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即位之后，灭了魏忠贤，整肃朝纲，励精图治，想要重新开启一代盛世。

    然而，崇祯的知识结构显然存在问题。崇祯没有能够准确抓住问题的要害。

    明朝的一切问题都集中在财政上。内部的贪腐、外族的入侵、农民的起义，都是因为财政失衡而引起的。就本质而言，是由于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失衡，导致经济失衡，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衡。

    中国的农业文明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明显变化。随着技术进步，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随着民间信用的迅速发展，明朝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工商业成为重要的价值载体。掌握工商业就能够掌握当时的经济命脉。对于这一点，从严嵩父子到魏忠贤，都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的奸佞，倒是包含了一些历史智慧。遗憾的是，他们将这种对于历史准确的认知，用于了利己的行为。也就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利己的过程直接伤害了明朝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历史有时候惊人的相似。

    遗憾的是，崇祯看不到这一点。在灭了魏忠贤之后，崇祯不知道如何控制工商业。尤其严重的是，崇祯不知道如何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财政收入。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支出的压力极其沉重。崇祯竟然采用了增加农民税负的愚蠢政策。这就使得明王朝进一步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残酷进行社会再分配的工具。结果是经济结构迅速失去平衡。明王朝在内外压力下土崩瓦解。

    崇祯的悲剧，对于其后的中国人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由于历史学家的肤浅，我们始终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明亡的真正原因。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始终不重视制度和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清朝亡于此，民国亡于此。时隔数百年之后，我们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

    走出纵的历史，观察横向的现实世界。崇祯的错误依然随处可见。现代史上，菲律宾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拉美国家是现成的教科书。他们共同的问题都出在财政上。政府不能掌握经济命脉，政府不能从新的经济增长中获得财政收入，政府错误的协助特殊利益集团残酷的掠夺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导致经济结构严重的失衡。其结果，是经济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政治陷入混乱，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是立国的根本。

    任何政府要想稳定政治，必须稳定社会的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要让中坚力量稳定发展，成为社会平衡的基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社会稳定成长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就是通过政府强制再分配的手段，通过对财富的转移支付，培育和扶持中产阶级的生成和发展。崇祯的财政政策，导致中小地主都要破产，农民赤贫，而财富迅速集中于极少数大户手中，政府已经沦为大户的工具，政府最终成为阶级对立的标靶，灭亡是历史必然的结果。菲律宾和拉美国家政府的财政政策与崇祯政府的财政政策具有同质性。他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没有通过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将财富转化成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特别是没有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财富过度集中于特殊利益集团。当阶级矛盾升级为冲突时，财富随着特殊利益集团迅速流失，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停顿。相反，美国的政治家们拥有高度的历史智慧。他们设计和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好地照顾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实现了平衡稳定的增长。由于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均衡发展，美国得以建立强大的国家实力，同时也发展了微观经济的强大竞争力。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也正处于迅速转型之中。在中国的急剧资本化的过程中，国家和国民财富在迅速的货币化，在形式上表达为财富的创造过程（实际上是在创造货币）。中国政府如果能够准确理解这一历史进程，能够制定合理和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合理和有效的分配社会财富，扶持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维持社会经济的基本平衡，维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笔者十分忧虑的是，事情的发展并未如笔者的预期。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事实上在迅速的劣质化。也可以称之为崇祯化、菲律宾化、拉美化。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正在扮演转移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的角色，而支付的对象竟然就是国内外特殊利益集团。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一旦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经济结构的失衡将不可避免，经济体系将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现在发生的事情恰恰就是如此。尤为严重的是，错误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将把政府又一次引入国民的对立面，将迅速消耗政府信用，将导致政治纷争和动乱。

    笔者认为，改革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才是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而且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必须马上遏制各种国有（也是国民所有）资源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大规模流失。必须有效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进行的财富掠夺。必须有序的将国有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生成的财富转移支付给国民。必须扶持而不是扼杀中产阶级的成长。

    笔者注意到，中外经济学家有意误导管理层，将注意力转移到货币政策方面，刻意回避和忽视财政政策。这种放弃战略思考，忽视战略调整，忙于战术应对的管理行为，恰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操纵和控制中国经济提供了方便，而使管理层渐渐失去管理经济的主动权。丧失战略思维和战略主动之后，政府就会出现工具化的倾向。

    笔者希望，管理层能够完成历史的超越，能够创造崭新的历史。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