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度，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化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对周遍国家与域外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经过中外学者的多方考证，中国科举制的“东渐”与“西传”日渐清晰，中国科举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和贡献也日益得到认同。
一、辐射周边：中国科举制度对东亚文化与考试制度的影响
由于地缘毗邻，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在内的东亚国家自古就与中国频繁往来，中华帝国因其强盛就自然成为东亚器物、制度和文化的“辐射源”。东亚等国的科举制，也因其对中国科举的模仿和移植而打下中国科举的深刻烙印。
（一）高丽、朝鲜的科举考试
在中国后周使节双翼主持下，光宗九年（958年）高丽开始实施科举制，它在朝鲜半岛的实施，对摆脱新罗时代封闭的“骨品制”，建立较为开放的官僚体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高丽的科举包含制述、明经两大业，是模仿唐朝进士科、秀才科、明经科的结果。此外，还有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等杂科。到朝鲜时代，制述与明经考试合而为一，初场考讲经，中场考诗赋，终场考策、表、笺。三场考试统称“文科”，与武科合称“两科”。宋朝时，中国的学制和科举深深影响了高丽，仁宗五年在国子监设立国子学、太学和四文学，这是借鉴北宋“三舍法”并力图协调学校和选才关系的结果。1369年，恭愍王十八年，高丽又采用元朝制度，实施“科举三层法”，实行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考试的科举制度。
通计高丽朝425年间，共开科251次，制述科及第6167人，明经科及第415人，二科及第合计6582人。若加上杂科81人，总共拔出6663人。科举及第者平均每年15.5人，说明科举对平衡官僚供需作用显著。高丽朝425年中举行251次考试，几乎是每两年一次。从录取名额看，李王朝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更为频繁，可谓兴盛至极，这说明从中国移植的科举制已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成宗时，通过科举进行人才选拔成为不可动摇的国家体制，《高丽史·选举志》称：“名臣硕辅，清明政治，唯有选举可即”，更说明科举制度对高丽和朝鲜时代的人才选拔影响之深。无怪乎韩国学者强调，“认识科举制度是认识韩国历史、韩国思想、韩国伦理、韩国文化的主要钥匙”。
（二）日本的科举考试
日本科举的基础是《养老律》，该令的主要倡导者大倭忌寸小东人曾于716年入唐，深受开元崇尚文风影响。《养老律》以唐《永徽令》《开元前令》为蓝本，确立了日本科举的基本内容与形式。据《养老律》载：日本贡举科目与唐制基本相同，包含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专门技术科目，考试内容也与中国唐代科举大同小异。比较而言，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尽管科举在日本只实行了约300年，但科举制对日本的影响仍十分深刻，这在日本的文学诗歌中均有表现，日本人所写科举及第和落第的诗歌，与唐代同类诗歌如出一辙。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一诗，描写了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这与唐代孟郊的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一联，则抒发了应试落第者的痛苦。此外，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等文，均从不同侧面生动地描绘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真实情景。
（三）越南的科举考试
越南科举发轫于李朝，改革于陈朝，鼎盛于黎朝，发展于阮朝，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越南的科举制度，从内容到形式几乎照搬中国。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越南科举草创，黎朝时越南科举鼎盛，黎圣宗在位时开科12次，取进士501名。通计越南历代共开科187次，取士2991人；其中黎朝开科129次，取士1936人，无论是开科数目还是取中数，黎朝都占总数的三份之二。与高丽、朝鲜的科举比较，越南科举更与中国科举类似，除了像中国那样举行乡试、会试和殿试外，黎裕宗在位时还仿中国设置武举，考试内容与录取方式也与中国大体一致。阮朝甚至还于明命十年（1832年），在科场中引进八股文这一标准化考试文体。正如越南学者所说：“阮朝官吏几乎全靠科举选拔，教育和科举制度生搬外国的内容以及采取脱离实际的经院式学习方法。”尽管越南科举在正规性、权威性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中国科举，但与日、韩科举比较，模仿中国科举在有些方面却更到家，不仅在科场中采用八股文，且建立了规制严整的专用试场，与中国明清时的贡院酷似。
总体来说，东亚国家启用科举制的时间虽然或早或晚，延续时间或长或短，但无论是其设立科举的用意，还是考试科目、科第名称、考试程序、考试形式与内容等，都与中国科举基本一致，正如刘海峰教授所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高丽、越南、琉球等国的人士向中国辐辏，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向周边辐射。因此，从公元7世纪至17世纪一千多年间，中国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曾广泛地影响过东亚诸国，东亚国家文化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便是中国化，以至形成‘东亚科举文化圈’。”
二、“东学西传”：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科举制度对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文官考试系统的建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东亚国家对科举制的移植和模仿不同，因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国情，西方国家对科举制度大多经历了“认识了解——批判分析——借鉴创新”步骤，是从理念和精神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而不是形式或制度的简单移植和模仿。若从“东学西传”的时间历程来说，先有法国思想界的推波助澜式的热烈讨论，后有英国引为借鉴的制度引进而建立文官系统，最后辗转而促进美国的现代文官考试改革。
（一）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评论
作为18世纪欧洲兴起的中国文化热的一种反映，法国思想家已经关注中国的科举制，曾积极评价中国的官吏选拔体制。伏尔泰认为，通过考试制度选用有能力的官员，是形成中国政治制度良性运作的基础。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用专节论述科举制，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程序、考试领导体制、官员录用过程、科举考试的社会影响等，并认为这种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是欧洲无与伦比的典范，魁奈因此而被认为是对科举制度了解最多、最全面的学者。孟德斯鸠在《地理》一书中也极为详尽地记述了科举制，诸如乡试、殿试、秀才、进士，以及试题、监考、考生中榜后的录用分配等。在逐渐深入了解科举制的认识基础上，不少思想家希望借鉴中国科举制，改进法国落后的官僚制度，其中就包括《中国与欧洲》和《哲学家游记》的作者赫德逊与波维尔。
经过启蒙思想家长期坚持不懈的宣传，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时许多人的心理，以为法国的得救，全赖于是否充分吸收中国高尚的精神”。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文官制度的初步改革，恰是这种文化氛围的产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创建了文官考试制度。正如美国学者卜德所说：“法国人对中国的热情在1789年大革命后逐渐消失了，但科举制仍然是他们从中国学来的一项重要遗产。”和中国一样，法国考试制度的指导原则也是以竞争性考试为基础，从考试中选拔成绩优秀的候选人担任文官。其具体做法是采取间接考试制，即进入高级文官阶层的人，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进入国立行政学校学习，毕业后就可成为政府官员。此外，法国还效仿中国科举的制度化与法律化，制定一系列与官员考试、任用有关的规章制度。总而言之，法国这次以中国科举制为师的改革，不仅破除了旧的官员任用制度，而且开创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先河，对以后法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最终确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
近代以来，英国思想界翻译、介绍中国科举制的著作相继问世。据统计，1570至1870的300年间，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员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即有70多种。而据刘海峰教授的考证，其数目当在120种以上。其中《文学考试制度》《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著作，极力称赞中国文官制度，并力主英国仿行。众多的研究和评论，汇成了英国引入科举改革本国文官制度的洪流，新闻界也来参与，《绅士杂志》《伦敦杂志》《雾杂志》《手艺人》《双周评论》等，均以大量篇幅介绍中国科举制度。1829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科举制度基础上草创了官员考试录用制度，其后这一制度在英国驻中国领事托马斯·泰斯、哲学家亚当·斯密和思想家边泌的倡导下被英国采纳。1853英国《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考试制度》的报告即《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一出台，《爱丁堡评论》即指出：“事实上生活中没有什么能比中国所实行的制度更相似的了。”报告描述了英国当时的文官现状，揭露其弊端，并提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计划。其中最大胆的举措是在五个方面借鉴和采用了中国科举制原则，以对英国文官制度提出革命性变革：一是采用科举制度公开考试，自由竞争，择优录取等原则；二是参照中国科举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考试领导体制；三是仿效中国的做法，采用分级考试的程序；四是规定统一的考试科目；五是借鉴中国的经验，确立严格的报考标准。1855和1870年，英国政府相继发布了两个枢密院令，这标志着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建立。两个枢密院令除采用《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报告关于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建立主持考试的文官事务委员会、分级考试等建议外，还在两个方面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一是将考试制度法制化，颁布《关于王国政府录用文官的枢密院令》和《改革文官制度的枢密院令》，以立法的形式，确保考试制度执行；二是对初试合格者进行复试。至此，一个以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蓝本的英国竞争性文官考试制度，在英国就宣告正式建立。
（三）科举制对美国文官考试改革的影响
1865年5月，爱默生在波士顿市政府欢迎中国“蒲安臣使团”的仪式上对中国科举制度发出由衷感叹：“目前中国使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它的政治。我相信在座的先生们一定都记得罗得岛可敬的詹克斯先生曾两次力图使国会通过的那份议案。那份议案要求担任公职的候选人必须经过考试，以证明他们的知识水准是够格的。是的，在杜绝任意用人方面，中国，还有英国、法国，已走在我们前面。”在1870出版的《最古老和最新帝国》一书中，传教士施惠廉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还处在探索的初期阶段，极力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优越性，并建议美国政府实施这一制度。
与此同时，美国的《北美评论》《纽约时报》《每月杂志》等，也都把中国科举制度作为一个可供模仿的典范来研究。思想界和新闻界的联手，极大地影响了欧美各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的决策思维。被誉为“美国文官改革之父”的众议员托马斯·艾伦·詹克斯，曾在1866、1868年两次向国会提交文官改革议案，其核心内容是主张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选拔成绩优秀的人才担任政府官员，强调文官的晋升也应通过竞争性考试；建议设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除主持考试外，还可制订各种细则等。他在报告中坦率承认，方案借鉴了中国的一些实践经验，并特别用了一章篇幅全面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学者认为：“在1868年，当时英国的文官制度还没有正式确立以前，可供借鉴采取竞争性、公开考试录用文官做法的国家只有一个——中国。因此，客观地说，中国科举制对詹克斯改革思想的影响超过了英国。”
1883年，美国文官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是《彭德尔顿文官法》获得通过。对此，美国国会行政委员会在当年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孔夫子已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这一最文明古老国家对于科举制度的运用，将比上述任何事实都能夺走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算得上有什么优势的话），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倘若不充分肯定中国的宗教或帝制的作用，必将无从作出解释。”这种坦承，足以证明科举制度对美国的文官改革运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三、揭示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和贡献，有助于重新审视百年前的科举革废，更有助于进一步总结考试规律。推进当代考试理论与实践的变革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关科举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说法，几乎没有得到学界的积极认识和评价，这是一种遗憾。客观地说，部分是基于偏见，部分是由于对科举制缺乏深入了解，当代很多人对科举制的认识和评价，与一个世纪前国人全盘否定科举并无太大区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局面，既阻碍了我们对考试规律的总结，也影响了当代考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说，无视科举制度对西方文明进步的历史性贡献，无视“东学西传”即文明的相互影响、借鉴是正常的互动和互通有无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力，走上盲目照搬与移植西方文化的老路！
（一）揭示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和贡献，有利于纠正我们对科举的既有偏见
评价历史上的某种制度是积极还是消极，不是看它是否完全符合当代人的要求，而更主要是看它是否在当时促进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隋唐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相对于当时的周边国家来说代表了一种先进文化，科举制引进这些国家，也是作为一种相对先进的制度被接受的。朝鲜、越南等国实行科举制的实践证明，作为封建时代一种相对公平的、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科举制对促进这些国家的封建化进程，破除血缘和门阀制度，改变地方割据和“武人政治”，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阶层的平稳流动，促进各国文化普及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均发挥了难以磨灭的作用。一般认为，日本科举制实行时间短，影响力相对较小，正是因日本科举制为贵族所把持，其开放性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的结果。在借鉴中国科举、引入考试制度以前，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多实行个人赡徇制、政党分肥制。这些办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贪污腐败，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政治震荡和工作的连续中断。因此，欧美诸国才会引发对中国科举的积极评价，并通过借鉴科举制中所蕴涵的考试规律，将之作为指导文官制度改革的指导性精神与理念，建立高效、廉洁的文官系统。
（二）揭示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和贡献，以之为明镜反观科举革废的是非得失，有利于我们从历史教训中总结考试规律
一种对世界文明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中国古代发明，一项凝结历代无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无限智慧的选才制度，在她的故乡却遭到唾弃和冷落，这难道不应反思和回味？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分揭示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贡献，可帮助我们反观百年前科举制度的废除。不少论者已经注意到近代科举制之所以走向终结，除科举考试本身的不足和局限外，外部社会环境变化所形成的改革压力也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作为释放这种压力的一种反映，从某种程度上说，废除科举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宣泄的突破口。然而，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需要采取什么有效手段？改革需要建立什么新目标？如何应付突发事件，调节改革进程？如此诸多的重要问题，往往被忽略了。应改革者未必有效改革，不当废者往往急欲摧毁，以至不计后果。在激进与渐进、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往往难以清晰把握。
近代以来，中华帝国日趋没落，主权丧失，国势日蹙，失落、郁闷、躁动，急于走出困境的情绪弥漫于朝野之间。作为这些情绪的一种反映，急于求变之声甚嚣尘上，为获得改革的充分理由，又往往主张“矫枉必须过正”。将改革的对象大多归为“传统”的一部分，而“传统”往往意味着“坏”，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坏”的传统和“旧（坏）”政治往往相辅相生的时候，传统的地位和价值自然难受尊重。此一特征，贯穿于废除科举的全过程。清末民初之际，包括科举制在内的传统文化，被日渐趋新崇洋的知识分子视作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必欲连根铲除而后快，由此衍生的消极后果则往往又为改革者所忽略。不少论者注意到，科举急废成为近代中国激进变革的一种结果，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大肇因。改革的连续性、系统性以及改革措施的配套性往往被忽略了。科举制虽废，但没有更为有效的制度替代，就像有人“毁其旧屋，露处野以待新厦之成也”，或似有人“于新衣未成立之前，弃其旧服，兴无衣褐之叹也”。钱穆曾指出其造成的恶果：“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成大错。”应该说，科举革废，为当代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一切社会改革，都提供了一面历史明镜。
（三）东西方在对待中国科举制问题上展现出两种不同的学习路径，揭示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和贡献，有利于我们思考在当代改革中如何有效促进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自隋唐直迄明清前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其封建制度与文化向周边各国辐射，这些国家通过学习、引进中国文化迅速促进了自身的封建化，从当时来说这代表了一种历史进步；由于东亚地区在历史、文化、思维等方面的相对一致性，东亚国家较多采取移植、照搬，再以细微改造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科举制。相对来说，欧美的历史、文化与思维和东方国家有较大差异，这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既没有也无法照搬中国科举制的原因之一。至为关键的是，其时西方国家已先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建立与之相应的官员选拔制度，才符合各国发展的需求。因此，英、法、美等各国对科举制进行了“去粗存精，推陈出新”的扬弃，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科举制度的成果，使科举考试的理性内涵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各国国情相适应的文官考试制度。此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始终不渝地推进宪政建设，在官僚任用、考查和监督方面不遗余力，使考试的公平和透明更加充分。
从历史的角度看，东西方国家在中国科举制面前，采取了不同的学习路径，尤其是西方国家对科举的批判继承，这是很值得今人深刻反思的。因为，自古以来，文明的借鉴、融合与超越乃是国际通例，文化落后地区学习文化先进地区的器物、制度与文化，正如高密度的物质必然向低密度的物质扩散一样不可避免。但是，如何学习方才有效，怎样才能避免“淮橘北枳”，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君不见：自近代以来，包括考试制度的改革在内，中国思想界流行过西方多少时髦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有多少最终被证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又有多少理论与方法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改造、吸收？在改造和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到底积累了多少经验与教训？如此众多的问题，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正大步迈向现代化，我们必须慎重思考。应该说，剖析近代西方各国创造性地借鉴中国科举来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这一经典案例，既体现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某种贡献，也将留给当代中国人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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