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至4月，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单位挖掘清理了东海县尹湾村6座汉墓。其中6号墓出土了木牍23枚，竹简133枚。这批简牍的内容十分丰富，大部分为汉成帝永始四年东海郡文书档案，对研究汉代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统计制度有重要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
出土木牍长23cm，宽6—9cm，厚0.3—0.6em，按其木牍原意分别为“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礼钱簿”、“六甲阴阳书”、“历谱”、木褐以及竹简。基中较有价值的为前6种文书档案。笔者参照这几枚木牍的图版和有关文章，试分析如下：
1.集簿(综合统计报表)。该木牍正面上方书“集簿”二字。正面12行，背面10行，均为草书，每行一条内容，主要为：1.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及官吏数目；2.人口、性别、年龄情况；3.田地面积增减情况；4。经费及粮食收支情况。全文如下：
县邑侯国三十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
乡百七十口百六，里二千五百三十四……
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三十四，人四百八，如前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
县三老三十八人，乡三老百七十人……
吏员二千二百三人，大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十人，啬夫一人，凡二十七人。
都尉一人，丞一人，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五人，凡十二人
令七人，长十五人，相十八人，丞四十四人，尉四十三人，有秩三十人，斗食五百一人，佐使亭长千一百八十二人，凡千八百四十人
侯家丞十八人……
户二十六万六千二百九十， 多前二千六百二十九……
口百三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三， 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
提封五十一万……如前
口国邑居园田……
种宿麦……
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
年八十以上……六岁以下……
年九十以上……年七十以上，受杖……凡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
春种树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四亩，多前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亩
以春令成户七千三十九，口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口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奇
一岁诸钱入二万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
一岁诸钱出一万万四千五百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一
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三十七石二斗二升少口升。
出四十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口口升。
此枚木牍称“集簿”，应为综合汇总表册之意。秦汉有上计制度，即郡、国的行政长官向朝廷报告一年本行政区域的管理情况，并以此考核官吏的政绩，决定其奖罚。《续汉书·百官志》补注胡广《汉官解诂》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之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团，收主者掾吏，关白太守，使取法承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敕，为民除害也。”另外，《续汉书》对郡太守之职提出：“岁尽，遣吏上计”，而对郡所属县令、长则要求“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形成了由县一郡一朝廷的上报制度。
东海郡的“集簿”是该郡在县呈报上来的情况的综合统计，即上报朝廷的统计报表，并应该是其底稿或副本，这主要从以下两点确定。一、字迹潦草，不应为上报正本；二、正反两面书写。到目前为止，我国出土简牍正、背面书写的一般为题名，即篇目；简的顺序号；备查之收条；还有一部分为练字简。正式的上行文未见两面收写的，笔者查阅了《居延汉简》和《居延新简》各隧长上报甲渠候官的呈文，除各郡、隧长自存底簿外，未有此现象。
2.海郡属县乡吏员簿。该木牍右侧原来有标题，但笔迹脱落无法辨识，正反两面均用隶体工整书写。共47行，4000余字。从内容分析，是东海郡职官统计表。记载了东海郡太守府长吏和属吏的名称及员数；都尉府长吏和属吏的名称、员数；20个县、邑长吏和少吏名称及员数；18个候国长吏的名称及员数；盐官和铁官的长吏和少吏的名称及员数。以太守府为例：
太守吏员二十七人；太守一人，秩口口口口，大守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九人，用算佐一人，小府啬一人，凡二七人。
通过这种分项统计，东海郡共计“吏员二千二百二人”。应当说这是一份珍贵的汉代地方行政机关人员统计报表，虽然缺乏如太守府、都尉府以及县、邑、候国务吏员职务的纵向统计合计，但其木牍统计指标项目清楚，统计数字比较准确，标志着我国汉代的统计制度已经比较完善。
3.东海郡吏员迁除簿。即官员升迁任命册。此类木牍共两枚，是记载郡属县、候国、都官长吏的提升和任命者的名册。县吏中含令、长、丞、左尉、右尉；候国吏含相、丞、家丞；都官吏含盐官和铁官的长、丞、别治丞，共108人。
(1)以功迁者。“以功迁”或“以功次迁”意思相同，有些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以资历而晋升。在迁除簿中，以功迁者66人，以功次迁者6人。如：
阴平尉山阳郡毛云故有秩以功迁；
客丘丞琅邪郡即来关常故候行人以功迁；
建阳相山阳郡邛成唐汤故郎狱丞以功迁。
汉代的“功劳”是以任职时间为基础，根据工作或业绩的好坏以计量统计，如居延汉简中曾有“候长、候史日迹及将军吏二日皆当三日”，即在边陲巡视边界的官兵计算功劳可以优待。另外，居延汉简中还有记载官吏功劳的档案，如“故甲渠候官第十八隧长公乘张护始建国口年功劳案”、“居延甲渠候史公乘贾通五凤四年功劳案”或“功劳墨将名籍”、“吏赐劳簿”。笔者相信，东海郡太守府当时一定保存着这些吏员的人事档案，只是未留存下来罢了。
(2)以“秀”、“廉”、“孝”、“方正”除。共21人。“秀”即秀才和优秀；“廉”指廉洁奉公；“孝”指孝道，孝廉；“方iE"指贤良正直。如：
戚令丹杨郡句客口道故杨州刺史从事史以秀材 (才)迁；
……故博阳令以秀材(才)迁；费长山阳郡都关孙敞故广邑长以廉迁；
口沂右尉定陶国定陶魏口故孝者以孝廉迁；
临沂长鲁国鲁丁武故相守史以举方正除。
(3)以捕盗成绩优异而任命官。这类官员有10人如：
开阳右尉琅琊郡柜王蒙故游徼以捕群盗尤异除；
山乡丞鲁国鲁旦恭故亭长以捕格不道者除。
(4)以请诏除。即以请示皇帝下诏书而命官，共52人。如：
口乡相陈留郡陈留李临故侍郎以请诏除；
东安相河南密故郎中骑以请诏除。
《迁除簿》仍为统计报告之底稿，即东海郡上报朝廷的“干部任职情况报表”的底稿或副本。
4.第5号木牍。该木牍上端原来有题名，但因残缺，只剩下两个字的残笔，根据内容，有学者拟为“东海郡吏员考绩簿”和“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名籍”。该木牍正反两面有字，木牍内容比较明确，为东海郡现任掾史93人的设置情况。比较费解的是正面木牍的内容。即年内有52名吏员因“输钱都内”(亲送钱入大司农属之都内，9人)、繇(运送罚民戍边，13人)、告(休假，6人)、宁、(奔丧，6人)、缺(死亡、免官，10人)、劾(弹劾，2人)，以及未赴任官员6人等7种情况。笔者认为这份档案的内容似乎与“考绩”或“在署不在署”无太大关系。作为考绩，与其前述7种情况并不完全符合，作为在署或不在署，其余在署之官员未报在署；不在署的吏员大部分只是暂时不在署，似无汇总之必要，查居延汉简中有“吏未到名籍”与之又不相符，另外汉代上计制度中未发现此种上报内容，笔者推测，这只是一份一年中吏员出差、休假、奔丧、死亡、免官、弹劾及未上任吏员的情况综合，由郡太守或墓主个人汇总备存的文件，与上计之“集簿”、“东海郡属县乡吏员簿”、“东海郡吏员迁除簿”不同。
5.武库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兵车器簿。正反两面书写了东海郡武器库保存的乘舆车器和库兵、车器两大部分，木牍正面6行，反面5行，记载了兵车器的名称和数量，共240种，23153794件。有相当一部分武器的名称从未见过，该份档案为人们提供了汉代丰富的武器和车种。
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至今发现最早的郡级行政机关的文书档案，对研究汉代的统计制度、公文形式、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官员的任免、考核等提供了最原始的纪录，一方面印证了汉代史籍记载的准确性，一方面又填补了史料和史实不足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历来对汉代上计内容均以《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胡广《汉宫解诂》所述内容为依据，而从东海郡上计内容和上计项目分析，汉代的统计制度比较完善，其统计内容比较全面，基本反映了地方行政区域内的基本情况。再如从档案中发现，东海郡县级以上长吏无一是本郡人，即采用了回避制，虽然未见汉代诏书律令对此方面的规定，但档案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档案学的角度看，尹湾简牍填补了我国汉代档案，特别是地方档案之不足。我国现存秦汉官府档案数量不多，除秦睡虎地秦简和汉代居延出土的档案以外，这次出土的东海郡档案，对汉代文书档案的归档、保管和利用等无疑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
另外，为什么东海郡官府档案会出现在墓主的随葬品中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6号墓出土的木褐得知，墓主名师饶，在东海郡分别任过卒史、五官掾、功曹史。据《汉官仪》载：“督邮、功曹，郡之极位”，其职责，《百官志》注：“主选署功劳”，从简牍大部分是吏员 档案这一点看，说明师饶承担主管属吏员考核和升迁的重要职务。吏员档案由功曹管理也为事实，个人管理和个人处置档案似乎也为常事，不然不会出现后人将其公文底稿放入墓中陪葬，并向阴间表示墓主之身份的现象。
书佐是汉代官府中的文秘人员，大凡从事文件的起草、收发和文书档案的管理，《史记》和居延汉简中常见。从统计中得知，太守府共有吏员27人，其中书佐9人；都尉府吏员12人，其中书佐4人。由此可见，太守府和都尉府作为郡一级的行政、军事管理机关，其公文数量是相当大的，因此文秘人员相对比较多，在机构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集簿”中，东海郡上报太守府“书佐十人”，而“吏员簿”为“书佐九人、用算佐一人”；都尉府书佐5人，其中用算佐1人。“用算”为计算统计之意，可见文书档案工作的具体细化，即文档工作与统计或会计工作已开始分离，更为专职。
总之，尹湾汉墓东海郡文书档案一方面为汉代地方行政管理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同时也为研究汉代地方行政机关公文及档案管理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值得档案界认真关注并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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