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系统与人体系统同型。
谈到治道与医道统一性，《国语·晋语八》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黄帝内经·师传第二十九》上有：“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中华原文明从医学到外交（黄老心术）再到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是一本上古医书，其中所阐述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知识都是纲领性的，显得十分重要。这里笔者把《黄帝内经》中主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整理出来，希望引起国人对自己原文明形态的高度关注——尽管这些政治资料没有《黄帝书》（也称《黄帝四经》）那样系统和全面。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原文：
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实寒变，奉长者少。
译文：
春季的三个月谓之发陈推出新，生命萌发的时令。天地自然，都富有生气，万物显得欣欣向荣。此时，人们应该入夜即睡眠，早些起身，披散开头发，解开衣带，使形体舒缓，放宽步子，在庭院中漫步，使精神愉快，胸怀开畅，保持万物的生机。不要滥行杀伐，多施与，少敛夺，多奖励，少惩罚，这是适应春季的时令，保养生发之气的方法。如果违逆了春生之气，便变会损伤肝脏，使提供给夏长之气的条件不足，到夏季就会发生寒性病变。
玉忠注：
在环境经济学出现以前，人们长期以来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月令体系的重要意义。春天“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一直是中国千年黄金时代春季政令的基本原则；由于西方现代环境经济学没有自然主义世界观和哲学观的指导，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夏季休渔这类限时管制措施的重要性，但相对于中国古典政治学，这仍然是“头病医头，肢痛医脚”的办法。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平衡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最快的发展，达到平衡就要顺应自然，因顺天时。
原文：
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译文：
顺从阴阳的消长，就能生存，违逆了就会死亡。顺从了它，就会正常，违逆了它，就会乖乱。相反，如背道而行，就会使机体与自然环境相格拒。所以圣人不等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如同不等到乱事已经发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它发生之前。如果疾病已发生，然后再去治疗，乱子已经形成，然后再去治理，那就如同临渴而掘井，战乱发生了再去制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玉忠注：
按照自然原则，不治已乱、治未乱，是中国历代许多政治家的治国之本。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原文：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译文：
大凡阴阳的关键，以阳气的致密最为重要。阳气致密，阴气就能固守于内。阴阳二者不协调，就象一年之中，只有春天而没有秋天，只有冬天而没有夏天一样。因此，阴阳的协调配合，相互为用，是维持正常生理状态的最高标准。所以阳气亢盛，不能固密，阴气就会竭绝。阴气和平，阳气固密，人的精神才会正常。如果阴阳分离决绝，人的精气就会随之而竭绝。
玉忠注：
动态平衡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追求（《黄帝内经》中此类论述太多，下面不再引述），包括不同阶层利益的平衡（百姓均平）和经济中不同部门间的平衡。这种阴阳平衡的概念演化为中国古典经济学的轻重理论——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引入轻重理论中的常平仓制度，通过农业立法保障了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平衡，受惠至今——而国人只会骂中医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封建主义，悲夫！
《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原文：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食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译文：
黄帝问道：我想听你谈一下人体六脏六腑这十二个器官的责任分工，高低贵贱是怎样的呢？岐伯回答说：你问的真详细呀！请让我谈谈这个问题。心，主宰全身，是君主之官，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都由此而出。肺，是相傅之官，犹如相傅辅佐着君主，因主一身之气而调节全身的活动。肝，主怒，像将军一样的勇武，称为将军之官，谋略由此而出。膻中，维护着心而接受其命令，是臣使之官，心志的喜乐，靠它传佈出来。脾和胃司饮食的受纳和布化，是仓廪之官，无味的阴阳靠它们的作用而得以消化、吸收和运输。大肠是传导之官，它能传送食物的糟粕，使其变化为粪便排除体外。小肠是受盛之官，它承受胃中下行的食物而进一步分化清浊。肾，是作强之官，它能够使人发挥强力而产生各种伎巧。三焦，是决渎之官，它能够通行水道。膀胱是州都之官，蓄藏津液，通过气化作用，方能排除尿液。以上这十二官，虽有分工，但其作用应该协调而不能相互脱节。所以君主如果明智顺达，则下属也会安定正常，用这样的道理来养生，就可以使人长寿，终生不会发生危殆，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使国家昌盛繁荣。君主如果不明智顺达，那麽，包括其本身在内的十二官就都要发生危险，各器官发挥正常作用的途径闭塞不通，形体就要受到严重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谈养生续命是不可能的，只会招致灾殃，缩短寿命。同样，以君主之昏聩不明来治理天下，那政权就危险难保了，千万要警惕再警惕呀！
玉忠注：
《黄帝内经》的作者直接将人体系统和社会系统进行同型比较，突出了选举贤能最高领袖的重要意义。在西方系统论充分发展以前，所有谈及社会系统等级结构存在的人都被视为异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对社会系统的科学考察。系统论政治学终将取代牛顿以来原子论世界观的政治学，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这一伟大文明运动的推进器。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原文：
帝曰：愿闻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极，无夫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到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译文：
黄帝道：我愿听听有关临证方面的重要道理。岐伯说：诊治疾病极重要的关键在于不要搞错色脉，能够运用色脉而没有丝毫疑惑，这是临证诊治的最原则。假使色脉的诊法不能掌握，则对病情的顺逆无从理解，而处理亦将有倒行逆施的危险。医生的认识与病情不能取得一致，这样去治病，会损害病人的精神，若用以治国，是要使国家灭亡的！
玉忠注：
对现实进行客观考察是治国的基础，陈云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就是讲的中国哲学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陈云是现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它的“四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平衡，很容易从中国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去把握，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量资币，权轻重”——中国当代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当然看不起这些东西，他们那里什么都是洋大人的好。
《黄帝内经·素问·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原文：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译文：
黄帝道：诊察的方法怎样？岐伯说：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气虚实，实证用泻法，虚症用补法。但必先去除血脉中的凝滞，而后调补气血的不足，不论治疗什么病都是以达到气血平调为准则。
玉忠注：
从《逸周书》到《老子》，从医学到政治经济学，通过损有余、补不足达到动态平衡是中华原文明最主要的哲学方法，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黄帝四经》所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当然，在不同领域，具体的实施方法迥异，但基本原则一致。
《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原文：
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损，亦无殒也。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哀其太半而止，过者死。
译文：
妇人怀孕，若用毒药功伐时，会怎样呢？岐伯回答说：只要有应功伐的疾病存在，则母体不会受伤害，胎儿也不会受伤害。黄帝说：我想听听这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身虽有妊，而有大积大聚这种病，是可以用毒药功伐的，但是在积聚衰减大半时，就要停止功伐，功伐太过了就要引起胎儿死亡。
玉忠注：
儒家无论从世界观，还是在哲学方法上，都是对中国古典原文明的异化。中庸之道只会造成彬彬文士，如果治病总不用剧烈的药，恐怕也要死人——治国亦然，为人亦然。
《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 》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译文：
黄帝问歧伯说：我爱护万民，供养百官，征收他们的租税。我可怜他们有时不能生产自给，还连续发生疾病。我想在治病时不用药物，不用砭石，而用微针疏通经脉，调和血气，调整经脉的逆顺出入，使气血正常输布于穴位。同时下令将这种治疗方法流传给后世，必须明确制定出方法，从而使这种方法永远不会消失，历久而不失传，做到既容易使用又不容易忘记，所以必须使它有条理，区分篇章、表里分明，从始至终都这样。对所用的针具也要有规定出形状，所以，必须先要写成一部《针经》，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玉忠注：
治国与治身，皆“明为之法”，中国法家文明流源可渭远矣！
《黄帝内经·灵枢·师传第二十九》
原文：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优，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译文：
黄帝说：听说先师有许多心得，但没有在著作中记载下来，我希望听听并牢记，以作为行为准则执行。在大的方面用以治理民众的饥苦，在小的方面保养身体，使百姓不为疾病所困，上下亲善，造福后人，并让这些经验世代流传，朝夕借鉴。你可以告诉我吗？岐伯说，你的思想真深邃啊！不论治民治身、治彼治此、治小治大，治国还是理家，从来没有用倒行逆施的方法能治理好的，只有顺应客观规律才行得通。所谓顺，不仅是指医学上的阴阳、经脉、气血的逆顺，还包括对待人民要顺应民心。
玉忠注：
顺民心是法家的重要主张，人本主义，公权意识是中国古典政治经验学的典型特征。
《黄帝内经·灵枢·外揣第四十五》
原文：
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
译文：
岐伯说：问得很高明啊！不仅针道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如此。黄帝说：我想了解针道，而不是国事。岐伯说：治理国家和针道一样，都要有一个原则。没有原则，怎么可能把大小深浅不一的事务杂合而为一体呢？
玉忠注：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中医理论如此相通，西汉人们谈论经济时也谈“灸刺稽滞”，《盐铁论·轻重第十四》中说桑弘羊当治粟都尉，管理大农事的时候，大大整顿经济，就像用针灸治疗滞积，使全身血脉流通一样，所以各地方万物畅通，国家府库充实。（原文：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去稽滞”，让资本和物资正常流通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理论的重要内容。
《黄帝内经·灵枢·贼风第五十八》
原文：
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译文：
黄帝说：你所讲的都是病人自己所能知道的，但有的人既没有外来和邪气侵犯，也没有受惊恐等情志的刺激，却突然发病，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否因为鬼神作祟呢？歧伯说：这也是因为有宿邪潜伏在内而未发作，由于情感上有所变化，或有厌恶之事，或有所怀慕而不能遂心，引起体内血气的混乱，和潜伏在体内的病邪气两相结合，因而发生病变。这种内在的变化极为细微，没有明显的迹象，是看不见，听不到的，所以好象鬼神作祟一样。
玉忠注：
国人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很早就树立了起来，西方直到文艺复兴，自然主义科学观念才兴起，但在政治领域，基督教神学仍居主导地位。有人建议中国抛弃自然主义哲学观，全都改信基督教，又说离神有多少就离民主有多远，这种观点简直荒唐——民主不能囫囵吞枣地借鉴！中华文明不能弃之如敝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