽,虽然有法律鞭子的训教,也会造成真正人性的泯灭。因为,法律只能法律后果不能法律原因,经济只能经济利益不能经济道德。西方的“哲学王”不食人间烟火,有上无下,流于想象;中国的哲学王是人间的圣人,上下兼容,导道自然。西方的“自由”往往流于因由无度,其哲理混淆天然与自然的界限,视天然为有灵有自,视大天然为大自然。而中国传统的“自然”却体现了人类自己知行的必然,其“自由”有明确目的,视天然为本然。老子文希望“百姓皆曰:我自然。”相比之下,还是中国自己然的自由——“自然”观念精当!有人说:谬论重复一百遍就变成了真理。但,不论怎样说,谬论还是谬论!但,需要证明,需要认同。对待“谬论”也要有分析:有的谬论出于警示和享乐,比如童话幻想故事、相声小品喜剧,它们能引导人们在谬论中体味正义感和真理的力量,人们呢,是情愿受骗;有的谬论是专为进取者编造的精神寄托,如宏观的宿命论、报应论,操行的唯心论、唯物论,求利的资本主义、才能主义和机会主义,等等,人们是在追求中受骗;还有就是君主专制和强盗的掠夺逻辑,他们用兽性的吞并取代人性的关爱。但,“单氏取周”的欺骗却是一场强盗的历史欺骗,它颠倒上下混淆仁义道德,使先周成了断代史!人和社会原本发展自然,智巧者编出了专论和主义,这就给社会赋予了精神专制的意义。难道,现代西方的资本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机会主义的失败教训还少吗?中国两千多年的被动落后还不够吗?还不愿意接受教训吗?可悲的中国人,用“家”而不是用历史真实领悟世界,是当今精神改革开放的一个顽症!可以说,清除蛀虫林木才自然;弘扬先周传统中国才真有希望!

    中华优秀的民主传统,是世界东方民族和各地华人社会的理性根据,老子属于全人类,是世界道理王。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引进了西方式民主,“打倒孔家店”、“争民主”、“争自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革命热情。但这个“新民主”实与中华传统民主相距甚远,没有揭示出症结所在,风马牛不相及!非但“孔家店”没打倒,反到召来了一场外国主义在中国的国内战争。中国是需要一场恢复中华五千年民主传统的革命,但,这不是残酷战争或狡滑斗争手段所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工程人员坐下来,冷静细致地对中国历史问题进行一番清理。靠“单氏取周”的“亲下以谋上”和毛**的“群众路线”不行,靠君主的“亲上以谋下”和孔子的“使民谄上”的领导路线也不行,如邓小平说的,需要“实事求是”!用以文代道、以情代理、以后代先的手段理解《老子》文,会“无”“不”不分、“恍”“惚”不分、“天”“人”不分、官道民道不分、历史先后不分!邓小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告诉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旦,我们真正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症结所在,就会发现2520年前周景王和老子已经为我们建设好了一条通往“公乃王”天下主义的金桥,那,就会一往而不可收!领导上下、群众左右都将返朴归真,中国龙的精神将真正觉醒。这时的“孔家店”将不打自倒,“道,可导,非恒道;名,可命,非常名。”科学化、工程化的“非恒道”和“非常名”将为我们指点述津。世纪的新时代,正疾呼着中华道理传统的义经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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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5-09-01 16:53:50.0)
    不懂不问还反驳不了那就别对我煽情装蒜 【王振今】孙中山说“唐虞三代,甫由草眛而入文明,乃至成周,而文物已臻盛轨。其时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之欧美并驾齐驱,其进步之速,大非秦汉以后所能望尘追迹也。中国由草莓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周朝以前是老子文表述的科技公乃王创造和谐文化,周以后是孔子表述的玩人天下为公制造的乱世文化。故毛文革邓改革王立义,三大科技开天下三大伦理制天下心灵科技平乱世,复兴科技公乃王和谐文化。 【舞动遮天】毛文革邓改革这里不是太理解,邓的改革是建立在毛文革的基础上还是打破重建?如果是前者,我不发表意见,如果是后者,那么邓改革跟毛文革就不能混为一谈吧,那么三大科技就不能连起来,那不是破了?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王振今】毛文革清剿党封建宗教封建教育封建,没有这个前提,邓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企分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根本不能实施。王振今的三大科技开天下三大伦理制天下心灵科技平乱世,是毛邓的继续。补充了毛“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的济其事,也补充了邓“开启堆积其事终身不救”的全面性深化改革的问题。 【夜色下的荣耀】敢问阁下在何处高就又有何著作问世?听其言观其行,阁下又有何实际成果? 【王振今】看来你很年轻,没经过文化大革命时代,那个时代虽然个人崇拜,但都是从己出的:夫妻父子兄弟间观点不一样反目的比比皆是。黨封建宗教封建教育封建文化封建是破除了,但不懂建设甚么,毛泽东等着群众,群众等着毛泽东……!文革前61年我给他写信批评他的两论起家和反苏改革思想,他和中共只害我不与我交流,66年盲目文革。改开前,王振今的利益与条件逻辑通过社科院指明了方向。这件事问问中央党校的邢贲思,人民日报的王礼明就知道了,他们是当时的当事人。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企分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应当说是对王振今的《马克思主义利益与条件逻辑》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看待物质利益的》最实际的运用。因此说,王振今才是中国文革改革的灵魂,立义三大科技开天下三大伦理制天下心灵科技平乱世顺理成章。我九八年出版新书《老子全解与中华精神建设》书号:ISBN7-207-03559-3/b.98。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都能回答你,但不懂不问还反驳不了,那就别对我煽情装蒜玩人挖苦我。以上也请你转告中共和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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