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读中国传统经典，最喜欢的是《国语》、《左传》、《史记》，那里面你能读出活生生的人是怎么生活和作为的。除此之外，就是《诗经》，因为《诗经》读起来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初民的原初的歌声，民族歌唱的诗性灵魂的最初曲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国风·秦风·蒹葭》）“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国风·王风·君子于役）读这些诗句，有着一种独特的调性、韵律和节奏，在耳旁回响，就像你能感到一个人脉搏的跳荡，一个苍茫的目光的询问。这其中有一种真正原始的诗性，直扑而来，让远隔两千多年的我们感动。

　　今人读《诗》（《诗经》初称为《诗》、《诗三百》，到汉代始称《诗经》，本文中的“《诗》”是强调原初的本《诗》），当然有语言上的问题，就不得不去参看一些注释。可是一看注释，上面这种直扑而来的诗性，就荡然无存了。把这种扑面而来的诗性遮蔽起来的，首先是儒家经师们的注释。《王风·君子于役》，《毛诗序》就说它是“刺平王也。君子于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这样一解，符合了儒家的道德说教之需要，但是那源始的诗性却一点也没了。这样，我们这些后代只有糊涂了事。可这一“了事”，就失去了诗与我们的关系。

　　《蒹葭》是中国人所唱的最古老、最抒情但也最如梦似幻的情歌，甚至可以说由此诗形成了中国诗性世界的一种“蒹葭”原型——一种若即若离、似真似幻的爱情经验之凝结。此情结最典型的后续者，就是曹植的《洛神赋》了。《毛序》解此诗为：“刺（秦）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郑玄《笺》此诗则说：“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这是硬要把一首充盈着至深诗性的诗，往“刺”的礼教轨道上瞎扯，还不惜侮辱秦人“不懂周礼”（这于汉儒家似乎很正常）。后儒们更有一种“高明”的见解，是把“在水一方”却“求之不得”的“伊人”，定为“知周礼之贤人”，秦襄公却不用他，故秦人思念之。仿佛只有懂周礼的人才配得上用这样的方式思念似的。到了朱熹，觉得《毛序》、汉儒的解释明显与此诗文本相谬，方把此诗之意改释为“怀人之作也”。王照圆《诗说》中就说：“《蒹葭》一篇最好之诗，却解作刺襄公不用周礼等语，此前儒之陋，而《小序》误之也。自朱子《集传》出，朗吟一过，如游武夷、天台，引人入胜。乃知朱子冀经之功不在孔子下。”不过，朱熹的解释却有意不确定所怀之人为谁，更不确证这“怀”是何情怀，以拟制这诗所产生的爱情咏叹的魅力，也为儒家解此诗继续添油加醋往礼教上套，留下了余地。后儒们解此诗，仍然不放弃“秦人怀贤人”的“诗教”路数。可谓遗毒深远，难以一朝疗之。

　　儒家解《诗》，无一不如此。遗毒自毛序郑笺开其端，后儒经师扬其波，礼教的灰尘蒙住了每首诗的诗眼，后人们便在《诗经》中看不见了诗，只看见了被儒家涂抹过礼教标签的“经”，以至于无人再能读懂《诗》。毛序郑笺制造的郁闷，国人忍受了近两千年。闻一多先生不想再郁闷，于是说做“毛序”的毛亨是疯子。但毛序郑笺在《诗》上犯的罪过，怎一个“疯”字了得！

　　儒家在《诗》上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为了儒家一家之言的“经”，牺牲了一个民族的诗性源泉和文明母语。但《诗》最初的产生，是初民的对自身生存的原初诗性表达，并不是“经”，更不是儒家礼教的“经”。产生这些诗的，是初民活力四射的诗性灵魂的发声歌唱，是一个民族用歌唱来探寻自我或命运的旋律，那里面充满着历史探路者的风尘和粗犷的力量，与儒家的礼教没有任何关系。儒家既然把《诗》立为“经”，那就必然硬往“王道教化”上去解。这个解法就是儒家对《诗》的“经学化”诠释的漫长历史。不过，儒家对《诗》的“经学化”，就像是用纸去包那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更像是在干着油漆匠的勾当，用乌黑的漆涂抹着民族发光的诗性灵魂。这一过程，树立的是儒家的“经”，牺牲和囚禁的却是“诗”——民族诗性灵魂的原声歌唱。如果说《诗》是民族文化的母亲和创造力的源头，那么儒家对《诗》的遮蔽，恰恰就是对文明母语和源泉的禁锢。

　　儒家为了使《诗》变成“经”，形成了环绕于《诗》的一整套文化策略。儒家在这里确有其文化策略上的洞察力。因为《诗》是民族历史的最初形式化和符号凝聚。谁控制了它，用今天的时髦话说，就控制了最大的文化资本。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可以说，唯有儒家紧紧攫住这一资本不肯撒手。在攫住这一民族文化的源头资本后，儒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外科手术”。孔子教《诗》，形成了“乐而不淫”、“思无邪”等软性阐释策略，同时制造了“郑卫之音”与“无邪”的《诗经》的对抗机制，从而遮蔽《诗》中原初民族生命力的芒刺。到了汉儒，给《诗》上的礼教的油漆就更厚了，就是把所有的诗捆绑在一个“本事”上，同时，把火辣辣的爱情诗，不是解释为“后妃”之德，就是解释为“刺”，或者“慕有德之人”。这样，就像奥德修斯在遇到海妖塞壬的致命诱惑时，用蜡封住水手的耳朵一样，儒家通过将《诗》扭转为“经”，即堵塞了《诗》的自由歌唱，用礼教塞住了聆听《诗》之歌唱的耳朵。《诗》不再是诗，而是儒家的伦理教条。《诗经》成了儒家亲手制作的木乃伊。

　　不过，儒家包在《诗》上的纸、那涂抹的油漆，总会斑驳不堪，民族诗性灵魂之光，会从那裂隙中幽幽地透出，为后来有诗性感悟的人听到、看到。对《诗》的诗性感悟与儒家的《诗经》阐释之间的冲突，应该说始终伴随着这部经典。但迄今为止，这部属于民族文明母语的经典，仍然没有摆脱儒家布于其上的雾瘴，即使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这未免让所有喜欢这部经典的人郁闷。

    《中国教育报》于今年4月19日、20日和5月11日及4月25日《文汇报》连发了当代诗人雷抒雁关于解放《诗经》的访谈和系列文章。在访谈中，雷抒雁先生说，《诗经》“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的历史从诗开始，从歌唱开始。我要触摸的就是这远古发出的第一声歌唱的……旋律、韵味、诉说，甚至一个民族最初心跳的节奏。”“我这种触摸的渴望，就像一个沙漠旅行者对水的渴望一样，从未摆脱过。”雷先生的这一情怀，应该说在国人心中已经埋藏了两千年。他坦言“儒家对《诗经》的贡献很少”；他主张要将《诗经》还原为诗，还原《诗》作为文化母语的地位，从而把《诗》中包蕴的民族原初的诗性灵魂归还给民族。在我看来，雷先生于今天重提解放《诗经》这一一直渴望完成但尚未完成的重大课题，不仅仅是一部《诗经》的重新阐释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原生文明的重新阐释问题，更是如何通过解放被儒家禁锢的《诗经》，从而解放被禁锢了的民族诗性灵魂，以便让民族的灵魂自由歌唱的问题。

    作为诗人的雷抒雁对《诗》的解读，昭示出了这样一种情景：一个民族背负着文明源初的汪洋，走了两千多年，虽然饥渴难耐，如行荒漠，却喝不到那汪洋的一滴水。原因在于儒家禁锢了每个人的头颅，使我们喝不到那文明之母的乳汁。雷抒雁想做的，就是让今天的人，能够摆脱儒家禁锢的头颅，使踏尘而过的历史性的人们，能够浸润于文明源初的自由汪洋之中。他仿佛在向今天的人们断喝：饥渴难耐的人们，礼教沙漠中的人们，回头看，你们背负着的不是枷锁，而是汪洋。

    其实，雷先生的断喝在60多年前，也曾有人发出过，那也是一个诗人，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先生。闻先生在其以书信体形式讲述《诗》的《匡斋尺牍》中说：“……你只记住，在今天要看到《诗经》的真面目，是颇不容易的，尤其那圣人或‘圣人们’赐给它的点化，最是我们的障碍。当儒家道统面前的香火正盛时，自然《诗经》的面目正因其不是真的，才更庄严，更神圣。但在今天，我们要的恐怕是真，不是神圣。（真中自有着它的神圣在！）我们不希罕那点点化，虽然是圣人的。读诗时，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我觉得雷先生与闻先生对《诗》的诗性的渴望是一致的。

　　借助雷抒雁先生关于解放《诗经》的深度掘进，我认为不仅要把《诗经》从儒家礼教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而且也应该把《春秋》、《周易》、《尚书》从儒家礼教的抵押品地位中解放出来，让它们作为中国原生文明的母语形式与民族中的每个人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让儒家的及其衍生的阐释归于儒家的谱系，让民族的归于民族。因为儒家只是中国文化中很小的一部分。据此，我主张一种方法论反传统主义，以对儒家在中国传统上所蒙的层层雾瘴和泛礼教油漆进行清理。这样，21世纪的我们，庶几能真正讲述我们自己辉煌的传统，畅饮中国文化母体的乳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