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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广义进化论角度的探究 
作者:[谢威] 来源:[] 2007-11-25

编者按:为了证明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体系,中国知识分子真可谓费尽心机;事实上中国只是没有以概念演绎为特点的西式学术体系。

中国古代有着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且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正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然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却未像西方的经济思想一样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笔者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假设为一个具有内部作用机制的生命体,试图从广义进化论的角度对其中的原因做出新的阐释。

 

一 广义进化论的基本思想

 

达尔文主义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在外因的作用下,内因通过基因突变使物种得以进化,但却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因突变后物种的稳定性。新达尔文主义用完善的理论和实验证明了基因突变的原理以及突变后的遗传稳定性,并强调了自然选择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

而新的进化论则强调生命体内因素相互合作,通过创新创造生命体自身生存所需的条件,即强调内因中共生的重要性。共生原理是新的进化论的核心,其含义是宿主与入侵者合作,相互协调、依赖,各取所需,各施所长,以实现生命体的进化,被认为是比基因的随机突变和DNA重组更广泛存在的进化形式。

根据进化的新系统观,基本的进化动力不能从随机突变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只能从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有序的自发出现中寻找,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来看,即是偶然性背后隐含着必然性。

广义进化论是这种新的进化论在应用领域的扩展,它试图从生物学角度建立一种可以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上层结构分析体系。广义进化论有自身独特的范式,称为自我表述系统,即系统能够自己产生指导自己运行的理论,自己运行的状态和结果需要自产理论来说明,同时采用了软硬结构模型和地形图模型等作为其分析工具。

 

二 从软硬结构模型角度进行的静态分析

 

(一)模型若干重要原理介绍

软硬结构模型的基本运行机制是新的进化论的共生原理。该模型内在结构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硬结构,是相对不变的部分;另一部分被称为软结构,是相对可变的部分。硬结构执行系统的日常功能,保证系统的生存,对软结构起支持作用。软结构则在硬结构的支持下,在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对硬结构进行建构,使整个系统不断进化。软硬结构的关键作用在于把无数小创造积累成大创造,基本机制是自我表述,即创造的结果能支援创造过程,而创造过程又产生新的创造结果。一个具有软硬结构的能够有效地执行系统功能的而且具备进步保证的自我表述系统的构筑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最基本的四条是:第一、系统包含硬结构。第二、系统包含软结构。第三:硬结构支持软结构。第四:软结构对硬结构进行建构。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模型本质上是一个静态分析的模型,它强调系统内部的软结构与硬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指出只有共生才能实现整个系统的进化。


图1中所示的正是上述模型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形成方面的应用。该经济思想体系具备了成为自我表述系统最基本的四个条件,其中传统的经济思想作为硬结构既有其相对不变的一面,又有要求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一面,故能起到维护系统和支持理性的经济思想发展的作用,而理性的经济思想在笔者看来是促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得以不断进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上层结构因素,其作为软结构能通过重新建构传统的经济思想,使得软硬结构得以共生,使整个自我表述系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不断进化。

辅助软结构作用于硬结构的外在环境,包括国内、国外两个部分,其中又可细分为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

 

(二)通过该模型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没有达到构筑类似于西方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笔者认为从软硬结构的相互关系来看是必然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 硬结构不硬,无法支持软结构

    硬结构要充分地硬,既要表现出能接受软结构建构的开放性,又要具有保持自身稳定的系统性,如果这两方面无法同时满足,则无法支持软结构的发展。

(1)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封闭的,这与开放性相抵触。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植根于这片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神州大地,在古代几乎未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进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运动中,传统的经济思想受到的冲击是微乎其微的,基本体现为纯中国性。而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和中世纪,也是开放性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偶像,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其伟大的著作——《神学大全》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主导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更是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2)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概念模糊,不能保持系统自身的稳定,这与系统性相抵触。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其是否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决定了概念本身的分析力,而且标志着理论抽象的程度。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的概念却十分模糊,表现为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古代的诸多学者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这些概念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但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不是概念更新以适应涌现的新事物,而是新事物纳入旧概念。例如,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末”,把投资纳入“奢”,把西方先进科技纳入“奇巧淫技”,然后按照“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尚朴”等教条,反对资本主义,维护落后的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因为这些模糊性很大的经济概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可以任意解释, 从而为各级行政官员曲解政策大开方便之门。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尤其是观念偏激的经济思想家正是利用模糊推理、偷梁换柱、扩大或缩小概念的办法把立论与结论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曲解国家的各项政策。

2         软结构不软,无法建构硬结构

    软结构要充分地软,即尽可能实现大量正面的变异,淘汰反面的变异,使得在与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能良好地建构硬结构,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外界环境对软结构作用的正面促进性,二是软结构自身的正面变异性。

(1)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式以及国内外的环境均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秦朝的过早统一使得春秋战国各地区的经济还没发育完善,就过早地终结了,许多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技术,以及一部分优秀的经济思想被完全地扼杀,这种封建社会的早熟性不利于软结构正面变异的形成。

中国古代内部政权很不稳定,国家时常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态势中,没有给后续经济思想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又使得中国长时期相对于周边国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同时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培养了中国自我文化中心心理定势,产生了罕见的顽固排外能力和同化机制,在这种缺少压力的环境中,古代中国严重缺乏一种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经济思想体系自然也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乃至完整形成的动力。

(2)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应当注意到以下两个方面:

1)儒、佛、道合一的思潮的形成及其深刻的影响,使得理性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先秦时期,儒家是作为一个学派参加学术争鸣的。汉朝的尊儒实际上是突出儒家思想中维护正统秩序的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广为流行,儒家失去独尊地位,但仍是封建思想的正统。从唐朝开始,儒、佛、道合一的思潮开始形成。在合一的过程中,儒仍是为主的,因为维护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的绝对服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正统学说。佛、道则从宗教方面对这种世俗学说起了配合、补充的作用。这种强调等级制的思潮,在稳定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同时,也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2)在西方,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古拉斯就喊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口号,1776年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更是将个性的解放、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作为资本主义崛起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则以原始氏族传统为根基,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亲睦、互爱互助,排斥“经济人”的思想,这种形式的社会根基和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其作为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的因素,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深刻和久远的。

(3)在国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软结构自身的缺陷也暴露无遗。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至司马迁后走向了衰落,形成了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重要的理论品格,违背了正面变异性的条件。 

1)方法论的不完善性。西方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体现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采用辨证的观点先从微观处入手,当某一领域的主要观点形成后,在此基础上用宏观的视角加以审视、构建系统体系,再在这体系的范式指导下研究该领域的具体问题,当宏观范式不能适应微观问题分析需要时,又进行重构,如此循环。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注重宏观统一性,缺乏对微观现象的研究,薄赋敛、抑兼并、本末论无不是这种方法论下的产物。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法论好比中国的水墨画与西欧的油画,一种写意、抽象,另一种则细微入致。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方法论如果丧失了微观基础,正如叠叠累卵,存之尚难,谈何发展。

2)研究精神的不深入性。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关于铸钱、行钞的议论不绝,就是没有货币理论;纳税和征赋的办法、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思想公元前就已产生,但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深入研究。

三 从地形图模型角度进行的动态探究

 

除了从软硬结构模型角度进行静态分析外,广义进化论还发展了一种动态分析工具——地形图模型,可以为我们探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一)模型若干重要概念介绍

在该模型中,我们把由软硬结构模型内部所决定的进化称为“内进化”,把由系统外部的环境因素决定的进化称为“外进化”,内进化可以决定一个内地形图,相应地,外进化也可以决定一个外地形图,两个地形图合成在一起构成总地形图。逃离效应就是由于内地形图梯度的影响,使总地形图的坑底与外地形图的坑底发生的偏离。


(二)与软硬结构模型相结合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


 图2中所示的是一个二维的外地形图模型,这个图也可以看成是多维地形图的一个断面。纵向箭头向下,表示低位的形成程度大于高位的形成程度,即越向下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程度和完整性越高。横向箭头表示时间轴,可具体细化为中国古代的各个年代。图中的小球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

用地形图模型可以简单地说明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与稳定的动态过程。经济思想体系的长期稳定是小球位于坑底时的状态,小球若处在下坡状态,即经济思想体系在某个形成阶段上时,小球会由于外因作用滑落至坑底以达到稳定状态。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各个坑底并不是原来就存在的,而是内外进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外地形图模型来看,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之下小球从坡上向坑底前进,如果在前进过程中产生了逃离效应,那么在到达坑底之后,由于系统内部机制的反作用,使得内地形图梯度与外地形图梯度不一致,从总地形图来看,小球可能会由于逃离机制继续向前运动,脱离最佳点,呈上坡之势。这个过程看起来像是小球有了惯性,可以称之为逃离机制所引起的“进化惯性”。正是这种“进化惯性”促使系统有可能通过爬坡后的再下坡达进入新的发展期。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的软硬结构相互作用使得该体系的形成过程是曲折的。在翻越山口之前的爬坡阶段,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可能会由于自身或外界的作用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倒退,如秦朝的过早统一就致使春秋战国形成的“百家争鸣”的经济思想受到了阻碍,但这种倒退是促使体系进化的必经阶段,适当地倒退使得经济思想中形而上学的观点涌现,但它们却可成为理性的经济思想的出发点,为系统的形成提供创新性的思想。当翻越山口后,小球滑落至新的坑底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会呈现出暂时的停滞,如汉代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的一个高峰,旁顾左右而无其他,此时软硬结构会相互作用,沿各种不同的方向作爬坡的尝试。在爬坡过程中如果产生了新的总地形图,从而小球翻越山口后找到下坡的方向,经济思想体系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从软硬结构模型的分析中可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中的硬结构不支持软结构,同时在国内外环境和软结构自身的缺陷的影响下,软结构又无法建构硬结构,整个体系无法达到共生的要求,这种情况在汉代后尤为显著,使得内地形图的梯度长期保持在一种近乎不变的状态中,逃离效应无法产生,因此未形成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是必然的。

 

四 结束语

 

本文从广义进化论的角度分别建构了静态与动态的分析模型,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强调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是必然的结果。但对很多富有意义的问题未进一步地深入,例如软硬结构模型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对外界环境的反作用;地形图模型中,以物质为载体的经验、知识和信息作为进化的媒介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所可以产生的影响等。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虽然在时代潮流涌动中阔步前进,其分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改革开放后也屡有进展,但却因种种困扰举步维艰,面临着挑战和危机。将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进化论引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为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探究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参考文献:

[1]赵南元.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美)David Loye.进化的挑战[M].人类动因对进化的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厉以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EB/OL].中国经济史论坛,2005(3).

[5]赵凌云.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的辉煌与衰落[EB/OL].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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