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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渊清:诸子出于王官 
作者:[朱渊清] 来源:[作者惠寄] 2005-10-03

有必要对包括法家在内的战国诸子百家先有个大致的了解。

所谓"诸子百家","子"是对学者和老师的尊称,春秋战国时期如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名家的公孙龙子,法家的韩非子等诸多的学者和老师就称为"诸子"。现在"诸子"这一概念具有不同思想流派的含义。"百家"是指诸子的不同学派,来源于其各自不同的学术渊源。汉代人总结百家学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以为主要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刘歆、班固则以为共有儒、道、名、墨、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九流十家。


诸子百家之学出自王官(王朝的官府)。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掌户籍和授田),道家出于史官(掌记录史事和保管档案),名家出于礼官(掌仪节),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掌守宗庙),法家出于理官(掌刑狱),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掌观象授时),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掌使节往来),杂家出于议官(掌谏议),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掌农事),小说家出于稗官(一种小官)。这样一种说法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各种知识最初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职业内部传承。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周王室的王官纷纷逃散。《论语》就记载了当时的周王室的乐官集体大逃亡的事: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干逃到楚国,"三饭"缭逃到蔡国,"四饭"缺逃到秦国,打鼓的方叔逃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逃到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则一直逃亡到海边。

身为没落贵族,受过良好礼乐教育的孔子对当时的社会深感不满,而一往情深于"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盛世,他的梦想是克己复礼,恢复西周礼乐盛世。他为推行其政治理想而四处奔走,并积极参政,但现实情形是孔子的政治才华得不到长足的伸展。为了理想中的礼乐社会的实现,孔子大胆打破陈规,开创私学,有教无类,培养任何一个愿意学习的人,以开启民智,使更多的人能致力于其理想中的社会。孔子开办私学,从而开创了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孔子之后,原来有各门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纷纷办学授徒。于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百家成为那个战乱频频的时代最亮丽的风景。

 

儒本是专门从事仪礼职业的人。孔子开创私学,才有了儒家。孔子教育学生各种知识,并且尤其重视品德的修养。孔子作为一个学者,整理了古老的典籍,孔子用作教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后世奉为六经。孔子学生众多,不少学生从政。孔子的私学教育使传统的知识得以摆脱王官垄断,真正走向整个社会,而成为公众的文化。

孔子创立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所谓礼是指周公制定的周礼,这是西周君主等级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和体制,是君主和臣民共同遵守的原则。孔子认为只有恢复西周礼治才是"礼崩乐坏"社会的出路。而要复礼必须使之具有真情实感,仁是孔子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仁者爱人",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主臣民以此治国待人,如此才有可能恢复西周礼治盛世。孔子相信天命,但"不语怪、力、乱、神",表现了儒者的理性。孔子"述而不作",他的言行依靠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的《论语》而行世。

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后有很大发展。孔子的学说经过子思子而传到孟子。孟子名轲,邹人。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不然就会丧失。孟子的思想代表了儒家向内反省、探究心性的努力,这一路思想在《中庸》中有集中的反映。义是孟子在利益纷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概念。孟子讲大义凛然、倡浩然正气,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置生死于度外,誓作社会终极良心的脊梁精神有很大影响。孟子提倡仁政、王道,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记录孟子言行的《孟子》一书北宋以后成为儒家的"十三经"之一,孟子也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

荀子是先秦又一大儒家。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年赵人。荀子主张性恶。他认为天没有意志,并不能影响人的吉凶祸福。荀子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认为学习《诗》、《书》的目的在于"隆礼",治国的根本即在于礼义教化的王道。但他也认为应王霸并用、礼法并重。荀子的思想对主张"严刑峻法"治国的法家影响很大。《荀子》以及《易传》、《大学》,代表了儒家思想中向外治国平天下的一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立于官学,成为士人必读的五经;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从此以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儒家思想维系了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一种独裁思想、专制文化。

道家思想同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家出于史官,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就是"周守藏室之史"。老子其人及其年代,司马迁已不能述说清楚。很可能就是孔子曾从之问礼的老聃(姓李名耳)。近年随着郭店楚简的整理公布,《老子》一书晚出之说已经不攻自破。

道家思想中最根本的概念是《老子》(也称《道德经》)中的"道"。所谓道,首先是实存意义上的"道",它是先天地生为天地母的混成之物;但无形无体,故不可名;道之存在变动不居。道之变动产生了天地万物,道创生万物,同时内附万物;"无"和"有"指称道,表现了道生成万物的过程。其次,道可以指规律性。"反者道之动",自然万物无不顺应"反"这样一个规律,事物都向相反方向运动,而事物的运动总要回返其原始状态。事物对立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万物循环运动,所谓"周行而不殆"。最后,形上之"道"落实于现实生活,道也是生活的准则。作为生活经验的道也称为"德"。老子所倡导的自然无为、致虚守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知雄守雌、柔弱、不争、居下、取后、慈、俭、朴等都是生活经验中"道"("德")所表现的基本特性和精神。

老子的哲学思想与其现实的政治智慧密切相连。老子的以柔克刚、功成不居、不争善胜都是关于社会生活现实的策略,在政治上,老子反对法治、礼治,反对有为、尚贤,反对战争,反对大国兼并天下,主张无为,他理想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
 
老子之后的道家学者有杨朱、田骈、慎到、宋研、尹文等。杨朱"为我",发挥了贵身防患思想。田骈、慎到发挥了"无私"、"勿矜"思想。宋研、尹文发挥了知足反战思想,此外还有关尹、列子,关尹贵清、列子贵虚,也是道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另一个道家宗师是庄子。庄子名周,宋国蒙人。其思想大致可以从《庄子》中探寻。庄子也讲道,但具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庄子以为道是"通天下一气耳";道不是外在于万物的"造物者",而内在于一切万物;道"无所不在"。庄子为道无始终而无有生死;事物时时变化,而虚满、生死只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庄子强调变化绝对,从而发展出一套相对主义理论,以为美丑、大小、是非、彼此都没有差别,"万物齐一"。庄子认为自然是美好的,而一切人为都是不好的;庄子主张绝对的精神自由,"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强调"无己"、"无名"、"无功",以为"坐忘"万物,顺乎"事之变,命之行",摒弃智慧和认识才能达成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的人生态度是虚无主义的、悲观厌世的,他反对"仁义"和"法治"的治国方略。 在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实在起到了对儒家思想的反补、调节的重要作用。
 
墨家主要由教师、工匠和士兵等从业者组成,掌握并重视实用技术。 墨子名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出生贫寒,生活俭朴。墨翟的学生和信奉者也同样都是一些苦行者,他们吃藜藿之羹,穿短褐之衣。这些称为墨者的信徒组织成一个有严密组织性的集团,奉其最高领袖为钜子,听从钜子的指挥,并有组织内部的法令。墨者提倡"非攻",常常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弱小国家修筑城防,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积极参加防御战。

《墨子》是一部墨家的文集,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其中。墨家政治上主张尚贤(选拔贤人管理政治)、尚同(统一"法仪")、非攻、兼爱("兼相爱,交相利"),倡导人人出力的平等社会。在文化上,墨家讲节用、节葬、非乐,墨家以其反儒家的鲜明特色而成为与早期儒家并称的显学。在思想上,墨家源于巫祝(出于"清庙之守"),有浓厚的宗教倾向,主张顺从"天志",信奉鬼神("明鬼");但同时墨家反对"天命"("非命")。后期墨家重视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形成了朴素的自然观和理性的认识论。

战国时期,法家主张法治,讲究耕战,致力于提高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强化统治,以图对敌国战争的胜利,这种强权思想切合战时经济和政治,对战国争雄有实用,所以法家成为战国诸子中很重要的一家。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卫公同族,也称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他提出了"治"、"富"、"强"、"王"的治国目标,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主持秦的变法。

商鞅前后二次在秦变法,其主要内容有:重刑量罪,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开阡陌封疆",普及县制,迁都咸阳,统一度量衡,开始按户征收军赋,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等等。其结果是秦国迅速强盛起来。商鞅因为变法而得罪了旧贵族,所以秦孝公死后不久就被杀并处车裂。

商鞅属法家中任法一派,法家另外还有申不害的用术派和慎到的重势派。法家到了韩非子时代而有了大发展,韩非子对法家的法、术、势三派取长补短,结合使用,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用"法术之士",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文化上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最终使秦并吞六国,并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对传统中国影响至大,所谓"儒外法内"即是专制主义主义中央集权的传统中国倚重法家思想治国的写实。

除了儒、道、墨、法家之外,名家重视名实之辩,代表人物如提出"白马非马"论题的公孙龙子,如常与庄子论辩的惠施等;农家出于农稷之官,但战国时的农家其实是主张发展农业治理国家的重农主义者;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实际是战国时战争外交的产物,苏秦、张仪等合纵连衡,在群国纷争的局势下,推行自己的外交策略并以此从政。

实际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说的九流十家只是战国时各种学说的代表,诸子略的九流十家或者可以说还是偏重于与制度相关的思想知识,而《汉书·艺文志》所记的数术略、方技略则相对来说是关于实用的知识。有关传统文化的实用知识,汉以后绝少纪录传承。如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还保护各种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的话;那么,历代儒学专制思想文化,才真正酿成了制度文化畸形发育,而实用文化压制萎缩的严重恶果。而我们关于战国秦汉的实用知识,实在也知之甚少,要不是这些年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产书、导引图、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中发现)等等,我们对古代伟大的实用技艺知识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的那张书目单上。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些兵书著作的主体是53家兵家,根据《汉志》,兵家出于古司马之职。实际上,兵者,国之大事。春秋战国,战争是国家政治的最重要部分,似乎还没有可以完全独立出来的所谓兵家。但兵书是各家对于战争这一"国之大事"的策略思想,并且这些策略思想都是建筑于各自阴阳术数的实用技艺基础之上的。因此,笔者理解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这一部分知识,是汉人归类的春秋战国各家在战争这一其时最重要问题上的政治制度思想与实用技艺的综合知识。

春秋战国时战争不断,涌现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军事家,这些军事家有兵书传世。归于春秋末齐国孙武的《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举世闻名。孙武将"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提出"知己知彼"、"致人而不致于人"、"我专而敌分"、"因敌而制胜"等军事思想。其后人孙膑《孙膑兵法》,在《孙子兵法》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了战争经验,提出了新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此外,如《尉缭子》、《六韬》等也是重要的兵书著作。

身处战乱的诸子百家很自然地都特别重视国家政治问题的思考,并且一切形而上的思辨可以说都与高度发达的政治智慧相关,由此而形成的形上的概念直接作用于各种理论和实用的经验之中。这一点常常为谈论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人所忽视,但实际上这一点却是特别的重要。"礼崩乐坏" 乱世之际,作为周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对诸侯国的约束力,各诸侯国为图王霸称雄而革新变法,对于诸子百家关于国家政治的思想特别重视;因此诸子百家各种学说可以说备受君王重视。诸子百家以此而兴。

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的革新变法自齐桓公、管仲起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从未停止。齐桓公小白"设庭燎","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并设"啧室之议",鼓励士人畅所欲言、喧哗争论(啧,大呼、喧哗),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战国时田齐桓公午更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稷下学士复盛",齐国也因此步入最强盛时期。
 
稷下学宫最能反映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中的学者儒、道、名、墨、法各家都有,著名的学者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接子、田巴、鲁仲连、慎到、宋研、环渊,晚期最著名的是曾三为祭酒的荀子。实际上,稷下学者在互相探讨争论中,都吸收、融合了其他学派的学说,后来的学者往往综合了此前各家学说。稷下学术自由而昌盛。

秦始皇焚书坑儒,结束了战国学术自由、文化昌盛的大好局面。 秦始皇在民间焚《诗》、《书》、百家语(博士职掌的这些书籍还是被保留的),其实质就是禁绝私学,回到学在王官的旧时代。"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儒、道、名、墨等诸家学说在民间被禁,唯法令可学,鼓励向"吏"学习各种法令。

(摘自《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一书, 朱渊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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