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周时代的群星谱中，有两位必不可少的人物，就是管仲和鲍叔牙。管、鲍都是颍上人，他们的故事流传甚广，尤其是在故乡的民间。读明代冯梦龙和清代蔡文放的《东周列国志》，觉得管仲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鲍叔牙也是英雄。两个英雄的惺惺相惜，持久而动人的友谊故事，以及在经国大业上的无私合作，是堪称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的。

第一个把管、鲍写入史书的是司马迁。管仲有幸被他纳入与时隔一百多年后的晏婴合传－－《管晏列传》。司马迁的功劳是记载管仲入正史，并正确地确定了管仲的籍贯是颍上。中国史家雅好春秋笔法，热衷于所谓的微言大义，以微见著，用今人的话就是拐弯抹角留尾巴。太史公也未能免俗。对管仲他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歌颂，于是乎用“合传”的形式，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但是，司马迁骨子里存在贬低管仲的成分。他说管仲“常欺鲍叔”，“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他不无醋意地写道：“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奇怪的是，司马迁如此高看鲍叔，却对鲍叔的生平不着一字，以致直到晋代张处度注《列子》，才第一次确认鲍叔是颍上人氏。

其实一部《论语》记载的很分明，孔夫子对管仲的评价颇有辩证法，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物质文明的贡献方面，对管仲推崇备至，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二是在“仁”这个核心方面，给管仲以充分的肯定，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意思说管仲帮助齐桓公打天下，不用武力就可以统一诸侯，施行的是大大的仁政；三是在履行周礼方面，孔子对管仲明确表示了不满，认为“管仲之器小哉。”因为管仲不能勤俭从政，也不能遵循周礼；严厉谴责管仲修建“三归”、“树塞门”、“有反坫”这样的逾礼之举。

对此，我们固然不能苟同孔子的观点。孔夫子如此品评管仲，有多少偏私和合理的内核不说，然而孔夫子讲究“仁”学和“礼”治，一心要复活周礼，不太重视社会实践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对管仲的价值看的不太全面甚至苛求，是合乎他的孔夫子逻辑的。所谓“道不同，不予为谋”。仅仅因为管仲某些行为突破了周礼的束缚，就被扣上“器小”的大帽子，孔仲尼自然难辞其咎。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反映的孔子对管仲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生了前贬后褒的巨大变化。遗憾的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这一点，连管仲的“贤臣”的资格也否定了，说“孔子小之”，即认为孔子瞧不起管仲，未免过于武断，也未必符合孔子完整的本意。

司马迁在《管晏列传》里写道：“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看起来是赞扬了管仲，其实司马迁这里引用的是孔子《论语》的观点，却故意略去孔子原文中“不以兵车”一句关键的话。接下来司马迁也引述了《管子》一书中某些名言，如“下令入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过，司马迁还是在挑剔：“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至王，乃称霸哉？”这大有点今天的学者指责毛泽东雅好“斗争哲学”，不用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而偏偏要用“枪杆子打江山”的味道。

管仲最倒霉的时候可能是在宋代的苏洵写出《管仲论》，而又被收录进《古文观止》的时代。在苏洵的笔下，连司马迁那点史笔的长处也不见了，只剩下齐国之“治”，“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而齐国之“乱”，“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时髦一点说，齐国当年的富强是鲍叔的功劳，与管仲没有关系；齐国的衰败，也不怪竖刁、易牙、开方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而应当由早已死去的管仲负责。说实话，只有读了苏洵的文章才会懂得刀笔的可怕，和文人趋时的邪门。换言之，不读苏洵就不懂得正面文章反面作和反面文章正面作的精义，也不相信《古文观止》这样历史上曾经风行而时髦的教科书中，也会选录入只讲歪理逻辑荒谬的文章。由此还可以隐隐悟到，所谓正统文人，之所以全然失去创造力，乃是因为世道的误导和自我灵魂的走火入魔。

管仲及其管学的遭致贬损，看起来与孔子儒学的昌兴有关，其实也不全是客观原因，而与国人庸俗的劣根性有关，官方只是利用并进一步扭曲了文人的嫉妒心态罢了。鲁迅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于今为烈”。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统治者如果没有立言，无论看起来怎么不顺眼，也不会遭到某些文人阴毒的贬损，而只会遭到他们的粗口詈骂，譬如秦始皇、汉高祖、隋炀帝。而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立功而又立言，譬如管仲和曹操，那就非有争议不可。曹操被骂的最厉害，所以触底线而反弹，始由鲁迅，继而有郭沫若等大文豪给他翻了案。管仲没有像曹操那样被骂的一塌糊涂，也没有在戏台上被公然涂成白脸，只是在孔子以后的中国文人的字典里几乎没有管仲的存身之所。然而，因为一部《管子》仍时不时在统治阶级那里会得到阳违阴奉的遵行，似乎像中国武术一样成为大内的独门功夫，所以管仲虽遭贬损反弹力却很不足。在中国似乎只有合乎孔圣人封建纲常的道德文章，才能流传，管仲《管子》可以流传下来，而且版本翻新，历代都有用心的学者倾注心血，也算是一个千古奇观。

苏洵的“管仲论”把管仲白脸化了，而司马迁无疑是给管仲抹白脸的第一人。“非管”论的泛觞，看起来源于孔子，其实主要是司马迁的春秋笔法所致。苏洵的“非管”论看起来是彻底的，但是由于他的否定不是辩证的否定，而是简单的诋毁和诬蔑，所以也不能根本摧毁管学的价值，只是让管仲在官场，成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不能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罢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十七世纪中叶，即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屠隆来颍上任县令的所作所为，以及留下的业绩文章中得到些微感受。顺便说一下，在“几千年邑无祠”（屠隆语）的政治背景下，屠隆的兴建管鲍祠，及其所撰写的一篇极为经典的正面批判“非管”论的好文章《管鲍祠碑记》，是里程碑式的大动作，在管鲍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另类的“管仲论”，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

清代康熙年间，即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吴楚材和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问世，把“非管”论，完全推广到了民间，“非管”论流毒甚广。有的甚至诋毁管仲为忘恩负义的小人，把管仲尊为杂行的祖师，是妓院供奉的偶像。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打压，使管学几乎完全退出主流社会，除郭沫若等少数史学大家以外，连上世纪那些中国革命的伟人，也对管仲和管学知之甚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批儒平法”，管仲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才又一次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颍上县还专门成立了管仲研究组织，具体名字叫什么不大清楚。这回的“管仲论”当然是正面尊崇的，没有任何批判的分析。意味深长的是这里似乎已经没有鲍叔牙的什么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百花齐放，管仲的文章事迹首先从改革和经济学的角度，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殿堂里供奉的仍然是以孔孟的东西为多。只有一到“依法治国”或“以德治国”或提倡“廉政”的流行口号时，又会间或想起管仲和管学来，而鲍叔已经纯乎成为管仲的一个陪衬了。所以颍上县作为管仲和鲍叔的故乡，对于管仲几千年的所经历的意识形态纷争、时事变故和事态炎凉，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晴雨表。这也说明有伟大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就像一面镜子，无论覆盖多少时光的沙尘，总会映照出世事人心，也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经历怎样的世事沉浮，总能够持久地发挥作用，给后人以深刻的智慧和启发。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