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的大祭礼，以郊祭和禘祭为本，郊祭是祭上帝，在文献中已十分明显。至于禘祭，则是祭祖先以配上帝。《孝经》〈圣治章〉云：「孝莫大于严父，……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很明显就是说明祭祖是配上帝的。在大丰毁金文中，有提到「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熹上帝。」所谓「衣祀」，日本学者岛邦男在《殷墟卜辞研究》一书中指出，「衣」即「殷」，郑玄在《礼记》〈王制篇〉中云：「周祀的禘祭是在太室配祀文王于上帝，同样地，在殷末应当也为了尊祀其父而配祀于上帝。」

　　上古郊祭与禘祭，均以至高上帝为祭祀对象，并且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的数据。

　　甲骨文中的「帝」和「上帝」一辞出现极多，造形有二，一字多用在主语，另一字多用作述语，前者是指至上神，后者是对此至上神的祭祀。

　　至于「帝」字的象形，郭沫若、王国维、吴大澄等，均主张为花蒂之形，郭沫若认为花蒂能结果，「人畜多赖以为生。……复可化为亿万无穷之子孙，……天下之神奇，更无有过于此者矣，此必至神者之所寄。」又云：「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此说可以谓纯属玄想，并无任何考古与文献上的旁证、所谓生殖崇拜之一例，更显见其假设了十九世纪宗教进化论的观点，而这些理论至今早已被学术界摒弃，故在方法论上并无可靠之处。而且在甲骨文中亦发现没有郭所谓「子房」的象形之帝字，如在《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七二○，《殷墟文字甲编》第一一四八，均显明花蒂说的解释错误。

　　另一重要解释，为叶玉森及明义士之说，认为是束薪的象形，认为其字形象束薪于一架，其上有天，与甲骨文的燎字接近。这说法较为合理，因与《卜辞》出现多个不同的帝字字形均一致，亦与其它有关帝祭之甲骨文一致。不过我认为其所谓的「架」，应是一祭坛的象形。因如今在考古学上发现的各种史前文化，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均有祭坛，这与甲骨文的帝字造形亦是一致的。

　　至于《卜辞》中上帝的性质，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书中云：「由《卜辞》看来，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一切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由天所主宰。」

　　胡厚宣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中，有一文〈殷代之天神崇拜〉，综合上帝的能力有八点，一令雨，二授年，三降暵，四保王，五授佑，六降诺，七降祸，八降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