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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养狗与养廉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寄] 2006-11-04

 

国人早已失去了对中国古典政治学重其轻者法律原则的记忆,一味坚持西方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导致国家越来越乱——无论在社会治安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这样!

    最近中国的狗倒了霉。据说犬伤人、犬扰民等问题已成为一大公害,于是全国各大城市都加大了养犬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力度。读者千万别当儿戏,这已经被提到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北京的口号是:“创建和谐社会,争做文明养犬人”。难怪各地养犬办的编制都不够了,警察也走上街头,拿起武器(扫帚)来打犬。

    但笔者不认为这场运动能根治城市犬患,至多狗儿和狗儿的主人会老实几天罢了。以我们的小区为例吧!本人不才,所住的小区可是中国居民素质最高的小区之一,这里是北大老师的居住区。按理说小区犬患当小些,但就在8月22日居委会贴出了公告,标题是《再强调必须坚持文明养犬》,上面说,养犬人最近又放松了自我约束,出门不牵绳惊扰他人,随地便溺现象又有所抬头,还要请广大居民监督举报云云。

    看来我们小区早就“强调”过了,要不怎有了“再强调”!借全国整治运动,可能要“再再强调”了。这倒使人想起中国人反腐败,一再强调,强调得太多了,腐败似乎成了社会行为的方式,用那些天才经济学家的雅语说是“润滑剂”。

    中国新法家反对一味学习西方,但很多人都吃这个,所以咱也学那些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潇洒西化一回。

    你看人家美国,妈妈的(阿Q先生语),有4500万宠物狗饲养者,养了6300万只犬,却没有犬患。借用茅于轼的话说,那才叫真正的和谐社会。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美国的狗并不比中国的狗素质高,为什么人家没有犬患呢?

    除了为狗服务的市场体系完善及有完善的涉犬法律之外(我敢肯定中国的相关法规比美国的多,当然,中国的反腐法规之多更是美国人不敢望其项背的),最为主要的事,美国有“三吠原则”,就是居民区内犬吠超过三声,狗主人就要受到相关法律的惩罚。

     这个“三吠原则”用中国古典经济学诠释就是重其轻者,轻罪重判,使人不敢犯重罪,历史证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反之,如果实施西方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只能使社会越来越乱。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国人竟把轻轻重重原则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今年还有人到全国人大会议上去发言,大讲轻轻重重——学习西方就是先进和文明;传承中华原文明就是封建主义,重其轻者则成了封建暴法的罪证,国人就是这样把自己涂成白脸的——他们忘了,我们曾经有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犯罪率几乎为零的治国经验!

    伟大的中国古典政治学典籍,商鞅学派的代表作《商君书》中屡次提到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并指出重重轻轻刑事政策是错误的,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关系到国家强弱存亡的根本。《商君书·说民第五》中说,用刑时,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轻轻重重,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原文: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商君书·靳令第十三》中几乎用相同的话说,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原文“轻其重者”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轻其重者”几个字)。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原文: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就如同美国人在农业上会用常平仓政策(千万别说我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附会“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曾明确指出他的政策榜样是王安石变法),但却不能在其他领域应用中国的古典经济学核心轻重理论一样,美国人会在养狗时用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但在其他法律上并不会将之作为一个普遍原则——真希望国人能够自觉地应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中国会少走多少弯路啊!中华复兴的路径太曲折,代价也太高了——西方所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鲜为人知的合作主义)我们都认真试过了,还不行。同胞们,无论我们如何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让我们早日回归自我吧!

    笔者常常想,假如我会催眠术,我首先要使炎黄子孙恢复历史忘记,让他们知道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中国不是封建专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反封建、反专制成功的国家。不能因为中国人区分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就说她是封建等级制。不能因为中国人既实施了部门监督又实施了全民监督,就说中国政治黑暗了五千年,中国人爬行了五千年——同胞们,你们知道吗?你们肩负着改造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使命,因为你们遗传有最高贵的灵魂——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最近又人消息说,武汉市为了治理犬患,在治理方法上“大胆创新”——给狗注射电子芯片;也不知能不能给人注射芯片,这样还可能减少腐败呢?

    养狗与养廉,无论用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抛弃中国古典政治学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我们的目标与我们的方法只会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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