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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勒:纳粹党的经济主张和思想 
作者:[谬勒] 来源:[] 2005-09-28

    1931年以前,纳粹党从未正式公布一个经济纲领。有关经济方面的要求和主张,只是在其《25点纲领》中提过,主要有:

第11点:“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

第12点:“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

第13点:“我们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

第14点:“我们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

第16点:“我们要求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者,要求在国家和各邦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者”。

第17点:“我们要求实现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

第18点:“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

这些主张和要求具有反垄断资本和反大地主的色彩,但又保存私有制度,属于较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主要由戈特弗里德·弗德尔和当时的党主席安东·德雷克斯勒共同起草。

戈·弗德尔被认为是纳粹党的“经济理论家”。他鼓吹废除“利息奴役制”强调区分所谓“雅利安的”、“创造性的”工业资本(再生资本)与“犹太的”、“食利性的”商业金融资本(掠夺资本),主张依靠“国家的权威”,成立所谓建设经济银行,发行国家证券,力公共项目投资筹集资金,并提出摆脱金本位制,由国家决定流通资金数额。弗德尔的反犹倾向符合希特勒的观点。上面所说的他的这类主张,在希特勒执政后符合纳粹德国为大规模扩军筹集资金的需要,因而他曾被希特勒器重,并于1933年6 月出任经济部国务秘书(即副部长)。但在总体上来,弗弗德尔那种体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正是希特勒所要摒弃的。希特勒曾直截了当地说过:”“我的经济理论家诸如戈.弗德尔等人发表的意见并非一定就是我们的意见。”

希特勒虽然1928年曾宣布纳粹党的25点纲领“不得更改”,但他压根儿没有打算真的去实行这些要求和主张。1930年10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在格·施特拉瑟和弗德尔的策划下,纳粹党议员曾在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把利率限制为4%,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财产,将大银行收归国有。希特勒马上进行干预,强迫他们撤回这项提案。当共产党议员重新提出纳粹党这项提案时,希特勒下令纳粹党议员投反对票。事实上,希特勒执政之后,纳粹党内以冲锋队为代表的“第二次革命”的浪潮,所提出的也正是25点纲领中的这一类主张和要求。希特勒在1934年6 月清洗了冲锋队。弗德尔本人也随之被解职。

经济大危机期间,纳粹党利用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争取下层民众支持以夺取政权的需要出发,曾经制订过纳粹党的经济纲领。1931年初,希特勒下令在慕尼黑的纳粹党全国领导机构中设立经济政策处(由奥托.瓦格纳主持)和经济学科处(由迪特里希·克拉格斯主持)。同年3 月5 日,”奥托·瓦格纳和格·施特拉瑟起草一份《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基本观点和目标草案》,提出推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强调“国家应通过对国民经济的监督和领导,确保民族共同思想及其统治”;宣布要以法律形式对企业主获取和运用财产的自由进行限制,监督投资、物价和工资;并且声称“扩大生存空间”是解决德国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但这份文件被希特勒禁止发表。

1932年5 月,纳粹党发表格·施特拉瑟起草的另一份《经济紧急纲领》,提出一套有关通过国家举办公共工程、以扩大就业”机会消灭失业的措施,并提出征收高额收入税、“粉碎利息奴役制”,实行国家监督物价、干预银行等措施。这一经济紧急纲领,对于纳粹党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失业工人的支持,赢得该年7 月国会选举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引起垄断资本集团的某种不安,因此,希特勒很快就下令收回,而代之以同年秋天公布的《经济建设纲领》。后一纲领迥避了前一纲领所提出的一些尖锐问题,并作了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的重新解释。

纳粹党执政之后,一些体现下层民众情绪的党的下层机构和冲锋队要求为实现纳粹党纲领中的“反资本主义”条款采取行动,引起垄断资本集团的不满。希特勒因此于1933年7 月间禁止任何党组织干预经济的行动,解除奥托.瓦格纳的一切职务,撤销其主持的纳粹党经济政策处,任命曾经充当他同垄断资本家联系的牵线人威廉.凯普勒为党的“经济全权代表”。在慕尼黑纳粹党总部仍有一个经济政策委员会,其任务主要局限于对党员进行宣传教育。

至于希特勒本人,他事实上对经济问题既不感兴趣,又一窍不通。他几乎没有公开阐述过其经济主张,只有若干零散的内部谈话,而且常常自相矛盾。例如:希特勒早年曾说过,纳粹党原则上“反对自由主义”,不赞成“自由贸易”,“不赞成市场经济控制的自由价格和工资”。但据后来当了纳粹政府经济部长的瓦尔特·丰克的回忆,30年代初,“元首本人在同我和我所介绍的工业界领袖人物会谈时一再强调,他是国营经济的敌人,所谓“计划经济”的敌人。他认为,为了争取最高产量,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是绝对必要的”。其实,希特勒重视的只是权力意志。

在他的头脑中,政治的权衡始终占绝对优先的地位,经济只不过是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许多手段之一。在经济大危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常常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利用纳粹党内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群众,提出和宣传不同的经济主张。连丰克也承认:“党的领导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有着完全自相矛盾和混乱的看法。”不过,对于希特勒来说,下面这两点却是始终十分明确的:第一,希特勒绝对维护“经济私有制度”。他曾在同大工业巨头的会晤中几次强调,“经济生活的建立是根据成就、人格价值的概念以及人格的权力”,因而证明私有财产是有正当理由的。1930年5 月,当奥托·施特拉瑟及其支持者要求工业国有化时,希特勒斥责“这会是德国经济的毁灭”。他强调:“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能力发迹,繁荣到顶点,……这仅仅再次证明他们是高等种族——他们拥有领导权。”当施特拉瑟问他,如果他当政,他将怎样对待克虏伯家族时,希特勒立刻回答道:“当然,我应当不加干涉。你认为我该发疯以致毁灭德国的经济吗?只有当人们(指资本家
——引者注)不能为了民族利益行事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国家才可以进行干预。”

第二,希特勒强调,“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德国必须“攫取新的土地”,“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沙赫特时代”

纳粹党当政最初几年的经济,同沙赫特的名字密切关连。

沙赫特早年是一名精通金融业务的资产阶级银行专家,传统经济学金本位论者,政治上是个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分子,1924年出任国家银行总裁。国家银行(Reicksbank)是根据1924年8 月30日的法律,由地产抵押银行改组创建的,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其1 .5 亿德国马克资金由垄断资本集团认购筹集。作为享有发行货币优先权的私营银行,它实际上始终是在同政府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工作。沙赫特面对因鲁尔危机而出现的德国历史上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借助其独立于政府的特殊地位,经过旧马克——地产马克——德国马克(以下简称“马克”)一系列的整顿改造,成功地建立起金本位的新币制,被誉为“金融奇才”、“民族救星”,成为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界的显赫人物。1929年秋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沙赫特以拒绝杨格计划为导火线,于1930年12月辞去国家银行总裁之职,同魏玛共和体制分道扬镳,投入纳粹党的怀抱,积极支持希特勒上台;纳粹党掌权之后,沙赫特于1933年3 月重新出任国家银行总裁.并担任国家开支管理委员会主席,翌年7 月兼任政府经济部长,1935年5 月根据国防法兼任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成为一个直接对希特勒负责的纳粹德国“经济独裁者”。

我们必须从历史纵、横两个方面,考察纳粹德国早期的沙赫特经济时代。1929年爆发的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德国的冲击特别厉害。这给纳粹党夺取政权提供了天赐良机。但1933年1 月希特勒上台执政时,危机的洪峰刚刚越过德国的大地,它所留下的是一片残垣断壁的经济废墟(最尖锐的是大量的失业)。这自然要制约其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是一种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这种“革命”不仅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且还夹杂着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群众所幻想的“社会革命”尤其是1933—1934年间涌起的要求所谓继政治革命之后“第二次革命”的浪潮。这也会在纳粹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打下烙印。纳粹党的上台执政,并不是原有统治集团内部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更迭,而是原有的传统权势集团同来自社会下层的政治暴发户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结盟。正是在沙赫特时代,经过相互争夺、妥协和融汇,才逐渐形成纳粹德国统治权势集团的新组合。虽然德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根本的所有制关系上没有改变,但上层建筑的变化必然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同时,反过来影响、调节和部分改变原有的经济基础。纳粹经济体制的形成与演变,必然要同纳粹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演变不断地相互作用。


沙赫特时代是纳粹德国第一个四年计划的时期。1933年2 月1 日,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的第三天,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纳粹政府将实行“伟大的”四年计划:在四年内“彻底克服失业”,“拯救德意志的工人”,“拯救德意志的农民。”希特勒强调:“政府保证避免一切可能危及通货的尝试”,“不靠由国家组织的经济官僚机构的间接方法保护德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而是依靠私人创造力最大限度的推动,依靠承认财产所有权。”他说:“胜利的原则在于对企业的组织和引导以及从赔款和不可能履行的债务与利息义务中解脱出来。”这样就确立了以克服失业、控制通货、保护私有制、依靠垄断资本恢复经济,同时调整经济关系与领导权力,摆脱凡尔赛忱系重压,建立新的经济结构的目标与原则。有材料证明,希特勒在1933年初与沙赫特进行过几次单独谈话,上述措施和目标的提出同这些谈话有密切联系。

不管如何,希特勒这篇宣布四年计划的讲话,所规定的正是由沙赫特执掌经济大权时期纳粹经济体制形成与运行的原则。

过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多是随其自生自灭,即依靠所谓“自我均衡调节机制”,政府较少干预。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原有一切旧的经济理论、旧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纷纷失灵。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大风暴中寻找一叶方舟。德国从布吕宁起的三届总统内阁,也都在围绕着克服失业、恢复经济、解决赔款和债务问题转。布吕宁企图以通货紧缩的途径重建德国的经济秩序(这同当时兴起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恰好背道而驰)。他严格控制外汇,大幅度削减工资,增加课税,努力平衡预算,同时控制物价,设置物价监督专员。这种紧缩经济政策很快遭到破产。继之上台的巴本政府,开始以扩张性经济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他企图以向资本家发放贷款和“免税券”方式,刺激私人投资和生产,达到扩大就业,重新起动经济的目的,但扩大生产的结果加重了生产过剩危机,以国库直接援助资本家激化了劳资矛盾。巴本之后的施莱歇尔,从“右”拐向“左”,提出兴办“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以创造劳动岗位的计划。这一计划刚出笼,他的内阁就倒台了。

沙赫特执掌经济大权后,总结前三届政府经验教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松财政,紧货币”的总方针。所谓“松财政”,就是由国家大量投资兴办公共工程以及随后的扩军备战,这些“非生产性”的项目,既创造了就业机会,又不会加重已有的生产过剩危机。所谓“紧货币”,就是控制通货膨胀,控制外汇,稳定物价。

国家兴办公共工程和扩军备战,需要大量资金。筹集国家大量资金,通常有三种不同的途径:增税,增发货币,借债。第一种不仅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以至反抗,而且会直接削弱本来已经不足的“社会有效需求”,扩大就业的好处将被抵销。第二种途径必然直接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这是德国之大忌。沙赫特采取第三种途径,建立一套依靠发放短期商业债券的所谓“兴工券”机制。这种短期商业债券,一般期限3 个月,但可延长20次,最长达5 年,每年兑换五分之一。它作为商业债券也可以自由交易,实际成为马克之外的一种“辅助货币系统”,可以避免公开的财政赤字与公开增发货币,不至于直接引发通货膨胀。所谓“梅福票”(MEFO)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种。

当时,在危机冲击下,一般德国银行已冻结贷款,缺少可投资金与流动资金。国家银行虽有放贷能力,但原有银行法规决定它不能直接从事公开的市场活动,也不能代表国家兑换债券。

1933年10月17日,纳粹当局颁布法令,授权国家银行在证券市场上收购国家证券和一般商业银行承担再贴现。这样,大企业承包国家的公共工程或军事订货之后,即可按合同开支总额(包括利息)发放相应的债券。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此种债券。然后,由国家银行再贴现。沙赫特利用这种债券机制,为纳粹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和军备计划筹措了资金。这刺激了经济的起动,扩大了就业,又为垄断资本带来巨额利润,并使国家财经命脉掌握在金融垄断资本手中。

沙赫特的“紧货币”主要是控制物价和工资,限制消费的发展,从1933年到1936年底,纳粹德国对物价的控制大约经历三个阶段,即从依靠卡特尔组织原有的监控机制,到由政府物价委员监控卡特尔价格,最后国家颁布冻结法令。德国素有“卡特尔王国”之称。沙赫特最初主要是依靠原有卡特尔划分销售市场和规定商品价格,试图以“总卡特尔”形式建立起监控物价的总体系。1934年11月,希特勒任命银
行家格尔德勒为物价专员,授予他监管物价全权,于是进到了政府对卡特尔价格实行再监控的阶段。格尔德勒主张紧缩通货政策,他虽然支持重整军备,但认为不能超过每年10—20亿马克的水平,因此同希特勒发生分歧,在1936年9 月辞职。同年10月29日,纳粹当局颁布《价格冻结法》,进到控制物价的第三阶段。政府选取1933—1936年间各种商品“最公正”的价格作为标准点,通过法律加以“冻结”。与控制物价同时的是控制工资。魏玛,时期德国工会势力强大,工资一般由劳资双方共同协商。纳粹党执政后于1933年5 月摧毁工会,设立专门负责规定工资与劳动时间的“劳动托事”制度。这些“托事”只对劳动部长负责。工资政策由经济部长颁布,实行封顶式的“最高工资率”。相对于物价控制,纳粹当局对工资的控制更严。

德国本来属于资源不足和依赖国外市场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和沉重外债的重压下,尤其是经济大危机导致国际间剧烈
的关税战、倾销战、货币战和资源战,德国工业出口受阻,黄金外汇储备大量流失。1931年银行危机,外汇储备流失20亿马克,布吕宁政府下令将所有外汇业务集中于国家银行,仍未能控制住。国家银行的外汇和黄金储备,1932年分别降至10.48亿和8 .06亿马克,1933年降至6 .03亿和3 .86亿马克,1934年再降至2 .38亿和0 .79亿马克。整个马克的金本位币制面临崩溃。在此情况下,沙赫特于1934年抛出一个控制外汇、外贸与外债的总体方案,把外债纳入外贸关系,“量出为入”,实行按轻重顺序分配进口比例的制度,创立“物物清算”的外贸形式(主要是同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并且采取将外贸与外债偿还揉为一体的方式,抵赖外债以摆脱凡尔赛体系制约德国经济。

从总体而言,沙赫特时代纳粹德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借助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机制,以消除失业、克服经济危机、摆脱凡尔赛体系为主,同时为向战争经济过渡作准备的经济体制。它同当时美国实行的罗斯福“新政”有很多相同之处,起码在总的方程式上,两者都是通过国家干预,实行赤字财政,举办公共工程,消除大量失业,降低利率,鼓励私人企业投资恢复生产,克服社会有效需足。但两者之间又有很大差异。沙赫特更多地依靠极权国家强力控制,实行“松财政、紧货币”、低工资、低消费和逐步向战争经济过渡,社会有效需求内部结构倾斜于重工业。罗斯福新政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的作用,实行“松财政、松货币”、高工资、高消费的通货膨胀经济,社会有效需求内部结构倾斜于消费资料。

沙赫特主持德国经济的这几年,失业人数从1932年557 万人降到1936年159 万人,工业生产总指数从1932年仅有1928年的59% 上升到1936年的107%,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其中生产资料生产为113%,消费资料只有98%。同期,资本家的利润从1933年的66亿马克上升到1937年的152 亿马克。德国经济的恢复,为纳粹的大规模扩军备战和随后的扩张侵略,奠定了经济基础。无怪乎1937年1 月沙赫特60寿辰时,德国国防军刊物父军事周报》称颂他为“使德国国防军的重建工作在经济上成为可能的人”。

 

 

第二个“四年计划”

尽管德国经济在沙赫特主持下逐渐恢复起来,其中隐伏的不稳定因素也重新冒头。这种新的危机源,首先在德国经济最薄弱的外汇、粮食与原料进口问题上暴露出来。同时伴随着纳粹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不同方针政策之间的斗争。1935年秋,德国粮食歉收,出现了“面包危机”和“黄油危机”。纳粹党全国农民领袖、政府粮食部长达雷,要求把进口粮食的外汇从1 .24亿马克追加到5 .92亿马克,被沙赫特拒绝。由于希特勒开始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大肆扩军备战,有关战略物资的进口迅速增加,国家银行·的外汇和黄金储备1935年分别降到0 .89亿和0 .82亿马克。但希特勒和戈林仍不断要求追加购买进口军备物资的外汇。1936年5 月,沙赫特在内阁会议上公开提出,扩充军备的速度已经超过德国财经所能承受的限度,声称国家银行过去已经提供110 亿马克军费,今后每年只能再负担10—20亿马克,不能筹措到所要求的60一70亿马克。沙赫特的这番话,遭到觊觎其经济独裁大权的戈林猛烈攻击。

冲突已无法避免。是采取沙赫特的主张,放慢扩军速度,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德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行列呢?还是实行希特勒和戈林的主张,放弃经济原则,绝对优先发展军备,实行经济“自给自足”(包括不计经济成本开采国内贫铁矿和研制代用材料)?独裁地位已经巩固了的希特勒,改变以前放手让沙赫特主持经济的态度。他在1936年8 月多次同戈林谈话,撇开沙赫特,依靠戈林炮制出新的四年计划备忘录,并在同年9 月9 日的纳粹党代会上通过这个计划。

希特勒在四年计划备忘录中强调:我们“不是为经济、经济领导、财政政策而生活;相反,财政和经济、经济领导和理论,必须完完全全服务于我们人民所进行的维护自身的斗争。”他驳斥沙赫特的发展对外贸易和参与世界经济的主张:“增加我们的出口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上非常渺茫”,一旦战争爆发,外汇将贬得一文不值:“德国必须从政治和经济上转入自给自足状态,在自给自足基础上建立大规模的国内经济”,“不必考虑成本花费……在一切可能的方面以铁一般的决心达到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最后,希特勒规定了新四年计划的目标:“1 .德国军队4 年内必须具备作战能力;2 .德国经济4 年内必须为战争作好准备。”

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总代表。他成立了四年计划总管理局,下设6 个司,分别主管:代用材料生产,原料分配,劳动力使用,农业生产(与完成计划有关的范围内),价格确定,外汇业务等。1936年12月17日,戈林对约100 名德国工业和经济界领导人阐述了执行四年计划的指导思想。他说:“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胜利或灭亡。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经济将会得到充分的补偿。这里,我们不能根据账本计算利润,只能根据政策的需要,不允许计较需要多少代价。……我们现在下的是最大的赌注。……我们已经处于动员阶段,只是尚未开火而已。”

四年计划并非纳粹德国一种全面的国民经济新体制。就其管辖的范围来看,虽然随着军备步伐的加快而逐步扩大,但主要仍是集中在外汇、粮食、军备原材料的生产、进口与分配、代用材料的开发等方面,是一种向全面战争经济过渡的战争准备体制。

除了同军事关系密切的部门以外,国民经济的其余部分仍然在沙赫特的主管之下。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沙赫特经济体制与戈林掌管的四年计划经济体制并行的局面,同时夹杂着沙,戈两人之间尖锐的职权划分与争权夺利斗争。透过这种斗争反映出纳粹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新演变。

四年计划可以说是垄断资本集团同纳粹党关系演变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在希特勒执政的最初几年里,经济界(农业除外)与国防军一样,都是尚未被纳粹一体化的领域。大企业界在同纳粹党结盟的基础上,承认纳粹党在政治上的统治权,同时保持自己在经济上的自治权。希特勒禁止纳粹党组织干预经济,放手让沙赫特主持恢复德国经济。希特勒要扩军备战,首先必须依靠垄断资本集团的合作和支持;而垄断资本集团也赞成扩军备战和对外侵略,以争夺世界霸权。这是他们合作与结盟的一个重要基础。1935年春希特勒公开宣布撕毁凡尔赛和约而大规模扩军时,沙赫特就表示过:“迅速而充分地实现军备计划,是德国政治的唯一问题。因此,其它一切应从属这一目标。”但是,在扩军备战的速度和方法上,他们之间以及垄断资本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分歧。

面对四年计划,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再次发生分化组合。对于强调“自给自足”、放弃经济原则开采贫铁矿,钢铁工业界态度犹豫,部分表示反对(珀恩斯根联合炼钢厂和罗伊施好望冶炼厂),部分表示赞成(勒希林工厂和曼纳斯曼康采恩)。以伊·格·法本公司为首的大型化学工业界,却积极参与发展人造汽油和人造橡胶的事业。法本公司经理卡尔.克劳赫及康采恩的其他许多成员,都在四年计划领导机构中担任要职。对于私人企业界,希特勒明确表示:“经济部只能规定国民经济任务,而私人企业则要完成这些任务。如果私人经济认为对此不能胜任,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自动去完成这些任务。”面对钢铁工业界的犹豫,希特勒和戈林1937年夏决定成立国营赫尔曼.戈林采矿钢铁冶炼股份公司。结果持反对态度的大企业屈服了,他们担心失去有利的国家订货和参加建设国营工厂的赚钱机会。

垄断资本集团与纳粹党之间出现新的权力再分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在沙赫特时代,经济领域基本上是由垄断资本家自己执掌,当时一些反映小资产阶级情绪的纳粹党激进分子(如弗德尔等人),企图插手经济领域,结果被沙赫特赶了出去。现在,大批纳粹分子进入经济领导机构,首先是四年计划领导机构。他们同一部分更为积极支持扩军备战的垄断资本家< 如法本公司等)更加密切地勾结在一起,把一批态度犹豫和保

保守的老派资产阶级分子挤了出去。1937年9 月,沙赫特被迫“请假”离任。同年11月,他被解除经济部长和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职务。暂时仍保留着国家银行总裁职务的沙赫特,利用国家银行对政府的独立地位,继续坚持其“紧货币”的金融政策。他一再上书希特勒,警告说“通货膨胀的危机在即”,并在1938年3 月声称拒绝再给军备信贷拨款。当1938年1 月刚刚出任经济部长的丰克表示国家将不兑付“梅福票”时,沙赫特指责“这是恶意欺骗”,“并非因为国家没有支付能力,而是因为国家宁肯把钱用于其他方面,即用于军备”。沙赫特呼吁国家银行起来保护其金融货币体制。1939年1 月,国家银行董事会在致希特勒的呈文中,响应了这种对“官方毫无节制的开支”的指责。希特勒视之为大逆不道,立即于1 月9 日解除沙赫特以及国家银行董事会其他成员的职务,由丰克继任国家银行总裁。同年6 月“日颁布新的银行法,将国家银行直接置于政府总理(希特勒)的管辖之下,总理有权处理有关货币的一切问题。从此,钞票印刷机的轮子加
速转动,滥发纸币以直接满足扩军备战的需要。德国经济进一步朝着纳粹党所要求的战争经济过渡。


“施佩尔时代”

纳粹德国经济在1939年战争爆发时,并不是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有一个国家统一计划和领导的全面战争经济体制。1936年所开始的四年计划,并非涉及整个德国经济的全局性国民经济计划。四年计划总管理局原则上也不承担经济管理任务。它仅仅在于通过国家订货、组织分配优先供应财力(包括外汇),物力(尤其是紧缺原材料)和人力等手段,促进同军备有关的生产:。即使从战备经济的角度来看,四年计划也只是一种根据闪击战战略制订的急功近利的“浅度军备”方案,而不是发展总体战的“深度军备”。

1938年希特勒改组国防军指挥系统,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成立由托马斯将军主持的军事经济管理局,战争爆发后改组为战争经济与军备生产管理局。虽然托马斯是总体战的“深度军备”经济的鼓吹者,但该局的职权没有超出军备终端生产这个狭小的范围,也就是只管军火装备的订购与监督生产。何况空军和海军都是自己负责本军种的装备订购与生产,托马斯实际上只能管管有关陆军的装备生产。国家行政机构中的内阁经济部,本来是个权力很大的部门,但经济部长丰克缺乏能力,又不受希特勒重视,实际上只能管辖一般民用工业、手工业、商业和银行。

1940年3 月,希特勒成立一个主管军备的新的政府部——军备和军需部,由弗里茨.托特任部长。托特以主持建造纳粹德国的高速公路和西壁工事而称著,他组建了一种准军事性的专门承建巨大工程的“托特组织”。托特主张建立一种集中统一领导的全面战争经济体制,但这一主张当时并没有获得希特勒的支持。希特勒根据其一贯的“分而治之”的原则,乐于保持同一领域内并存几个部门、彼此牵制和争权的局面。大战初期德军闪击战的胜利,使他相信将能很快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不需要发展“深度军备”经济。

1942年情况发生变化。德军入侵苏联的闪击战破产,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形成,纳粹德国面临着同时与苏,美,英同盟国长期作战的困境,不得不实行总动员,将其国民经济推向一个总体战争经济的时代。这一年2 月,托特飞机失事身亡。希特勒任命共亲信阿尔贝特·施佩尔接任托特的全部职务,包括军备和军需部长、部长级的全国筑路工程最高长官、全国水电:工程最高长官,以及四年计划建筑业全权总代表,并赋予他统一管辖军备生产的全权。同年3 月21日,希特勒签发关于“整个德国经济必须服从军备生产的需要”的指令,实际上等于授予施佩尔统管经济的总裁大权。1943年9 月2 日,军备和军需部改称军备和战时生产部。施佩尔利用他同希特勒的特殊关系,在加强统一领导的同时,推行所谓“工业自行负责制”,改组战时经济体制,使纳粹德国的经济进入“施佩尔时代”。

施佩尔按照军备生产的类型,分别成立13个专业的生产指导委员会,以及同样数目的相应的企业联合组织(“瑞恩”)。它们负责生产的标准化,统一多用途部件的规格,管辖原料和采用代用材料以节约稀有金属,限制品种和禁止某种项目的生产,鉴定产品,交流与推广新技术,革新生产程序,分配订货与制定企业生产计划,调整与增加生产能力,分配与合理使用机器、电力和燃料,调拨劳动力,监督完成计划等。除了生产指导委员会和企业联合组织之外,还成立了一些主要由工业设计人员和军官组成的发展委员会,负责从军事上和军备生产上的用途以及研制成功后是否有足够条件生产着眼,审查新设计的可行性,制订和改进生产工艺,停止不必要的科研设计项目。这些生产指导委员会、企业联合组织和发展委员会,都直接受施佩尔领导。

施佩尔在四年计划的范围内,成立中央计划局,统一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计划和方案,按照它们的轻重缓急来分配劳动力和原料、燃料,使之成为战时经济中最重要的机构。

尽管施佩尔把德国的工业生产从1942年到1943年提高12.3%(其中军工生产1943年比1942年提高56.3%,1944年又比1943年提高25% ),但他的努力受到纳粹党包括马丁·博尔曼和大多数大区领袖的反对,受到戈林、绍克尔(纳粹劳工专员)等人的阻挠,他本人也从1944年中期以后逐渐失去希特勒的宠信。从1944年起,纳粹德国在战争中迅速走向失败,战线推向德国本土,又受到盟军的战略轰炸,因而其战争经济体制至1944年底很快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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