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教的教义理论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方面要强调“惟上智下愚而不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受命于天”这类以帝王为主来表述的“尊君至上”理论。

另一方面同时还要强调：孔子曰：“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两个方面的表述，是一对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表述：

1、假定，子曰“惟上智下愚而不移”是对的，那么做为“下愚之臣”怎么能判断“上智之君”的不义？“下愚之子”如何能判断“上智之父”的不义？

如果“下愚”们没有能力判断“上智”的不义，那么，子曰：“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是错误的。

如果，下愚们有能力判断上智的不义，那么 子曰：“惟上智下愚而不移”是错误的。

2、假定，子曰：“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是正确的，那么做为“下臣”能看到“上君”的不义，“下子”能知道“上父”的不义，那么，这不是在表述“下智上愚”吗？因此，子曰“惟上智下愚而不移”错误的。

显然，孔子自己的理论表述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这就是孔子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3、再假定，子曰：“惟上智下愚而不移”是正确的。那么，做为“下愚之臣”如何有判断能力来认定“上智之君”的“视臣如土芥”？

如果，做为下愚之臣有这样的判断能力，那么，孔子的“惟上智下愚而不移”就应该是错误的。

如果“下愚之臣”没有这样的判断能力来判断“上智之君”视“下愚之臣”为土芥，那么孟子凭什么论证：“下愚之臣”在没有能力判断“上智之君”视“下愚之臣”如土芥的时候，“则臣”可以“视君如寇仇”？这就说明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错误的。

4、假定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正确的。就是说下臣们有能力判断“上君”“视臣如土芥”。其“下臣”之智高于“上君”。那么，孔子的“惟上智下愚而不移”就是错误的。

假定3和假定4的例子只能说明，儒教的二位先哲之间的理论在逻辑上同样自相矛盾。

5、假定孔子曰：“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因其在逻辑上一致，所以都是正确的。那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儒教教义还能成立吗？

“君为臣纲”表述的是“君父”的意志是“臣子”们一切行为和意志的准则。就是说，“君父”的意志，“臣子”们必须服从。

如果在假定5中的孔孟之言是对的，那只能说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错的。

如果“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正确的，那么假定5中的孔孟之言就是错的。儒教理论的“三纲五常”否定了孔子的“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从假定5的例子看到，孔孟的儒教与儒教后辈集成的儒教体系相矛盾。

综上所述，儒教从创始人开始，就创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学派。随着儒教的发展，儒教在形成完整体系的同时，与其他宗教一样，形成了固有的自相矛盾的教义理论体系。

在哲学界有这样的一个定论：

建立在自相矛盾命题上的理论，就是谬论。

儒教正是一个建立在自相矛盾命题上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不是谬论是什么？

尊儒的人，由于对儒教这个谬论级的理论深信不疑，以至其在自己思维的逻辑性上，同样同样常常是自相矛盾和混乱不堪。

例如：唐朝的观贞之治，这是被史学家和儒家都共同赞美的时代。而创建观贞之治的两个著名人物李世民和魏征，按儒教的忠孝仁义的教义，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李世民策动玄武门事变，先弑兄建成、杀弟元吉，后又逼宫迫父李渊交权退位。嘿嘿，按儒教的教义，李世民是个典型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耻之徒。按儒教的教义，应该对李世民踏上一只脚，让李世民永远不得翻身才对。但儒教却对李世民歌功颂德，吹嘘李世民是千古明君，一代英主。

按儒教对李世民的评价逻辑，儒教的忠孝仁义涵盖了弑兄、杀弟、反叛父亲。

魏征是什么人呢？魏征，隋朝儒生，隋亡前，叛隋投唐太子李建成帐下任洗马。玄武门事变太子建成被李世民所杀后，魏征立即背叛东宫而投降到杀害太子李建成的刽子手----李世民----的帐下。就是这样一个多次反叛并反叛成性的魏征，却被儒教树立为“耿直敢谏”的清官形象。从儒教对魏征的评价逻辑看，忠义也涵盖了“反叛成性”。

可惜，魏征并不买儒教教义的帐：魏征曾信誓旦旦地对李世民的说“我不做忠臣!........”

尊儒的人们看看吧，就连古人都表现出对儒教中“忠孝仁义”教义的不屑。这足以证明了儒教教义中有太多的自相矛盾让古往今来的人们无以适从。

儒教就是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在哲学的逻辑推论上，还是在历史实践中，都被证明了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