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成长于上海郊区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得益于政府的扶贫助学政策。在苏州高级中学就读时，写过一篇题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在学校征文竞赛中获三等奖。于1963年从复旦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先是造了“反动路线”的反，继而因反对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头目”；四人帮下台后，得到平反。

　　因人事关系艰难，在当时还不可能“跳槽”，也为了对方外世界看个究竟，找寻“为什么中国人不懒不笨却贫穷落后”的答案，于1986年来到美国。后定居旧金山至今。初时，曾在私立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Francisco)和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修读过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因不喜欢其安排，未完成学位，就辍学自修。

　　最初对美国的社会、企业、学术、教育的印象除了正面的“繁荣舒适”、“舆论自由”、“民主选举”、“公共场所文明礼貌”之外，也有若干负面的：1。基层工作单位内根本无民主。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除了政治运动之外，在业务上提倡群众路线，比美国的企事业单位民主得多。2。学术、教育分工过细，支离破碎。3。充斥媒体的大众文化低级浅薄。

　　于是，在打工谋生之余，闭门读书，涉猎广杂。起初也曾因一时找不到思想出路而彷徨、苦闷过。直到1996年接触了佛学，感到豁然开朗。先是以佛学空观如实地认识了人生，荡涤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郁积于胸多年的怨瞋之气，对长久以来自身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名利思想等自私心理进行了自我批判，接受了南怀瑾先生所提倡的“以出世之胸襟，办入世之事业”的信念，作为今后人生的指导思想。

　　同时，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进一步观察体验，让我又透过其“繁荣”、“自由”、“民主”的表象，看到种种深层的、根本性的问题（见于笔者已发和将发的文章，不再重复）。美国的国际霸权主义、伊拉克战争、富人的霸道等等，尤其令我厌恶。于是笔者立志将佛学心物一元论哲理运用于对中美两国不同社会生活、中西文化对比体验、以及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思考分析，终于逐渐形成了一条从哲学形上学、到一般社会理论、到政治经济学的通贯的独特思路，部分已见诸文字，其余的尚需进一步明晰细致化。

　　作为炎黄子孙，也是世界公民，无论身在何处，信念系于一方：世界的希望在中国。因此，为中国思考也是为世界思考；为世界思考必须为中国思考。

2006年6月19日首发于价值中国网名人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