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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为什么战后日本变成了发达国家而中国没有? 
作者:[钟庆] 来源:[] 2005-10-07

    美国,二战后沦为战败国。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殖民地纷纷独立,积累了几十年的工业不是毁于轰炸就是被战胜国收缴,剩余的军事物资,和正在研制的先进武器,如喷气战斗机、导弹、洲际轰炸机等,从样机、图纸到实验设备等都被美国拆除运走。从明治开始经历了约百年,日本从物质上又回到了原点。

不过,大和战舰虽然沉没,但曾经建造了大和战舰的大量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日本本就一无所有,唯一的资源也就是人,物质财富可以被收缴,但近百年工业化历程积攒的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剥夺的。

战争刚刚结束,政府的经济安定本部(现在经济企画厅的前身)就开始运作,规划和协调未来的发展。飞机工厂改造汽车,造舰厂改造轮船,造瞄准镜的工厂就改造照相机。这是日本战后的再出发。

转型需要时间,国际市场开拓也需要时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在家,会消磨掉技术力,尤其是大工业所必需的组织纪律性。于是政府一声令下,失业工人被组织去种树,演绎日本版的"上山下乡"。今天,日本各地都能看到那高耸入云的水杉,就是当年的杰作。战后日本食品困难,政府集中有限的粮食给学校发放免费午餐,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被称作"团块世代",是日本高度成长期的主力,也是现在日本经济的脊梁。

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忘我劳动,以厂为家,不计报酬,完成了艰难的工业转型。工厂没钱,政府也没钱,只能保障基本的食品配给。但国家生死未卜,怎能计较个人得失?无数人默默的奉献,终于让日本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进入50年代,日本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大量输入原料,工业重新运转起来,原来的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进入60年代,团块世代推动日本进入黄金时代。
日本NHK电视台经常放送当年再出发的节目。前不久放送了丰田再出发的节目,邀请了当年的几位技术人员现场作客,讲述当年如何从造飞机转行造汽车,研制日本战后第一种小汽车--皇冠。他们功成名就后竟不计报酬悄然引退。回忆起当年的创业,白发苍苍的老人热泪盈眶。

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战争废墟。从工业化的人才角度来看,当时的日本已经领先中国近百年。日本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回国的钱学森,也是只读过书,没下过水的(没有参与过实际的工程实践)。现代工业技术几乎为零,按历史最高产值计算的重工业还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知识分子几乎与工业生产不沾边,而是满口的"之乎者也"。祖上留下的土地和资源,人均数量也不见得比日本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一的依靠其实与日本一样,是人,而不是土地和资源。如何造就工业化人口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先的课题。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的中国首先是个学校,目的是改造人。生产,也就是"打工刷盘子挣钱",是从属的,只是为了支持"学业",即为工业化道路奠定人才基础。当然,在这里我无意对毛泽东时代做全面的评价,但是分析当时的经济发展脉络,如果仅仅采用消费品生产作指标,评价结论一定是不得要领,无论评价得高还是低。

工业化首先要进行扫盲初级教育。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读《毛选》,贴大字报,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读"子曰"读了两千多年,绝大多数还是文盲,而读《毛选》只20余年就大部分脱盲了。暂且不论政治运动的出发点如何,单就这一个结果来说,真是奇迹。

中国的工业化是漫漫长路。除了进行基本的识字教育,还要尽快把工业文明之风吹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农业集体化被许多人指责积极性不高,阻碍了农村发展。的确有这方面的影响,但另一面,在新一代人中基本扫除了文盲,农民接触到了现代的农业技术,学到了科学知识。

在工业急剧扩张的过程中,消费品生产停滞,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但更多的人卷入到了工业生产之中,已经熟练的技术工人,已经没有必要积极地重复机器高效率的生产,而是带着更多的学徒,节省下时间,学知识,学文化,进夜校,搞小发明、小革新,或者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无线电技术。可别小看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可是高新技术,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计算机。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获得的知识,比现在拼电脑可多多了。看上世纪60-7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能清晰地体会到这人才的再造。经过这种社会教育,中国完成了中级人才的准备,拥有了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量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

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也是个奇迹。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即使现在的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的技术储备,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国的这些"第一",与世界的先进水准相比是幼稚的,质量和性能上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工业化的后进"学生"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人,是中国的"团块世代", 在孩提时代就感受到了工业文明之风,读书认字时相伴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近乎免费地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还受到了很好的职业培训。这代人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绝对数目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列车的高速前进。

20多年的人才准备之后,中国开始从一所大"学校"向一个工业经济体转变。按照当时的提法,转变的原则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与开放。

改革调动了积极性,开放则如潮水般地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投资者,中国的经济列车骤然加速。大量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几乎一夜之间完成了"三种神器"(日文,即中国的"三大件")的普及,实际生活水平领先名目人均GDP比中国高几倍的国家近20年,人民生活突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

但是,在这场释放工业化能量的划时代大剧中,一些战略设计并没有完全实现。引进外资的初衷是,在引进建设资金的同时,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缩短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以市场换技术"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策略,1992年还为此修改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同样是在1992年,中国大规模降低关税,取消部分进口许可证。

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与美好的初衷发生了偏离。外资是进来了,核心技术却没有换回来,使民族产业提前"入世",大多数企业在技术准备不足的前提下,被迫加入了异常激烈的竞争。

中国著名企业家、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现担任联想控股公司总裁)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说:"中国IT业1992年、1993年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竞争。"

中国以技术力著称的深圳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对"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更是深有感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速度,不断地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一时间合资合作浪潮此起彼伏,而当时中国还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许多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国内工业体制、技术改造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合资合作的结果是让出了大片市场,使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劣势中。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代价太大了!"他认为,技术自立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强。因此,任正非一开始就给华为定下了明确目标:发展民族工业,立足于自己科研开发,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目标是占领中国市场,开拓海外市场,与国外同行抗衡。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一方面,中国国内经济从短缺时代走向过剩时代,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发生调整,跨国公司纷纷将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中国首当其冲。国内企业在更加惨烈的竞争中逐步进入全球生产链的末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竞争的思想的影响,依据中国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低成本情况,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做"世界工厂"的口号。

但是,经济学家们的比较优势理论,尽管指出了中国的优势,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工业如何获得核心竞争力——-技术——的问题,而企业忙于组装和加工,追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道路就更加艰难。

怎么办?自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改革的攻坚战,彻底摆脱旧体制的束缚,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各种彻底改革开放政策纷纷登场。但实际情况是,GDP仍然高速增长,但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提高。

问题出在何处?这要问问我们目前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外国投资者。

日本的低层次家电业最近受到中国企业的严峻挑战,但中国企业的技术却主要来自日本。为什么日本当年会扶植竞争对手呢?我带着这些疑惑询问业内人士,得到的答复是:当年中国已经研制出来了,并开始批量生产,如果不乘早卖技术,晚了就卖不出去了。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中国企业的真实状况是,上不能突破——开发不出先进技术,外国投资者也不转让(早期转让的也都是在本国被淘汰的技术);下面临断裂--大量的劳动力不能向工业化人口迅速转化,大多数只能作简单劳动。此外还要面临其他人口大国的竞争,"比较优势"正受到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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