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没有认识清楚中华文明是什么的时候就要融汇中西了,结果还不是全盘西化,汤一介的这个文章让人警醒;本文原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7期。
一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都使得中国文 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 第一次是始于公元1世纪的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在此后数百年的文化矛盾冲突中,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和吸收。至宋以后,印度佛教文化完全融化在中国文 化之中,并形成了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并未因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变成印度文化,恰恰相反,是印度佛教文化为 中国文化所吸收。 第二次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自此,在中国开始了长达百多年并至今未见分晓 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 “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其中包含着把“古”与“今”对立起来的思想趋向。这种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间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利于文化健康合理发展。我们应该抛弃把“中”与“西”和“今”与“古”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 古今”之争。我国目前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处在如南北朝至隋唐之间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冲击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之时,即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转向本土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进入全面深入地吸 收融合西方文化的阶段。 二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在新世纪,中国哲学应如何发展?这当然是众多中国国哲学工作者十分关心的问题,但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认为,用一句现在时兴的套话,就是“与世界接轨”。现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很可能像唐朝时期出现众多的中国化佛教宗派那样,出现若干中国化的西方哲学流派。我们也许应该在学习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化的存在主义、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构主义、中国化的后现代主 义、中国化的符号学,等等。 现以我前几年提出的“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为例。 我们知道,中国有着比西方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但是中国却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解释哲学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而在西方,主要是由解释《圣经》开始,经过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终于形成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论体系。为什么中国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而没有形成“中国的解释学”。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因为在西方解释学传入中国之前,我们还没有自觉到要对两千多年来中国解释经典的各种方法和理论进行总结,使之成为一种“学”。一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使其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现在西方解释学传到了我国,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参照系,来考虑创建中国解释学了。我们能否建立起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化的解释学”呢?我认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我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解释经典的资源以及对经典解释的独特的方法和理论,如果我们对之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定会得到某些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无疑会对人类 文化,对世界哲学做出重大贡献。 如果中国哲学界真能如此,我想至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在两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不仅是单方面地吸收西方哲学,而同时要使中国哲学加入到西方各派哲学之中。这样可以使西方哲学增加若干中国哲学的资源,丰富西方哲学的视野,并使中国哲学与当今世界哲学的主流接轨。另一方面,在创建中 国的现象学、解释学和周易符号学等过程中,提升中国哲学的内涵,把中国哲学引入到关注世界哲学发展的主流之中。同时,我们也要发展不同派别的现代新儒学,或者创建现代新道家。但是,无论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道家,都必定是经过西方哲学洗礼的现代中国哲 学。 中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它的哲学不会因为受到当前的西方强势哲学而失去自我,它的生命力应体现在大力吸收与融合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来 壮大自己这一过程之中。 三 要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也许应把握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我们应该看到中西两种文化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同”之处,而且即使所谓“相异”也可以在对话与商谈中得以调和,做到“和而不同”。二是任何文化都会因其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甚至某些偶然的原因而有其优长处,也有其短缺处。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地解决所有民族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它可以解决人类存在的一切问题。事实上,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着。中国哲学因吸收了西方哲学,而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弗朗索瓦·于连、恩巴托·艾柯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同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要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中国哲学正处在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汇的转型期,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方哲学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儒学,或 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等等。 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必将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反本”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即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回顾两千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哲学源头。我们对自己哲学的来源了解得越深入,就越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反本”和“开新”不能分割,只有深入发掘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予新的哲学解释,才可以使传统哲学的 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 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民族复兴的前夜,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创建出新时代的新的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