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思想惯性的作用下，新儒家再次将家庭伦理原则错误地引入社会治理和国际事务之中，这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我们郑重建议，在吸收国内外人类一切优秀政治思想成果的同时，在政治、外交领域对儒家进行彻底清算。即：罢黜儒术，尊以百家！

9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在军控领域的政策与主张。白皮书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严格控制国防支出。白皮书强调，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崇尚“以和为贵”、“协和万邦”。

人类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面对强大的武力威胁，“和平”两个字是用战士的生命写成的。面对复杂的社会变革，和谐稳定来自有力的法治；“协和万邦”并不能使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为贵”并不能使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减少——在传统思想惯性的作用下，新儒家再次将个人修身与家庭伦理原则错误地引入社会治理和国际事务之中，这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我们郑重建议，在吸收国内外人类一切优秀政治思想成果的同时，在政治、外交领域对儒家进行彻底清算。即：罢黜儒术，尊以百家！

1975：重新发现中国

谁也没有想到，公元1975年末的一次考古发现会改变两千年来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

那年11月初，农民张泽栋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修建排水渠道时发现新开的渠道里有一段青黑色的泥土，他意识到这种泥土与两年前云梦大坟头出土古墓的泥土一样；张泽栋抡起锄头向下挖了几下，渠道里便现出了一角椁盖板——中华历史的真面目就这样被一个农民揭开了！

1975年底至1976年春，湖北省考古工作者来到云梦楚王城西郊的睡虎地，开始正式发掘工作。在30米长的地段他们挖掘出12座古墓，其中11号秦墓地内，一具骨架的四周摆放着大量竹简——这就是睡虎地秦简，大秦帝国的法典——一个伟大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儒家两千年来编造的谎言瞬间成了历史长河中的泡沫。陈胜吴广因下雨失期原本不会被杀头，且惩罚很轻。秦法不是暴法，秦始皇不是暴君，秦朝是一个强大的法治盛世！

秦始皇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像所有站在历史潮头的政治领袖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样，他过度膨胀的财政政策后来成为秦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秦始皇以法治国的理念，一统天下的意志和礼贤下士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秦始皇不乏批评态度的司马迁曾记录下了秦始皇与军事家尉缭的交往经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恭敬、宽厚、朴素的领袖风范。《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大梁人尉缭来到了秦国，向秦王提出建议说：“与秦国的强盛相比，其他各国的诸侯就如同秦国郡县的首长一般。但我害怕的是这些不起眼的诸侯搞联合，哪一天出乎我们的意料来进攻，这也是智伯、夫差、齐王之所以败亡的原因。希望大王千万不要吝惜财物，拿去贿赂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以此来打乱他们的合谋计划。大王只不过损失30万金，却可使各国诸侯全部被吞并。”秦王听从了他的意见。每次接见他，都用相互平等的礼节；穿衣、吃饭的规格、标准也要和尉缭同等。慰缭说：“秦王这个人的相貌特征是，高高的鼻子，细长的眼睛，鸷鸟般的胸脯，豺狼一般的声音。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是对人刻薄寡恩，心似虎狼般凶狠；当他不得志的时候，会主动对人表示谦卑；而当他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去吞食别人。我只不过是一名平头百姓，可是他见到我时，却常常显出谦恭低下的样子。如果有一天他秦王真正实现了统一天下的志向，那么，天下的人可就都要成为他的奴仆了。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长久在一起共事的。”于是他就准备逃离秦国。但这事被秦王发觉了，就竭力劝阻他，让他担任秦国尉，并最终采用了他的计策。

秦始皇对尉缭以礼相待，后者却污蔑他，并准备逃走；事情败露后秦始皇不但没有杀尉缭，还苦口婆心地劝他留下来，让他担任秦国的高级官员。事实上受到秦始皇礼遇的知识分子很多，包括姚贾、李斯等人。

1993年3月，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813枚竹简，其中《效

律》简96枚，与睡虎地秦简《郊律》基本相同；《政事之常》简65枚，采用图表形式诠释类似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日书》简数量最多，大部分与睡虎地秦简相同。王家台秦简的出土再次证明了睡虎地秦简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就如同中世纪的学者通过《查世丁尼法典》看到了古罗马的辉煌一样，今天我们通过《睡虎地秦简》看到了大秦帝国的辉煌。

中华民族不是腐朽和腐败，我们要恢复她的伟大与光荣！这个口号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激荡着，即使他们一下子还不能脱离儒家思想的桎梏；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恢复使大秦官吏清廉、社会稳定、国家强大的法律制度，彻底清除给中国带来无数灾难和耻辱的儒家治国理念！

要法治还是要人治

我们反对儒家，并不反对它在家庭伦理原则，而且我们认为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在反对贵族世袭统治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尽管客观上起到了南辕北辙的效果；我们反对的只要儒家的人治思想和外交理念。今天中国不能再靠一波又一波的“造人”教育运动推动政治发展，那只会造就越来越多的现代“颜伯焘”——邪片战争时期地方大员颜伯焘一方面倡导所谓的“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刻石立碑，另一方面却腐败无比。

儒家思想与法治社会是不相容的，将家庭伦理应用到社会政治中必然造成人治，今日之新儒家欲在法治框架内重塑儒学，如同负薪救火，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一边提倡以法治国，一边在家庭领域，且只在家庭伦理领域推行儒家思想。统一天下后，他勤于国事，曾五巡天下。公元前219年东巡时，他曾南登琅琊，立刻石颂秦德，铭文开宗明义地指出：“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这里法治是作为总纲领提出的，而父子和睦、仁义说的只是个人品德优秀。

深深影响了秦始皇的韩非子早就发现只有法治才能使一个国家持续强大。与十九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不同，韩非是通过将秦与东亚大陆其它国家兴衰史相比较，而前者是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诸国相比较。《韩非子·有度》在记述了楚，齐，燕、魏的历史后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句话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能够永远保持强大的，也没有永远处于虚弱的。执法者只要依法办事，那么国家便强大了，执法的人不能依法办事，那么这个国家便会衰弱。

除了用历史事实，韩非还从理论上说明了为什么法治远远优于人治的道理。因为尧、舜那样的好君主和桀、纣那样的坏君主都是很少出现的，而中等才能的君主却很多，法治能保证中等才能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不必等待尧、舜的出现。《韩非子·难势》中说：“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况且尧、舜、桀、纣很长时间才出现一个，这就算是肩挨肩、脚挨脚地出现了。历代治国的君主在中等才能的不断出现，我之所以讲势治，就是为这些中等才能的君主。中等才能的君主比上赶不上尧、舜，比下也不像桀、纣。只要他们坚守法度拥有权势就能治理好天下，背离法度丢下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如果放弃权势背离法度来等待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出现时天下才会治理好，是使天下千世混乱而一世太平。相反，坚守法度拥有权势来等待像桀、纣那样的君主，只有像桀、纣那样的君主出现时天下才会混乱起来，这就将使天下千世大治而一世混乱。

不幸的是，几代人坚守法治的大秦帝国毁在了秦始皇的儿子胡亥手上。正是他在赵高的劝说和李斯的纵容下背离了商鞅以来的法治原则，秦国迅速灭亡了。两千年来，儒家一直以此来反对法家，他们欺骗国人说是法家本身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

为了将儒家导入政治轨道，儒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诸葛亮是法家治国。事实上诸葛亮治下的蜀国既没有实行全民监督，也没有实行国家功勋制，连法家治国的基本特征都没有，何谈法家。儒家有人认为严厉治国就是法家，事实上法家治国不是严厉的，而是严谨的。以刑去刑的目的是让更少的人犯罪，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福祉。

更有甚者，因为宋朝的时候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有人就说儒家鼎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值得我们学习。只要读过宋朝历史的人都知道，文官地位极高，儒风极盛的宋朝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无限的失败和耻辱。有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副所长房宁先生同笔者谈起这段历史时感叹说，小康之家也要养大狼狗——未来即使中国比美国富裕一倍，我们也必须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否则再大的GDP都是海市蜃楼！

罢黜儒术 尊以百家

我们主张法家治国，并不是说法家是万能的。面对引入西方法条造成的有法不行的严酷现实，我们主张将法家现代化，用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华法系打造现代化法治社会。拘泥于历史本身就违背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原则，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法家的主张：

首先我们不能反对被韩非称为“五蠹“之一的工商业。今天与商鞅时代不同，当时农业是国家的基干产业，只有强大的农业才有兵源，才有余力发展军工，所以重农抑商有利于秦帝国的强大；我们处在现代工业社会，除了农业部门，还有更为重要的工业部门。为了二者的共进发展，我们需要引入西方先进的经济学思想，特别是适用于后发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合作主义及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等等。

其次，在现代社会光“以法为教”是不够的，知识的创新客观上需要自由讨论的社会环境，只要不违背国家根本利益，百家争鸣是永远值得提倡的。商鞅斥儒家为“六虱”的目的是反对它的人治思想，因为那会导致国家力量被削弱。《商君书·靳令》中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最后，法家同儒家一样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最高领袖的继承问题，这方面西方民主制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无论是古典阶级混合均衡民主还是当代阶级专政部门分权民主——笔者在《论最高领袖原则》一文中对此作了初步探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是滞后的，这已经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混乱。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分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资本的全球化，生产分工呈现全球化垂直特征，民族国家内部阶级斗争转化为不同经济板块国家间的斗争。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生产车间”的时代，中国的民工和民族企业家都成了资本/技术板块国家的无产阶级。历史要求新的政治经济政策——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