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有一批知名的学者,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口号,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从事政治与文化活动,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影响,被称为“国粹派”。 国粹派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国学保存会;有专门的学术阵地:《国粹学报》;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惠福里;有比较周密的管理制度,如财务报告制度;有专门的藏书楼: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面辰字24号;还曾经组织编写《国学教科书》、《各省乡土教科书》,刊刻《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办国粹学堂、图书馆,等等,可以说是有声有色,颇为热闹。它是一个组织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学术流派。 国粹派的行政首脑是邓实,文字主帅是刘师培,精神领袖是章太炎。其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黄节、陈去病、马叙伦、陆绍明、柳亚子等,后来王国维也曾经积极为《国粹学报》撰写稿件。
邓实(1877-1948),字秋枚,广东顺德人。近代知名诗人邓方(秋门)的兄长,著名学者黄节的同学。主要著作有《史学通论》、《政治通论》、《民史总叙》、《古学复兴论》、《国学讲习记》、《国学真论》、《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等。 邓实出生在上海,早年就想着靠学问来报效国家。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学问走出书斋,对国家和社会发挥实际效用。为此,他曾经创办过一个叫做“湖海有用文会”的组织,专门“讲求有用之文”。 要想使学问对国家有用,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所以,邓实早年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外国书,在父亲教导下,每日抄写。抄书的过程中,他渐渐懂了一个道理:要想革除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弊病,就必须“大采西政西艺之良者”,仅仅修修补补,是不行的。但是,他又发现,尽管西方国家目前非常强盛,但也存在许多毛病。所以,在采用西方列国“富强”之术、"与天下人士共奋于新政新艺之理"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本国传统,并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15世纪是欧洲古学复兴之世,20世纪则是亚洲古学复兴之世。西学入华,使很多人感到吃惊,实际上西学与我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大都相符。所以,"中法"和"西法"无所谓中西,无所谓新旧,只有把古今中外的制度学问“会而通之”,才能算得上是“通人”。 为实现自己沟通新旧中西、对国家有所实际贡献的志愿,邓实主办了两个杂志。1902年2月,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1905年2月,又创办《国粹学报》,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报。 邓实说,他办《政艺通报》的目的,是输入欧洲的新知识,用来了解当时的外部世界,以博通中外政治、艺学,专门发明东西方政治大家、科学大家最新绝精的学理;办《国粹学报》,则是为了发挥国学,以便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两个刊物加在一起,则是为了包罗古今,造成对国家有用的实际学问,以普及国学,表扬国光,感发人们的爱国心。历史学家顾颉刚15岁的时候读到《国粹学报》,曾经被深深吸引,从此思想发生变化,足见国粹派在当时的影响。 邓实在编杂志、写文章的同时,做了许多行政管理和学术组织工作。为开办国学保存会,他带头捐出开办费三百元,还捐出藏书三千册,各种杂志一千册。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开办伊始,就收集了五六万卷藏书,基本上都是邓实、黄节、刘师培三人捐献的。
邓实还筹备了每月的国学讲习会,聘请刘师培等人为讲师,并计划把讲稿编为《国学讲义录》,每月出一册,用三年时间完成。 国学保存会积极做国学普及工作,编写国学教科书,列入计划,予以推行。编写工作由刘师培任总编辑,邓实任总参校。他们认为,编写新式国学教科书是普及国学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学堂应运而生,需要大量的教科书,而社会上流行的国学教科书,不是译自日本,就是草率陋劣,没有应用价值。国学保存会既然以保存国学为己任,就不能听任“五千余年光明俊伟之学术”如此废弃下去。所以,他们计划按照新式学堂的章程,用两年时间,重新编写五种国学教科书,把我国五千年学术中精要重大的内容,皆融会在教科书之中。少年儿童学习了这些教科书,就能对国学有一个基本了解,然后再去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才能成就大事业。教科书出版后,公私学校,无不采用,当做课本,清政府的学部也予以承认,并夸赞教科书宗旨纯正,文理明通。刘师培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被学者赞誉为“中国史书中空前之著述”。 国粹派的基本理念 第一,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晚清革命派的主导思想,也是晚清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感慨地说:"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在此之前,《浙江潮》杂志上有篇《民族主义论》的文章,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民族主义是作为一种救国救亡理论提出来的。 民族主义的含义之一,是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建立汉族人的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甚至提出,"满洲人"根本就不属于"中国人种",而是西伯利亚人种中的蒙古人,要求"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则大声疾呼:"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柳亚子也说:"那异族胡儿妄自称尊的,定要把他一举扫荡。" 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比较清醒。1906年,他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便要排斥";"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也是构成这种思潮的主要来源,为民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主张民权,反对专制。 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与民权思想相辅相成。晚清时期,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又译为《社会契约论》)风走一时。卢梭这本书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中心理念,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系,对国粹派产生很大影响。刘师培在1903年夏天,利用闲暇,历时月余,以读书笺记形式撰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搜罗"上古"至"近世"的中国旧书,找出里面有关民约的言论,加上案语,与卢梭的著作相印证,表示:卢梭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圣贤那里也是存在的。 从民权的立场出发,国粹派对封建专制给予激烈抨击。《中国民约精义》就说:"文明之国,有君叛民,无民叛君。叛民之罪,是为大逆。""立国之公理,当以少数服从于多数,不可使多数服从于少数。" 第三,历史进化论和社会学。 国粹派人士都广泛阅读过欧美与日本的社会科学书籍译本,尤其以进化论方面的著作为多,所以与同时期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在著作中处处闪烁着进化论思想。刘师培作过两首诗,就题为《读<天演论>》。
1906年,章太炎作《俱分进化论》,对达尔文、斯宾塞尔的进化论观点提出修正,认为善进化,恶也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所以人类社会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实际上是进化论思想的深化。章太炎还在1902年翻译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成本著作。当时,许多社会学概念和方法大量出现在国粹派的著作中。 第四,古文经学。 国粹派一般都信奉古文经学。刘师培与章太炎相交,有"二叔"之名,文章风格不同,但治经均尊古文学,力排今文学,相对地贬低孔子,认为六经皆史,即把历史看作是学术的核心(我称之为史学中心论)。章太炎曾说:"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 第五,国学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国粹派的学者们认为,学问与国家密不可分。学问如果"亡"了,国家就会随之灭亡。所以,要想保住国家,就应该保住国家所特有的学问。不爱自己国家的固有学问,就是不爱国。他们提倡国学,实际上就是提倡爱国。章太炎说:"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他还说,要消灭一个国家,就必须先消灭那个国家的史书。有史书在,国家就不会亡。
国粹派的文字主将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他1902年认识了革命党人林白水,后来又相继认识了章炳麟、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谢无量等人,立即投身于"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革命洪流,开始大量撰写文章,口诛笔伐,锐利无前。 1903年8月,他署名"无畏",发表了一篇《黄帝纪年说》,提出废除以帝王纪年的方式,采用以黄帝纪年。 晚清学者共提出过四种历史纪年法:康有为主张孔子纪年法,章太炎主张西周共和纪年法,高梦旦主张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刘师培主张黄帝纪年法。刘师培的主张反映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见解。 他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用黄帝纪年,可以激发汉族人的生存竞争意识,促进国家复兴。事实上,黄帝纪年并不科学。所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很快改用阳历。但是,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说在当时对打破传统的帝王纪年法、冲破专制网罗、向科学纪年法过渡,还是做出了贡献的。 这年,刘师培还撰写了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攘书》,署名"光汉子",借着历史宣传革命,被誉为"空前杰作"。当时有人作诗说:"此书即麟经,读之当奋起。"还有人说,读了这书,再不相信梁启超的改良主张了。 以后,刘师培担任了蔡元培在上海主持的《警钟日报》主笔,与陶成章、高旭、陈去病、陈独秀、邹容等人进行革命活动,出版了《中国民约精义》等著作,被人称为东亚的卢梭。当时他非常激进,自称是"激烈派第一人"。他说"激烈"有三大好处:一是无所顾忌,二是敢于破坏,三是鼓动人民。著书、出版、演说,宗旨也要激烈。"要著书莫要怕杀头,这种激烈派的人,就都是不怕杀头的人。" 国学保存会成立后,刘师培成为《国粹学报》最重要的撰稿人,发表了大量论著。不论是逃避清廷追捕,还是流亡日本,他都没有忘记给学报写文章。仅在1905年一年,年仅22岁的刘师培就写了《读左札记》、《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国民族志》、《古政原始论》、《文说》、《理学字义通释》、《论文杂记》、《小学发微》、《读书随笔》、《古学起源论》、《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等大量文稿,还有许多诗作、传记、随笔,等等。1937年,著名学者钱玄同整理完成刘师培的著作,题为《刘申书先生遗书》,虽不完备,却已达74册之多。 1907年,刘师培到了日本,任《民报》编辑,并加入同盟会,与张继等人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与妻子何震创办《天义》报和《衡报》,结识了幸德秋水等日本友人,宣传无政府主义。当时他在《民报》发表了一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章太炎阅后说,这篇文章就是康圣人也无法反驳,梁启超更不必提了。但不久,这位"不怕杀头的人"就和章太炎闹了别扭,又带头反对孙中山,背叛革命,投靠了曾经要努力推翻的满清政府,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少年时期就泛览典文,左右采获。中年以后,注重超越书本限制,进行深入思考,自称所作《齐物论始》、《文始》等著作全都一字千金,价值非凡。他原本喜欢经史著作,不喜欢空头理论和佛典。30岁时,遇到了学者宋恕,才开始攻读佛经。甲午海战,中国失败,他非常悲愤,又读了一些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书,思想受到震动,开始产生了驱逐满人、进行革命的念头。当时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叛逆,但他不为所动,抱定信念,勇往直前,终于成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家。 章太炎坚决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政治主张,认为改良不行,应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为此,他在《苏报》发表了一篇震惊全国的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义正词严地批驳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名道性地骂光绪皇帝是"小丑"。尔后,又给邹容的《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继续宣传革命主张。紧接着,"苏报案"发生,被投入牢狱。1906年出监狱后,他又来到日本,受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热烈欢迎,立即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革命派机关报《民报》的主编。 在革命阵营中,章太炎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胡适甚至说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当时,许多人都信服康有为的改良主张,而康有为的主张以深厚的学问做基础,又有大才子梁启超做帮手,所以批驳起来很不容易。有能力打破康有为学问体系的革命家,就是章太炎,他本人也认为只有康有为才是他的对手。在经学上,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大师,他是古文经学大师。但是,他在研究经学的同时,比康有为更重视史学,并且借着清朝初年黄宗羲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对康有为发起进攻,很快就在舆论上夺回了许多被康梁占据的地盘。 历史既是章太炎阐述革命主张的工具,又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日本,他没有忘记研究和讲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开设了国学讲习会,为青年留学生们讲述古文字学和历史,宣传自己的学术见解。先后听讲的中日学生有一百多人,其中就有鲁迅、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许寿裳等后来著名的人士。他说:"若能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想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章太炎早年也曾经和梁启超一样,批判封建旧史学,但态度始终不像梁启超那样激烈。他曾经试图写一部新型的中国通史,并制订出了条例,以便打破成规,融化“哲理”,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克服旧史缺乏理论原理的弊病,把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概括出来,通过实践,来实现自己的新史学思想。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中国通史并没有写出来。后来,他对单线绝对的进化论产生许多不满,写了《四惑论》(1908)等文章,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也愈来愈缓和,对新史学运动则尽力回避。民国后,反对疑古,最终回归了传统史学。 晚年,章太炎在一次演讲中说,“求是”不见得可以“致用”,“致用”不见得能够“求是”,搞学问则应该把“求是”与“致用”结合起来。要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考辨“古史”、“古文字学”,却不问时事,那是非常有害的。要“致用”,就必须学习历史。他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是这个国家的家谱,记载着已往的事实,这事实就是历史。假如国家的历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个民族的爱国心一定衰落了。事实是错综的、繁复的,无一定规律。历史则归纳种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读者得知国家强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这都是人类处世所不可须臾离开的。明白了历史的演进,根据它去致用,就会无往而不利。 章太炎强烈呼吁年轻人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主要应该自学,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讲授上。他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著作,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把一部历史书分析得如何好,也不能代替人们去读原著。而且,写“史学通论”的那些人,未必读过多少历史书,又怎么会对读者有帮助呢?所以,历史老师只须讲史学条例和学生读不懂的地方,能读懂的,统统应该让学生自己去自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