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明昌悲剧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提到广东南海市华光老板冯明昌骗贷74亿的惊天大案后，“华光”案很快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不仅应为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还应为在此案件纷纷落马的官员之多，这些人包括：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原副行长叶家声、佛山市分行原行长林俊江、南海区支行原行长林裕行、南海区财政局原局长孙伯宽、何伟林等人。

记者将“华光”案称为冯明昌悲剧并不是因为记者同情冯明昌或其它落马的官员，而是因为这起案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官商勾结的宿命——商人的最终毁灭——那些本应成为商界精英或商界领袖的人常常不得不在铁窗后面漫渡余生。

在“华光”案中，真正的“老板”不是冯明昌，而是当地政府的一批中高层官员，正是在这些“政界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冯明昌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掌控，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运作。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面对高达74亿元巨额贷款，连冯明昌这个老板自己也搞不太清楚钱都哪里去了，他对调查人员中反复说的一句话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呀，替政府签字呀。”

冯明昌案曝光后，甘肃首富张国芳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据有关人士透露，涉及张国芳的“问题”并非甘肃方面在查，而是中纪委直接掌管。该省委某领导曾在高级别的内部会议上，要求凡是与张国芳有过“经济关系”的赶快交待。据说张国芳可能与40多位官员“有染”。

在“华光”案浮出水面后，7月9日《中国青年报 》发表属名文章惊呼：新官僚资本破“壳”而出 ！该文言辞激切指出：“之所以把出现在冯明昌背后的官员们称为‘新官僚资本家’，是因为他们不仅具有典型官僚资本所具有的特性，而且还借助了当代中国特殊的体制性背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把民营经济统一于整个经济建设事业之中，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是，在许多地方，一些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并没有靠自身的力量，而是由地方基层政府的中高层官员一手操办。这种操办在清官那里，可以解释为鼓励、扶持和帮助；在贪官那里，就刚好可以找到一个合法的掩护体，制造冯明昌这样的傀儡，暗中骗取国有资产，进行血腥的资本积累。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在许多方面没有彻底实现‘国民待遇’的时候，政府官员的插手往往都别有意图。”

那么，在中国社会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商人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吗？答案是：不可能；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想法不过是学者们善意的一厢情愿而已！

现代中国商人

今天，研究西方商业及西方商人的书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目的当然是引进西方的管理经营理念，好象没有那些东西你就不会成为一位现代商人——这是怎样的愚蠢和错误啊，事实上无论从产生还是从发展上来说，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完全不同——中国商人就是中国商人！

从词源上理解中国商人与西方商人的历史渊源是很有意思的。在西方，商人阶层形成的转折点是10世纪以后流浪商人在城镇的外围定居下来（他们不可能进入教会城镇内部，那是教士和贵族统治的地方，而商业和商人向来为封建社会的上层所不耻），开始时只是暂时停留，费尔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Phillppe Wolff,The Awakening of Europe）一书中写这样描述道：“在旧罗马城市的城墙外，出现了新的区域，这些旧的罗马城市半沉睡了好长时间。里面充满了商人和手工艺者。他们中许多人只是冬日里前来定居，一俟天气好转，便又出发去旅行寻找顾客。”在德语中城堡一词为burg，法语中为bourg。与此相对应，德国人将那些围绕旧城堡而居的人称为“Burgher ”，法国人称之为“Bourgeois”，这两个词后来都被纳入了英文词汇，“burgher”的意思是公民， 市民，主要指某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的市民或镇民；而“bourgeois”指商人，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

进入12世纪，随着商人在城镇的不断聚集，很快吸引了各种工匠的到来。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对付封建势力的侵犯，防止逃入城市农奴的竞争，自发地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组织——行业协会——具有独立意识的商人阶层开始逐步形成了！

而中国商人成长的历史与此完全不同，他们一直是在政治的羽翼下成长，也总是在政治的襁褓中窒息。尽管《史记》上说五千年前我们的先祖神农氏就“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也有人说是神农氏炎帝的“商业部长”祝融作市），但大多数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商人最早源于商代。据说伟大的商汤曾采取伊尹的策略，让亳都的妇女赶织丝麻织品以换取夏人的粮食。历史上商朝的统治区域远远超过夏代，青铜铸造、玉器、漆器、建筑、丝麻纺织品等技术得以很大发展，河南柘城心闷寺商代遗址就曾出土至今所见最早的麻鞋。当时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城市、交通条件大大改善。商朝人“通川谷，达陵陆”，与周边各方国及边族人民交通贸易日益发达。商品交换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导致货币的产生，贝就是商代货币，以朋为单位。商亡后，有相当的殷遗民田宅被减少，强迫外迁，有些人被剥夺了田宅，处于周人的监管之下，那么这些人何以为生呢？在“殷人重贾”的风气下，经商便成了许多人的选择，而商人也成了从事买卖的人的代名词。

中国商人源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经考古证实的政权，这似乎决定了中国商人天生缺乏独立性和他与政权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在一个传统重农社会中，这也决定了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常常是悲剧性的命运。由于历史的惰性，中国商人的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他们没有象西方商人那样经过长期有努力形成自己独立的利益表达机制。

官商革命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著名的商人，但却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商人阶层。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商人出身的管仲重农而不抑商，使齐国很快登上了中原霸主的宝座。

早年经商的管仲懂得市场及商业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利用金融资本换取最大的利益。管仲首先让士农工商都要分类而居，在都城内编工商为六乡，士为十五乡。城郊按邑卒、乡、县属编制，设官控制；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就奖励捕鱼煮盐，实行海盐国家专卖。当时各国贫盐，管仲单方面抬高盐价，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天下黄金越少，齐国越提高金价，高价收买各地黄金，以至于形成黄金垄断。国家对工商业的保护使齐国迅速强大了起来——齐国的工商业是在国家的保护下成长的，管仲死后，人亡政息，商业和商人的后台也就垮了下来。

春秋时期商人地位最高的国家是主要由殷人后裔组成的郑国，据《左传》记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宗周畿内，因时届西周末期，宣王没有什么可以分给自己的弟弟，只好把一批买卖人，属于商族后裔的商业奴隶分给了郑桓公。后来郑桓公率众远迁“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后，同这些商人订立下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就是说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预商人的财产和营业。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里，这个著名的“法律”被牢牢地遵守。由此，郑国商人彻底摆脱了西周时“工商食官”（当时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封建领土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的制度，像弦高那样负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自由商人出现了。

秦汉以后直至清末，中国历代王朝都奉行抑商政策，政府官员往往任意剥夺“四民之末”商人的财产。商人再也没有郑国那样宽松的经济环境了！

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的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度突显了出来。在江苏铁本事件之后，7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实践证明，中央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也是积极有效的。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要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对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要坚决加以抑制，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薄弱环节要采取措施切实加强。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时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深入开展执政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必须调彻底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商人依附于政府的局面，那样只会造就更多的“冯明昌悲剧”，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学习西方，让商人阶层（bourgeois，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在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是极其危险的，那样作甚至会因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将中国推入混乱之中。可行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政府建立各种行业经济委员会，公私合作，国家将商人直接纳入决策体系——这将在政府与商人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英国人称之为“伙伴关系”），它将成为中国官商革命的起点！

现代国家不是像原子那样堆积起来的简单集合体，国家有自己的控制中心，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政治家、军人、商业领袖、艺术家、哲学家及每位国民的心中并通过法律、伦理、教育等形式具体化。现代商人作为国家经济的推动力量，面对现代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必须进入到国家决策系统之中。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通过所谓的反腐还是所谓的调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官员与商人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而和谐的政商关系是建立健康市场经济的基础。