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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国古典政治学的平等观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寄] 2007-01-02

与西方自由主义平等观不同,中国古典政治学在强调社会系统等级结构性的同时,在制度上保证每一个愿意为社会作贡献的人都有平等的参政机会

    上个世纪中叶兴起的系统科学为我们客观理解中国古典政治学打开了一扇大门。如果不是一般系统论的兴起,中国古典政治学最多只能在“封建等级制”的阴影下徘徊,它的万丈光茫显露于真理的阳光之下也将更加困难。

    就象L.V.贝塔朗菲一再强调的,系统论不仅是一种客观反映复杂系统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西方文明来说,这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革命,也是人类文明从西方过渡到东方的桥梁,尽管这座桥梁的建立才刚刚开始。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整体观念,它摆脱了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世界不再被简单地分割成互不相关的部分,用各部分间的单项因果关系说明事物。整体观念使西方思维方法复归了东方——在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中医中,人的心脏不单单是一个器官实体,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功能整体。系统论注意到,如果要素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作用,心脏从人的身体里摘除,它便不再是人体中重要的功能器官了。

    传统的机械决定论世界观认为,宇宙是由无秩序运动的、无个性的粒子所组成,这些粒子的随机运动产生了统计性的秩序和规则。机械决定论世界观投射到政治学上就是,社会是由个性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所组成的,大量意志自由的选民通过民主投票,统计出集体的共同意志,这一逻辑成为现代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系统论改变了西方古老的思维范式,它认为,人类社会系统包含一般系统的普遍特征,如整体性、联系性,等级结构性(也称层次结构性)、动态平衡性等等。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不同,在系统论看来人不再是社会系统中抽象的生而平等的独立个体,它是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一个要素。这也是中国古典政治学自然主义社会观的基本观点:社会系统存在等级结构性,人是社会系统中的功能要素,每个人都平等地分担社会整体的权利和义务,并按照每个人权利和义务实践功能上的不同划分社会等级结构,亦即爵位制度。

    《逸周书》是三千多年前西周初期政治文献汇编,该书是中国古代各家思想的源头。因为在“夏商周断带工程”中用复杂的天文学软件证明其中为儒家反对的《世俘》一章是武王伐纣的实录,使这本书的真实性大大增加了。

    《逸周书》开篇《度训解第一》是商朝末年周文王写的治国理念大纲,由于和儒家理念不同,儒又想以周为政治样板(孔子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孔子编辑《尚书》时干脆将这篇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删除了。《度训解第一》指出爵位制度是国家政治的基础。

    文章说, 天地生下民众就给他们制定了法度。量度大的与小的,称量轻的与重的,弄清本末两端,就能确定平衡中间。确定平衡的标准才能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直到补损到均衡恰当为止。排列爵次,以明确尊卑贵贱。辨明等级以安定民众。安定好朝廷内外,以成就君命;安定好公卿庶民,以便政令顺行。政令在朝廷内制定。制定人有来自近处,更有来自远处的。远处与近处的人才全都到来,政令最终才能完善周密。补不足损有余全在于分次精微,分次精微又在于君王英明。因此,英明的君王就重视精微而又遵循分次原则。区分了等级,民众就知道和睦;知道了和睦就会知道欢乐,知道了欢乐也会知道识哀伤;知道了欢乐哀伤就知道怎样做一个最明白的人,在朝庭内外分辨好人与恶人。(原文: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整,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自迩弥兴自远,远迩备极终也。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知哀以知慧,内外以知人。)

    有学者认为《逸周书》是对西周古文献的解释版本,就算是解释版本,对中国自然主义社会观的阐述也还是不深入的,在齐法家经典文献《管子》中,我们看到了对爵位制度的更深入平白的解释。

    《管子·乘马第五》中单独列出了“爵位”一节,作者认为,社会秩序必然具体等级结构,不可能一国之人都平等都尊贵,也不能没有尊贵者,只有公正的分清爵位的高低,社会才能管理得好。(原文: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後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後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战国另一位政治理论家慎到也注意到了社会系统等级结构存在的核心意义,并指出政治系统中科层制是为了公共利益。他说:“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慎子·威德》)

    那么爵位制度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是通过资源的配置。不同爵位的人享有不同的社会资源,由此防止了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实际上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几千年来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因之一。以汉白玉这种珍贵石材为例,据2006年底发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地质勘查发展规划》,北京独有的汉白玉备采资源已近枯竭。要知道,中国人从汉代就开始开采汉白玉,一直在国家标志性建筑上应用它,绝不应用于普通民居当中,这就保证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什么人、什么人建筑,只要有钱就能用汉白玉,导致汉白玉资源很快枯竭。当国人建中华世纪坛时,竟不得不用质地疏松的白渣料代替!


    中国古典政治学将这种可持续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概括为: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管子·立政第四·服制》上规定,要按照爵位制定享用等级,根据俸禄规定花费标准。饮食有一定标准,衣服有一定制度,房屋有一定限度,六畜和奴仆有一定数目,车船和陈设也都有一定的限制。活着的时候,在乘车、戴帽、职位、俸禄、田宅等方面,有所分别;死了的时候,在棺木、衣被、坟墓等方面,也有所规定。虽然是身份高贵,没有那样的爵位也不敢穿那样的衣服;虽然是家富钱多,没有那样的俸禄也不敢作那样的花费。天子衣服的花纹样式有明文规定,夫人不能穿常服祭祀宗庙,将军大夫穿朝服,一般官吏穿命服,“士”只在衣带边缘上有所标志。平民不敢穿杂有文彩的衣服,工匠、商人不得穿羔皮和貂皮的衣服。受过刑和正在服刑的人不能穿丝料的衣服,也不敢备车和坐车。(原文: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不敢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车。)

    当然,中国古代的服制制度并不完全适用于现代,但按一个人社会贡献的大小配置资源的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目前人类治理环境问题主要还是用限量和限时的管制办法,根本不能从社会结构的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有钱就可以无限制的买私人轿车,那么温室效应和石化燃料的枯竭就不可避免,由此引发的能源战争也将会愈发激烈。

     在现实生活中,爵位是由为社会作贡献的大小决定的——社会功勋制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为全民监督),它保证了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为社会作贡献,并取得相应的爵位、待遇。

    与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相对应,在中国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的千年黄金时代诞生了伟大的社会功勋制,它解决了政治录用中政治标准(德)与业务能力(才)统一的二难问题,因为只有政治标准合格的人才有为社会作贡献的动力,也只有有能力的人才会为社会作出贡献。

    西方现代政治学在解决政治标准与业务能力统一的二难问题时,引入了中国的科举制,建立了事务官制度。事务官系统与民主选举的政务官系统相平衡,是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这种德与才的分裂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在保证国家决策者政治忠诚的同时,无法保证其执政能力。

    中国的社会功勋制起源很早,在墨子看到的《尚书》中就有让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记载,据《墨子·尚贤中》,尧曾发布命令,要各位诸侯及在下执事之人,凡是有德之人即可显用,鳏寡之人也没有关系。因为出于崇高品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出于崇高品德的明察才是真正的明察。(原文: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周初,尽管封建亲亲原则在政治录用中占有主导地位,但社会功勋制也同时被强调。在大宰的职责中,有一项是选官原则,包括八点,分别是:亲近亲族、尊敬故旧、荐举贤人、任用能人、抚慰有功的人、尊重尊贵的人、提拔勤劳的小吏、礼敬宾客。(《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原文: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这里边进贤、使能、保庸、达吏显然与社会功勋制相关。

    在历代出土的金文文献中,我们也看到大量因功受赏的事例,但社会功勋制真正成熟起来应是在秦汉时期,特别是秦律和汉律在消失数千年之后重新面世,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功勋制是中国大黄金时代(柏杨先生语,大致指战国至西汉法家治国的时代)最基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功勋制废除了落后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使每一个愿意为社会作贡献的人都有平等的参政治机会 。

     过去学术界片面的认为,只有秦才主要实行军功制,就是得一首奖一爵,西汉主要是实行察举制。仕进途径包括荫任、纳赀、征诏、公卿举府掾属、举茂才、郡举孝廉、博士弟子甲科、军功等。但1993年汉成帝永始四年东海郡文书档案的出土则改变了世人对西汉选举制度的认识,因为在这些地方政府档案中详细列出了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其中括重要的一项就是任现职原因。我们统计发现,在收录的117人中,近80%都是以与功勋相关的原因升迁的,其中以孝廉迁者仅1人(孝廉实际上就是孝科,因为同时还存在着察廉这一科)、举方正除者2人、以廉迁者也仅15人,而且以廉迁者原本就是官吏。换句话说,西汉末年仅凭资本多少、意识形态或品德升迁的人是很少的。

    中华政治文明选举制度大体经历的世袭制、功勋制、察举制、科举制四个阶段,西方政治文明则经历了希腊直接民主、罗马贵族共和及现代部门分权民主几个阶段。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引入中国科举制嵌入部门分权民主,我们能不能改变目前中国察举制(民主推荐)为核心内容的选举制度,将中华文明千年黄金时代的社会功勋制与西方民主相结合呢——三种制度的不同点我们列表如下:

    现代西方:民主制+科举制

    目前中国:察举制+民主制

    新法家:功勋制+民主制

    功勋制摆脱了血缘、资本和人治的束缚,使德才之士能够在社会等级结构中脱颖而出,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最伟大的政治实践。再经自由选举的方式,让这些德才之士成为政治权力精英,主权在民也通过这一程序得到体现——建立在社会功勋制基础上的民主制无疑会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起点!

    历史永远不会失去生命,让中国古典政治学的太阳重新在茫茫九州升起吧!因为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她不仅仅意味着中华文明辉煌的过去,她更意味着人类文明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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