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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黄帝内经》中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7-01-07

    社会系统与人体系统同型。

    谈到治道与医道统一性,《国语·晋语八》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黄帝内经·师传第二十九》上有:“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中华原文明从医学到外交(黄老心术)再到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是一本上古医书,其中所阐述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知识都是纲领性的,显得十分重要。这里笔者把《黄帝内经》中主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整理出来,希望引起国人对自己原文明形态的高度关注——尽管这些政治资料没有《黄帝书》(也称《黄帝四经》)那样系统和全面。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原文:

   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实寒变,奉长者少。

译文:

   春季的三个月谓之发陈推出新,生命萌发的时令。天地自然,都富有生气,万物显得欣欣向荣。此时,人们应该入夜即睡眠,早些起身,披散开头发,解开衣带,使形体舒缓,放宽步子,在庭院中漫步,使精神愉快,胸怀开畅,保持万物的生机。不要滥行杀伐,多施与,少敛夺,多奖励,少惩罚,这是适应春季的时令,保养生发之气的方法。如果违逆了春生之气,便变会损伤肝脏,使提供给夏长之气的条件不足,到夏季就会发生寒性病变。

玉忠注:

    在环境经济学出现以前,人们长期以来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月令体系的重要意义。春天“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一直是中国千年黄金时代春季政令的基本原则;由于西方现代环境经济学没有自然主义世界观和哲学观的指导,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夏季休渔这类限时管制措施的重要性,但相对于中国古典政治学,这仍然是“头病医头,肢痛医脚”的办法。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平衡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最快的发展,达到平衡就要顺应自然,因顺天时。

原文:

  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译文:

    顺从阴阳的消长,就能生存,违逆了就会死亡。顺从了它,就会正常,违逆了它,就会乖乱。相反,如背道而行,就会使机体与自然环境相格拒。所以圣人不等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如同不等到乱事已经发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它发生之前。如果疾病已发生,然后再去治疗,乱子已经形成,然后再去治理,那就如同临渴而掘井,战乱发生了再去制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玉忠注:

按照自然原则,不治已乱、治未乱,是中国历代许多政治家的治国之本。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原文: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译文:

   大凡阴阳的关键,以阳气的致密最为重要。阳气致密,阴气就能固守于内。阴阳二者不协调,就象一年之中,只有春天而没有秋天,只有冬天而没有夏天一样。因此,阴阳的协调配合,相互为用,是维持正常生理状态的最高标准。所以阳气亢盛,不能固密,阴气就会竭绝。阴气和平,阳气固密,人的精神才会正常。如果阴阳分离决绝,人的精气就会随之而竭绝。

玉忠注:

    动态平衡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追求(《黄帝内经》中此类论述太多,下面不再引述),包括不同阶层利益的平衡(百姓均平)和经济中不同部门间的平衡。这种阴阳平衡的概念演化为中国古典经济学的轻重理论——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引入轻重理论中的常平仓制度,通过农业立法保障了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平衡,受惠至今——而国人只会骂中医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封建主义,悲夫!

《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原文: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食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译文:


    黄帝问道:我想听你谈一下人体六脏六腑这十二个器官的责任分工,高低贵贱是怎样的呢?岐伯回答说:你问的真详细呀!请让我谈谈这个问题。心,主宰全身,是君主之官,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都由此而出。肺,是相傅之官,犹如相傅辅佐着君主,因主一身之气而调节全身的活动。肝,主怒,像将军一样的勇武,称为将军之官,谋略由此而出。膻中,维护着心而接受其命令,是臣使之官,心志的喜乐,靠它传佈出来。脾和胃司饮食的受纳和布化,是仓廪之官,无味的阴阳靠它们的作用而得以消化、吸收和运输。大肠是传导之官,它能传送食物的糟粕,使其变化为粪便排除体外。小肠是受盛之官,它承受胃中下行的食物而进一步分化清浊。肾,是作强之官,它能够使人发挥强力而产生各种伎巧。三焦,是决渎之官,它能够通行水道。膀胱是州都之官,蓄藏津液,通过气化作用,方能排除尿液。以上这十二官,虽有分工,但其作用应该协调而不能相互脱节。所以君主如果明智顺达,则下属也会安定正常,用这样的道理来养生,就可以使人长寿,终生不会发生危殆,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使国家昌盛繁荣。君主如果不明智顺达,那麽,包括其本身在内的十二官就都要发生危险,各器官发挥正常作用的途径闭塞不通,形体就要受到严重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谈养生续命是不可能的,只会招致灾殃,缩短寿命。同样,以君主之昏聩不明来治理天下,那政权就危险难保了,千万要警惕再警惕呀!

玉忠注:

《黄帝内经》的作者直接将人体系统和社会系统进行同型比较,突出了选举贤能最高领袖的重要意义。在西方系统论充分发展以前,所有谈及社会系统等级结构存在的人都被视为异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对社会系统的科学考察。系统论政治学终将取代牛顿以来原子论世界观的政治学,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这一伟大文明运动的推进器。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原文:

  帝曰:愿闻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极,无夫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到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译文:

     黄帝道:我愿听听有关临证方面的重要道理。岐伯说:诊治疾病极重要的关键在于不要搞错色脉,能够运用色脉而没有丝毫疑惑,这是临证诊治的最原则。假使色脉的诊法不能掌握,则对病情的顺逆无从理解,而处理亦将有倒行逆施的危险。医生的认识与病情不能取得一致,这样去治病,会损害病人的精神,若用以治国,是要使国家灭亡的!

玉忠注:

    对现实进行客观考察是治国的基础,陈云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就是讲的中国哲学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陈云是现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它的“四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平衡,很容易从中国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去把握,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量资币,权轻重”——中国当代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当然看不起这些东西,他们那里什么都是洋大人的好。

《黄帝内经·素问·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原文: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译文:

    黄帝道:诊察的方法怎样?岐伯说: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气虚实,实证用泻法,虚症用补法。但必先去除血脉中的凝滞,而后调补气血的不足,不论治疗什么病都是以达到气血平调为准则。

玉忠注:

    从《逸周书》到《老子》,从医学到政治经济学,通过损有余、补不足达到动态平衡是中华原文明最主要的哲学方法,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黄帝四经》所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当然,在不同领域,具体的实施方法迥异,但基本原则一致。

《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原文:

  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损,亦无殒也。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哀其太半而止,过者死。

译文:

    妇人怀孕,若用毒药功伐时,会怎样呢?岐伯回答说:只要有应功伐的疾病存在,则母体不会受伤害,胎儿也不会受伤害。黄帝说:我想听听这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身虽有妊,而有大积大聚这种病,是可以用毒药功伐的,但是在积聚衰减大半时,就要停止功伐,功伐太过了就要引起胎儿死亡。

玉忠注:

    儒家无论从世界观,还是在哲学方法上,都是对中国古典原文明的异化。中庸之道只会造成彬彬文士,如果治病总不用剧烈的药,恐怕也要死人——治国亦然,为人亦然。


《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 》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译文:

    黄帝问歧伯说:我爱护万民,供养百官,征收他们的租税。我可怜他们有时不能生产自给,还连续发生疾病。我想在治病时不用药物,不用砭石,而用微针疏通经脉,调和血气,调整经脉的逆顺出入,使气血正常输布于穴位。同时下令将这种治疗方法流传给后世,必须明确制定出方法,从而使这种方法永远不会消失,历久而不失传,做到既容易使用又不容易忘记,所以必须使它有条理,区分篇章、表里分明,从始至终都这样。对所用的针具也要有规定出形状,所以,必须先要写成一部《针经》,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玉忠注:

    治国与治身,皆“明为之法”,中国法家文明流源可渭远矣!

《黄帝内经·灵枢·师传第二十九》

原文: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优,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译文:

    黄帝说:听说先师有许多心得,但没有在著作中记载下来,我希望听听并牢记,以作为行为准则执行。在大的方面用以治理民众的饥苦,在小的方面保养身体,使百姓不为疾病所困,上下亲善,造福后人,并让这些经验世代流传,朝夕借鉴。你可以告诉我吗?岐伯说,你的思想真深邃啊!不论治民治身、治彼治此、治小治大,治国还是理家,从来没有用倒行逆施的方法能治理好的,只有顺应客观规律才行得通。所谓顺,不仅是指医学上的阴阳、经脉、气血的逆顺,还包括对待人民要顺应民心。

玉忠注:

    顺民心是法家的重要主张,人本主义,公权意识是中国古典政治经验学的典型特征。


 
《黄帝内经·灵枢·外揣第四十五》

原文:

    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

译文:

    岐伯说:问得很高明啊!不仅针道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如此。黄帝说:我想了解针道,而不是国事。岐伯说:治理国家和针道一样,都要有一个原则。没有原则,怎么可能把大小深浅不一的事务杂合而为一体呢?

玉忠注: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中医理论如此相通,西汉人们谈论经济时也谈“灸刺稽滞”,《盐铁论·轻重第十四》中说桑弘羊当治粟都尉,管理大农事的时候,大大整顿经济,就像用针灸治疗滞积,使全身血脉流通一样,所以各地方万物畅通,国家府库充实。(原文: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去稽滞”,让资本和物资正常流通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理论的重要内容。

《黄帝内经·灵枢·贼风第五十八》

原文:

    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译文:

    黄帝说:你所讲的都是病人自己所能知道的,但有的人既没有外来和邪气侵犯,也没有受惊恐等情志的刺激,却突然发病,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否因为鬼神作祟呢?歧伯说:这也是因为有宿邪潜伏在内而未发作,由于情感上有所变化,或有厌恶之事,或有所怀慕而不能遂心,引起体内血气的混乱,和潜伏在体内的病邪气两相结合,因而发生病变。这种内在的变化极为细微,没有明显的迹象,是看不见,听不到的,所以好象鬼神作祟一样。

玉忠注:

    国人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很早就树立了起来,西方直到文艺复兴,自然主义科学观念才兴起,但在政治领域,基督教神学仍居主导地位。有人建议中国抛弃自然主义哲学观,全都改信基督教,又说离神有多少就离民主有多远,这种观点简直荒唐——民主不能囫囵吞枣地借鉴!中华文明不能弃之如敝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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