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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不能以五阶段论去理解和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 
作者:[老田] 来源:[] 2007-02-25

一、        中国民族的重要历史过程回顾

与欧洲的历史面貌明显不同,中国并没有存在过所谓的奴隶制时代。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是直接从原始公社时代,产生的分化基础上,直接进入集权制国家阶段,中间也没有西方历史那种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强化过程,与西方社会具有非常明显的分野。在新石器时代,今天已经发现的居民点已经超过7000处,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条件好,农业技术也相对比较发达的周部落,获得了一个推行其“全球化”的机会,结果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个影响力的建设过程,既不是基于商业利益垄断的殖民地拓展过程,也不是捉别人当奴隶的武力征服过程,最合理的解释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与农业技术的普及过程,因为这样就有了一个彼此认同的基础。周代的建立与分封制的实施,实际上是一个利用旧有的影响力,再进行一次不那么受当地人讨厌的家族扩张过程。由于当时到处都是闲置的土地,农业生存所需要的地盘相对少,对于处于落后状态的渔猎和游牧部落而言,周人的到来不构成一个竞争,而是近距离展现了新的生活方式以及自己也可以模仿的可能性。

最初的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大概是因为农业部落迁移到新处所的人,害怕受到当地居民的疑忌和攻击,因此就为了安全而普遍地筑了土围子来保护自己。这样住在土围子里面的人就称为国人,住在土围子外面的人就称为野人,国人一般是从周部落的旧居地迁移出来的,主要是也农业为主,因为农业需要生产工具,还在土围子里从事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大概是集体所有制,历史上记载是“工商食官”,意思就是工匠和商人都是有公家给饭吃的,农业大概是已经搞了分田到户,是吃自己的。而野人大抵上还是停留在游牧或者渔猎状态,可能有时候也拿东西来与国人交换,比如向国人交换金属工具和武器,还是粮食等等。后来野人看见农业生活比较稳定,也就逐步地向农业发展的。

在开始的时候,国人和野人可能仅仅具有经济关系,没有政治上的管辖关系,后来是因为偶然因素,使得国人要去管理或者联合野人。主要的起点大概就是齐桓公时期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这个时候的背景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大概是强盛起来了,或者完成了勾结过程,具有很大的力量,开始向中原进攻,侵略邢、卫等土围子,这一下住在土围子里人的国人都被打得立足不住,纷纷向南逃窜。这一下大家都感到紧张了,没有办法只好团结起来去争取胜利,管仲及时地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号召国人和野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搞“三郊三遂”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建立起国人与野人之间的政治管辖关系,原来国人是不在政治上和野人发生关系的,野人也可以不买国人的帐---我干吗要服你的管?这一下有强盗要来杀人放火,你们野人住在没有土围子的地方,比国人更加不安全,因此大家要联合起来,出兵出粮出枪,去打仗,这样就是要每个土围子开始对近郊的野人实施管理职能,国家机器的一些主要方面,如财政体系、兵役动员和管辖关系,在应付意外情况的时候慢慢地就开始完善与建立起来了,因为有组织能够胜过无组织,组织得好的能够胜过组织得差,因此春秋五霸中间的第一个了不得的奢遮人物齐桓公诞生了。

书上说“建制立法,强国富人,是谓法家”,法家实际上就是适应强化国家机器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那些人,管仲就是第一个法家。而中华国家机器的强化过程,首先是在应付外来侵略的公共安全目标中进行的,并非是为少数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所以孔夫子对管仲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没有认为他是为精英阶层服务,搞独裁和极权主义主义。大概也是为什么孔夫子对国家机器持肯定态度的一贯原因。当时国家的主要兵力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不是用来对内的,有一个“吃瓜换班”的故事,很生动地再现了这一事实。当时齐国有个国君,对外出戍边的将士许诺在第二年吃瓜的时候就换班,吃瓜的季节到了,外面的将士想家,就送了一些瓜给国君,提醒他该是换班的时候了,国君不高兴,没有费心去找人换班,结果外面的将士冲回来把国君给干掉了。这个时期国家的常备军还没有作为政权的保护力量来起作用,因此也是为什么春秋时代发生如此之多的政变的原因。

中华国家机器的强化与建设过程的完成,始终是伴随着法家的身影的。在战国时期,列国交征,天下攘攘,这个时候各国统治集团面临的头号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赢得生存下去的机会,这个生存机会也明显是决定于相对的人口、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不仅要尽可能增强自己,还要尽可能去削弱竞争对手,自己固然要尽可能把人力物力动员起来,还要尽可能防止别人也实现了这样的军事动员。从地缘战略看,韩、魏、郑、宋、鲁诸国处于四战之地,难受易攻,防守成本高,遭遇进攻的风险大,而且地势无险可凭,想要参与竞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条件是不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燕、赵。从易守难攻和腹背稳定而言,齐、楚、秦三国的条件比较好,具有最终统一中原的机会。从国内实现人力物力整合与动员而言,齐的条件最好,人口殷实,土地肥沃,文化昌盛,而且长期开发之后,国内的民众认同感易于建立,但是齐长期陷入内部纷争,而且与周边国家长期陷入战争,国力虚耗严重,统治者没有雄图大略,因此最后国事糜烂,公元前222年齐王建不战而降。

与齐相比,楚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但是境内许多是新开发的地带,许多民众还处于游牧或者渔猎状态,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力量总动员是最困难的。同时由于内部派系争斗激烈,楚地域广大,防御不周密,国防四处漏风,曾经被吴从间道偷入郢都,有破国亡家之险,幸赖借来秦兵才得以复国。楚的国事绝对不是一个区区屈原就挽救得了的。

秦国的条件相比较而言最好,东面有函谷关之险,在与六国争雄的过程中,能够依托地利减少不少防守成本。西北灭国十二,开地千里,后方稳固。公元前317年,从金牛道入川兼并巴蜀。在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陆续兴修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使得农业产量稳定而切高产。公元前356前开始,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立什伍,还规定兄弟必须分家。总而言之,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成功地把国民经济转入战争动员状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方便动员起全国的人力物力用于对外军争。秦从孝公开始前后六代君王前赴后继,秣马厉兵,到秦始皇上台的时候,一统天下的基础已经非常牢靠了,李斯上书给秦始皇说,可以象拭去灶上的灰尘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山东六国兼并掉。后来的军事历程也表明,李斯并没有夸大,从公元前230年内史腾率军十万灭韩,到公元221年灭楚,前后不过十年时间,从战争进程看,基本上是波澜不惊,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风险。从此以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统一消灭了六国旧贵的优势地位,但是老百姓从此却再也不用参与和忍受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长期兼并战争了。

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使得老百姓有了一个相对安逸生活的条件。原来秦国按照与六国争雄相适应而建立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以及为强化管理而颁布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理应进行宽松的改革,特别是在新灭六国的条件下,各种矛盾与纠葛都在暗地里集中,更需要争取人心和民意的工作。这个时候,秦始皇及其那帮子儒生高参,却没有能够在这个方面给予适当的注意,而是围绕着要不要援用古老的惯例、适用什么样的礼仪而费尽口舌。原来秦是在内部认同感比较高的群体中搞严刑峻法的,特别是又有外面竞争条件的存在,因此人们能够适应和接受这些,现在内外部条件都变的,这些东西适足以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因素。特别是六国旧贵潜伏在暗处,正在待机而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蔓延和壮大,最后埋葬了秦王朝。汉朝建立的时候,倒是听信了那些无知文人的分封建议,结果却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到了汉武帝手上,才逐步把国家的对内管理职能建立与完善起来。核心内容就是要在思想格局建设上统一于内法外儒,注重通过教化方式来建设认同感,在国家行政管理上,注重人才的选拔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精英阶层整体化,和认同感建设与思想统一推广。然而如果仅仅如此,国家管理长治久安还是没有基础的,因此更重要是盐铁官卖---这实际上是相对公平地把税负摊消下去,同时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以相当低的成本收上来。还有就是为了防止豪强势力的膨胀,商人祸害民生搞囤积居奇,还推行了均输平准之法,今天西方国家在货币市场上还常常使用的所谓公开市场业务,与平准没有什么不同。以国家力量来防止精英阶层走极端,破坏民生条件,激化社会矛盾。从此之后,中国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管理方略,趋于大体稳定,没有什么原理上的创新与突破,有的只是一些手法上的变化。

这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建设过程,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由于单一权力中心的存在,而且又长期有意识地抑制豪强,采取各种方式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得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速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许多王朝都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由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消灭了西方国家那样的强大贵族阶层,因此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与西方的封建社会相比没有贵族的直接压迫和奴役,具有相对多的人身权利保障和自由,而且没有西方那种广泛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存在。梁漱溟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李泽厚说“血缘基础”,费孝通调查的结果显示了所谓的“差序格局”,都是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治权力带来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孔学名高实秕糠”是非常深刻的,那些拿着孔夫子混饭吃的人,都是些一文不值的家伙,他们的所谓学术基本上是瞎说。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相比所造成的差异,根本不是按照孔夫子的学说设计的结果。而是因为秦始皇削平封建山头,一统天下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这个政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长期执行抑制豪强的政策,因为豪强坐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会破坏民众的生存条件,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说“百代多行秦政法”恐怕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抑制与刻意打击之下,欧洲中世纪那种对农民维持广泛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伴之以超经济强制的“领主庄园制”在中国没有发展,这种制度中人与人关系模式,原本是游牧部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常态,一直保留到了游牧部落实现农业化之后,这其实就是欧洲封建制的来源。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存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有利于下层社会群体的,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没有欧洲那个腐朽没落的领主贵族阶层骑在农民头上,这使得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比欧洲的农奴状况要好得多,这也许是中国农民愿意认同皇帝,而中国精英阶层却拼命抨击皇帝的根本原因,毕竟是皇帝消灭了“中间阶层”却因此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而精英阶层原本可以指望的可以稳定控制和继承的贵族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强制基础之上的,结果被皇帝消灭了。因此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人际关系上伦理和血缘关系比较突出,应该不是一个原生态的设计,而是一个“水落石出”式的派生性后果,因为政治关系(包括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不突出,经济关系不突出(也因为是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必然地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就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才是伦理本位和血缘基础的决定性因素。

二、        从历史过程看西方民主的真实面目

也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与西方如此不同,五四之后西方学术的传入,在很多方面出现无法与中国的现实进行观照,成为空洞的屠龙学术,特别是在政治方面。例如所谓的公民(CITIZEN)概念,在中国就很费解,在西方就非常好理解,因为中世纪欧洲人身依附关系是非常普遍,只有在庄园外面的少数城镇,人们才不受人身依附关系的制约,所谓的西方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还有就是由于欧洲农奴的生活与现实处境极为无望,经济上的剥夺和人身压迫极为严重,因此欧洲迫切需要一种适应于在低文化水平人群中也能够快速被接受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欧洲如此兴盛的原因,因为基督教实际上帮助领主更好地从思想上禁锢农奴,让农奴在今生无望的生活中觉得生活容易忍受一点。中国也有宗教,但是没有流行到西方那样的程度,这其实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没有走西方那样极端的缘故,因此宗教禁锢方式没有得到他们的刻意推广和运用。而所谓的启蒙之说,在中国也一样是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本没有这样的宗教禁锢,也就没有这样的东西需要推倒。

而所谓的民主是为限制权力而诞生的,乃是中国知识精英编造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恰恰相反,民主是西方国家在一盘散沙的封建主中间,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建设和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西方现代民主的起源,许多人都把它上推到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和法国的三级会议,一些中国的白痴学者如秦晖,说这是国王主动招集纳税人会议,与他们进行协商,这是极端无耻的捏造。实际上情况是,西方的国王本来一个挂名的职位,本质上不过是众多封建主中比较有名望的一个,本来是没有权力对封建主进行摊派或者收税的。这两个国家的所谓民主,历史背景是当时因为在进行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英国和法国的王权得到加强,国王慢慢地想要把这个地位长期化,因此就想要通过建立常设的政治协商机构,来寻求压倒一切封建主的地位,这个过程实际上进展并不大,直到海盗行为兴起之后,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和爵位等方式,实现了与资本家阶级的勾结,慢慢地才强化了自身的力量,后来又和资本家合伙,利用强大的力量,通过取消封建土围子的税卡等,先是在经济上后在政治上逐步削弱了封建土围子的势力,逐步地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西方国家由一盘散沙的封建庄园,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府,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和程度也一直是在逐步加深之中,国家财政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从零开始直线上升,直到今天已经达到1/3左右。西方几百年的民主进程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强化政治权力的作用与地位的过程,根本不是什么限制权力的。

今天在西方国家,民主协商政治和法律相对对社会大众有利,并不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设计上有什么对群众的倾斜,恰恰相反,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世纪实现了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精英阶层失去了走极端的机会,没有能力在已经实现普及大学教育(文化资源的均衡)、实现了普遍富裕(经济资源上的均衡)和拥有强大工会组织(政治力量上的均衡)的工人面前,没有能力继续推进他们的利益边界了,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由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沉重打击,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西方知识精英群体的深刻反省,在惨痛的血写的教训面前,战后法国80%的知识分子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思想界向左转风潮,这也使得其他精英群体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不得不采取后退政策,退守最后防线的结果,同意采取福利国家和累进税制度。这些惨重的血泪教训今天虽然淡化了不少,也还是能够使部分清醒的西方精英,看到走极端的危险,为避免最坏的情况出现,他们也有一点意愿,倾向于采取让步政策,具有了支付“保险费“的部分意愿。然而到了1970年代,这样一代具有丰富战争记忆的人,逐步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血的教训被时间和生命上的新陈代谢所淡化,西方国家的精英主义思潮又开始抬头,对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进攻又开始了。与此相对应,在三四十年代的西方知识界曾经声名狼藉的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较而言,由于中国革命过程主要是底层群众付出代价的结果,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解放初就不那么买帐,后来与毛泽东的纠葛就是他们拒绝接受中国革命血写的精神遗产,这与西方国家知识精英及其亲戚朋友直接上过战场,具有丰富参加杀人或者被杀的惨痛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的良知是最少的,今天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主流,也仍然是全世界最右的或者最反动最无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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